明朝从洪武元年(1368)算起,到崇祯十七年(1644),共有二百七十七年的历史。二百七十七年当中,先后有十六个皇帝在位,与以前的朝代相比,君权说得上极大,可惜够得上行使此极大权力的皇帝,仅有太祖、成祖两个,再除去三四个差强人意的之外,其余大多非昏即愚。皇帝的昏聩,带来的是大权旁落,奸臣横行,忠良之士难有好下场。在明朝政治的腥风血雨中,始终走动着泰州人的身影,明初有洪武年问的翟善,明末有崇祯年问的吴牲、高谷、储嵯、宗臣、李春芳穿插其问,基本上贯穿了明朝整个的历史。他们当中,翟善、高谷、李春芳、吴牲四人官做得都很高,基本上相当于宰相之职,储增和宗臣官职虽然稍逊一筹,却也各有建树。若论政治作为,他们也许都说不上卓著,但在仕风疲软的明代官场上,他们却努力坚守着自己为官为人的准则,活得清清白白,问心无愧。如果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看,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泰州地域文化的一些特点,折射出时代社会政治的某些侧面,而引起我们的注意呢? 一、翟善 明初的官场是危险的。对于那些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舍生忘死、战功赫赫的功勋元老们来说,在他们还没有回过味的当口,一把把锋利的宝剑就已悄无声息地悬在了他们头上,来得特别地快,也格外让人寒心。不过,这就是政治。对于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军们来说,他们还有些陌生。朱元璋没读过什么书,如果不是做了皇帝,他也不懂。正是因为做了皇帝,他才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些昔17t生死与共的“铁哥儿们”对他的威胁。是啊,从前一起吃喝拉撒,称兄道弟,彼此了解得太透,皇帝在他们眼中,就少了几分威严和神圣。酒酣耳热之际,说不定还说过“皇帝轮流做”之类的狂言,如今江山打下了,个个都成了功高权重的主儿,说不定哪一天,还真会把老底揭穿,顺势再到龙椅上坐一坐。你说,这样的事情轮到谁头上能睡得着觉?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难免动杀心。这既是本性使然,也可谓政治的规律。以前不是没有过,刘邦是一个,赵匡胤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更重哥们儿情谊一些,他手下的哥1'flJL也都识趣,所以,“杯酒释兵权”之后,也就罢了。这些前车之鉴,读过不少书的刘基就懂,所以,江山一定,卷起铺盖,立马走人,“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就是这样,他还是死了个不明不白。李善长也应该懂,但有些恋权,他的被杀就怨不得别人。话说回来,朱皇帝的杀心太过于膨胀,膨胀得不问青红皂白,不论亲疏远近,统统一网打尽,连儿女亲家都不放过,他的残忍,说得上是“前无古人”。就这样胡惟庸被杀掉了,李善长被杀掉了,蓝玉被杀掉了,牵连到的十万余人也都被杀掉了……杀来杀去,功臣没有了,心病解除了,朱皇帝放心了。他的目光,也一下子停留在一个年轻的泰州人——翟善身上。 翟善是泰兴人,《明史》中关于他的记述不多,兹引述于下: 翟善,字敬甫,以贡举历官吏部文选司主事。二十六年,尚书詹徽、侍郎傅友文诛,命善署部事,再迁至尚书。明于经术,奏对合帝意。帝日:“善虽年少,气宇恢廓,他人莫及也。”欲为营第于乡,善辞。又欲除其家戍籍,善曰:“戍卒宜增,岂可以臣破例。”帝益以为贤。二十八年坐事,降宣化知县以终。 翟善生年不详,但从朱元璋“善虽年少”的语气中,大致可以推测他生于洪武初年前后。据说他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被选人国子监,很顺利地通过科考进了吏部,并很快升至吏部尚书,可谓少年得志。当然,翟善少年得志有一定的背景。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的儿女亲家、开国元勋蓝玉因谋反获罪被杀,上至朝廷,下至农舍,牵连被杀的竞达一万五千多人,当时的吏部尚书詹徽、侍郎傅友文被杀,当与此有关。吏部一时无主,朱元璋便相中了年轻的翟善,让他先主持一下吏部事务。想必翟善出手不凡,事务主持得中规中矩,不久便升迁做了尚书。 不要小看了吏部尚书的官职。吏部本来就负责官吏的管理、考核、升迁等,应该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相当,可见地位之重要。 明朝中央集权图示 泰州在朱元璋的记忆中,不会有很好的印象,那位与他争雄天下的吴王张士诚一定让他不会轻易忘记。但翟善这位刚刚成长起来的泰州才俊着实让他赞誉有加。翟善应是明代八股科举制度确立后较早成长起来的一批人才。朱元璋曾在洪武三年的诏书中说: 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双全。前元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其怀才抱道者,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风俗之坏,一至于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实相称者。(《明史》卷十七) 翟善学问究竟能否“博古通今”不敢说,但从《明史》的记载来说,他“明于经术,奏对合帝意”,功底还是扎实的。他气宇恢廓,品行高尚,作风严谨,很有做官的气度胸襟,非一般人能比。朱元璋对当朝的文官武将,有用严刑峻法铁腕驾驭的一面,同时也给为其统治服务的官吏以相当的照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免役,在朝为官者,不仅免除徭役,而且在人身等级和土地所有权方面也都受到特殊照顾。翟善表现好,朱元璋就想褒奖他,要为他在家乡营造府第。翟善却说,家中宅基地太小,我又没什么功绩,就不要花国库里的钱了。朱元璋听了更加高兴,说:“官居宰相位,而无地起楼,善与寇准同风矣。”朱元璋又要免除他家中的兵役,翟善又说:“守卫国家的兵卒应该增加,怎么可以因为我而破坏了国家的制度呢?”再次谢绝了朱元璋的奖赏。《明史》说他“经明行修”、“名实相称”,看来确实如此。朱元璋对他委以重任,也就不让人感到奇怪了。 总的来说,朱元璋对翟善还算不错。当然,这是以翟善“合帝意”为前提的。就是这样,翟善的吏部尚书也没能做多长时间,洪武二十八年,就因罪被降为宣化知县。至于所犯何罪,却没有什么记载。 南京皇城午门,是传达圣旨的地方,也是对大臣施廷杖的地方 翟善尽管给人一种“刚开头就又结了尾”的遗憾,但继续当下去,难保不会刀锯加身。对于那些嗜杀成性的皇帝,离开他们远一步,就等于远离死亡一步。翟善能以宣化知县安稳而终,对他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二、高谷 差不多在翟善主持吏部事务的前两年,即洪武二十四年(1391),高谷在兴化出生。又过了二十五年,到了永乐十三年(1415),聪慧好学的高谷荣登进士榜,从此开始了四十余年的仕途生涯。 高谷官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被尊为“五朝元老”。由永乐年间的中书舍人,到洪熙时的太子宫春坊司直郎,再到正统时的翰林侍讲、翰林侍读,一直到正统十年官至工部右侍郎,人阁参与政务,景泰初年又掌管阁务。在太祖时期发轫的内阁制度,到成祖时已正式确立,与皇帝议国家大事,渐受重用。至宣宗时地位日隆,内阁大学士掌“票拟”。所谓“票拟”,就是把大臣奏章所奏之事的处理意见,写于票签上面,进呈皇帝裁决。英宗时,阁权已超过六部。高谷进人内阁并掌管阁务,正在英宗和代宗(景帝)时期,地位之高和权势之大,已是实际意义上的宰相之职,非同一般。 无论是太祖朱元璋,还是成祖朱棣,心底里都不大看得起读书人,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打击和严格的约束。特别是朱棣,杀方孝孺,雪埋解缙,深深伤害了天下读书人的心,正如帮助朱棣夺了帝位的姚广孝说的那样:“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所谓读书种子断绝,实在是忠义操守的放弃。在这种情势下,大部分士人拥有的只能是惴惴不安的畏祸避害心理,不大愿意再为国为君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以死相报。就是这样,也不乏身子骨站得很正很直的知识分子,高谷就算得上一个。 大凡人有了权势和地位,往往容易飘飘然,忘记了身份,摆不正位置,私欲也随之膨胀,从而干出一些违法越轨的事情来,这样的人不在少数。高谷可不是这样的人,他官做大了,头脑却一点也不发热,拿捏得中规中矩,有板有眼。人了内阁,大权在握,他从不滥用职权,也不为保住位置而首鼠两端,谨小慎微。他敢于秉持公正,不避权要。他曾为解救一个名叫林聪的无辜官员而冒死直言,也曾在科考中面对吏部尚书大学士陈循的无理攻讦,为考官们争回清白,维持公道。他生活简朴,不嗜奢华,曾因用布头剪成花样补缀在破锦袍上,而被人戏为“高学士锦上添花”;他身为工部尚书,掌管建筑、后勤、水利、制造的大权,家中却仅有“敝庐瘠田”,至今故居犹在,低檐小室,与民居无异。 但高谷在景泰年间,遇上了一件棘手难办的尴尬事。 土木堡之役示意图 景帝的态度是明摆着的。想当初自己被太皇太后命为监国的时候,意思就很明显:“天下是英宗的,你不过是暂时代为料理而已。”现在,英宗回来了,他怎么办?他态度不怎么热心,可以理解。于谦品行端正,刚直不阿,他自知深处矛盾的中心,虽有些犹豫,但还是深明大义,同意并说服景帝让英宗回朝,可惜这份苦心始终没被英宗理解。高谷虽深得景帝重用,但在迎回英宗的问题上,则要明确和果断得多。他不仅坚定地主张遣使迎驾,而且直言不讳地力主景帝“礼宜从厚”。景帝虽然心中很不高兴,可能自己有点理亏,再加上高谷的声望,并没把他怎么样。 英宗回来以后,被奉为太上皇置于深宫。景帝还不放心,因为当时的太子还是英宗的儿子,他想把皇帝接连做下去,就必须让自己的儿子替换这个太子的位置。于是便有了废弃太子的事情发生。如果说,英宗虽然回来了,但景帝做皇帝已是既成事实,不把皇位交还给英宗,犹有可说,但若把太子的位置也连带给废了,于情于理便有点说不过去。 其实,类似于景帝的情况,在宋高宗身上已发生过。比起高宗来,景帝又略高一筹。宋高宗明知自己的父亲和兄长有可能被救回来,不让岳飞等人去救,而宁愿向金称臣,请金人扣住徽钦二帝。就能力而论,景帝比英宗高。景帝能用贤,英宗不能。倘若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景帝做总统,一定比英宗做得好。然而,明朝是一个君主国,按理说,景帝应该把皇位还给英宗,至少是不该夺去英宗儿子的太子地位。 更换太子的事,景帝是否与高谷等人商量过,我们无法知道。高谷的态度如何,我们也无法知道。但从高谷的品行来说,他至少表达了自己不同的意见。随后发生的“夺门之变”似乎也印证了这种猜测。 夺门之变发生在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夜。当时,景帝得了重病,忠于英宗的大臣一边冲人皇宫的长安门,一边冲进英宗所住的南宫,用辇把英宗抬到奉先殿。天明升朝,文武百官上殿一看,才发现龙椅之上,已是英宗,而不是景帝。英宗复辟之后,包括于谦在内的一干大臣统统被逮下狱,高谷作为景泰重臣,却躲过此劫,不能不说与他对迎归英宗和更换太子等事情的态度有关。 客观地说,在这场皇室内部的兄弟之争中,没有正义,没有是非,有的只是政治权力的争夺和个人私利的算计。高谷的所作所为,都是从国家社稷和封建制度的规范出发,表现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正直和清白。 英宗复辟之后,作为景帝朝的内阁重臣,高谷未免有些尴尬,官是不能也不可能再继续做下去了,便主动称病请辞。英宗也不难为这位进退有道、有理有节的五朝元老,给足了面子,赏赐了大量钱物,让他告老还乡。 三年之后(1460),高谷默默地卒于兴化,终年七十岁。 三、储巏 高谷告老还乡这一年(1457),储巏出生于泰州。储巏字静夫,号柴墟。据说他从小聪颖过人,五岁读书能过目成诵,九岁能写文章,十六岁考中秀才,后来的乡试、会试均名列第一,殿试时又名列二甲进士第一,差一点连中三元,不要说在当时,在整个科举制度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要概括储巏的品性,“忠孝双全”这个词最为恰当。 他的母亲得了重病,年少的储巏割股为母亲治病,但母亲还是死了。虽然家中贫困,储巏还是“力营墓域”,想尽办法安葬好母亲。也许是母亲生前早有教导,要他勤奋读书,光耀门庭。所以,母亲归葬后,他白天在母亲的坟上痛哭,晚上依然读书不辍。储巏高中进士后,为了能够就近奉养亲人,放弃了留在京城的机会,到南京吏部做官。 储巏为官清廉,作风正派,从不因情徇私枉法,很有海刚峰之风。他曾在吏部考核官吏的职位上干过很长一段时间,在任期问,他荐贤任能,秉公而行,纠过冤案,革除过贪官庸官,从不含糊迁就。他发现如皋县令不称职,如皋县令马上找人说情,要求网开一面,储巏不仅不答应,还将此事公之于众,让那个如皋县令狼狈不堪。不只对一般官吏,就是上司面前他也能坚持原则,不留情面。有一次他和吏部尚书耿裕一起考核一个官吏,结论已下,耿裕又想更改,储嵯不仅不答应,而且当着众多下属的面,给耿裕弄了个大红脸。 廉生畏。储巏的作为,不仅让共事的官员又敬又畏,就是当朝的权贵也都惧他三分。宦官从明成祖朱棣开始,逐步得到重用,到了武宗,更是和以刘瑾为主的八个宦官玩得如鱼得水。玩“火”了,武宗干脆连朝政也不理了,交给刘瑾打理,刘瑾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叫群臣罚跪听他“宣旨”,更喜欢“收礼”,炙手可热,权倾一时。但就是刘瑾也不敢轻易得罪储巏,总以“先生”称他。南京吏部尚书邵宝对人说:“立身当以柴墟为法,方不为恶人累。” 宪宗调禽图 终于,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储巏连病带累,卒于南京吏部左侍郎任上。临终举笔写下“国恩未报,亲养未终”八字,泣下数行而终。储巏取字“静夫”,然而黑暗而堕落的时代终究难以让他静下心来。 对于储巏,值得一说的还有他的诗。有人说他的诗“恬淡平雅,洒脱清远,有陶潜、韦应物的风致”,应该是切合其诗的神韵的。读他的诗,有时让人感到似乎与他生活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试看这首《自柴墟归海陵》: 北望江乡水国中,帆悬十里满湖风。白苹无数依红蓼,唯有逍遥一钓翁。 同为一“钓翁”,没有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却有另一番的清新和静远。在家乡的美好景色中,水、帆、舟、人和谐地融为一体,“钓翁”和“静夫”真正地合二为一。这时我们才发现,这诗,原来是他栖息灵魂的地方。 再看下一首: 共迎春去出东门,报道春从海角生。青盖日消浮酒晕,彩鞭风细袅吟声。物华漫说灯期好,岁月先占谷日晴。十载宦游常记忆,故乡风俗少年情。 诗写的是故乡迎春的风俗。写得自然亲切,充满了对少年时期美好生活的回忆和对故乡的一往情深。官场上的看似“无情”的储巏,却拥有一颗“有情”的赤子之心! 下面这首《柴墟闲行》,则纯粹是一首田园诗了: 临流寄奇傲,信步到花村。蜡屐惊眠犬,田家多闭门。款茶谈稼穑,按筇数寒温。不觉垂杨外,烟尘日已昏。 储巏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百姓的疾苦常常把他从恬淡的田园风光中拉扯出来: 四月麦陇焦,灵雨苦不早;田家能几日,租食不相保。我淳阴来,风噗颜色老。闲愁填肺腑,诗思净如扫。写得肤寸云,救此千里槁。傅岩谅已求,桑林尚须祷。(《宝坻郊行》) 储嵯出身寒门,对百姓的苦痛有深切的体会。也许这样的诗,才见出诗人的本心。 四、宗臣 宗臣(1525—1560),字子相,出生在兴化一个世代簪缨的官宦之家。说起宗臣,大多数人是通过他的文名知道他的。他名列明代“后七子”,著名的散文《报刘一丈书》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官场的腐败,描摹了奔走权门的无耻之徒的种种丑态,将他们献媚钻营、逢迎拍马的细节,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权贵的赫赫气焰,门者的狐假虎威,亦描绘得淋漓尽致。读来脍炙人口,过目难忘。 其实,宗臣不独享有“文名”,“官名”也不差。了解宗臣,不妨先从清代刘熙载关于他的一首诗开始。全诗如下: 先生大节堪千古,不独才名噪艺林。闽越孤城谁破敌,椒山忠愤几知心。襟期卓荦权门远,烟树苍茫别业深。太息一声羁薄宦,空余壮志未消沉。 诗中赞扬了宗臣正直刚烈、不附权贵的高尚节操。着重点出了影响他一生的两件事:一是秉持正义,哭祭杨继盛;一是贬官福州,奋力抗倭寇。前后两者有着因果承接的联系,下面一一道来。 宗臣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老师——刘价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秀才,他的悉心教诲让宗臣知道了读书、做人的道理。宗臣好学不倦,十六岁考取秀才,二十五岁中举人,次年——嘉靖二十九年(1550)登进士,任刑部主事,后又到吏部任职,科举和仕途称得上一帆风顺。但他没生在好时候。他生活于嘉靖年间,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在明朝的皇帝之中,算得上时间较长的一位。但他却不务正业,一生最大的兴趣,不是国家,不是人民,而是自己的生命,总想着长生不老,成仙。为了长生不老,他整天忙着打醮求仙,善写祭天青词的严嵩投其所好,最终讨得了他的欢心,入阁当了首辅。严嵩入阁以后,排斥同僚,培植死党,贪污纳贿,鱼肉百姓,倒行逆施,废弛边防,给明朝的统治带来极大的损害。 《四库全书》本《宗子相集》 宗臣的仗义行为,自然让严嵩恨之入骨。嘉靖三十六年,宗臣被排挤出京,调任福建提学参议。 宗臣到福州的第二年夏天,就遇到了倭寇侵扰的事情。倭寇入侵,早在明初便已开始。但当时明朝国力强盛,海防巩固,所以尚未酿成大患。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由于世宗的昏聩,严嵩的奸贪,明王朝的海防已十分空虚,倭寇遂成为这一时期东南沿海最严重的祸害。戚继光、张经、俞大猷都是这一时期有名的抗倭将领。宗臣被贬福州,毫无抗倭经验的他竟意想不到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当时宗臣负责守卫福州西门,开城门接纳了郊外乡村一万多逃难的百姓。他在城内囤积大量粮草,城外百里之内则坚壁清野,既安定了民心,又孤立了倭寇。当倭寇猛攻西门情况危急的时候,宗臣沉着冷静,指挥若定,还镇定地对众人说:“我在,不忧贼也!”颇具大将之风。最终击败倭寇,并乘胜追击,一举全歼。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他又指挥军队,舍生忘死,亲赴敌阵,出奇制胜,歼灭了几千来犯的倭寇。还把自己在福建的抗倭经验写成“海防三策”呈给朝廷。 《抗倭图卷》局部(此图描绘倭寇船侵入沿海、登陆、探查地形、掠夺、放火、百姓避难、明军出战、获胜的全过程。此局部是明军与倭寇激战的情况。) 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由于积劳成疾,三十六岁的宗臣病逝于任上。数年之后,才魂归故里,安葬在他曾在那里静心读书的百花洲上。 五、李春芳 与宗臣同朝为官的人中,还有一位兴化老乡,他的名字叫李春芳。 李春芳生于明正德五年(1510),长宗臣十五岁,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十七岁的李春芳一不小心中了个头名状元,可以想象,报喜的锣鼓声和披红挂彩的场景一定让整个兴化激动不已,也一定曾经给过年轻的宗臣不少动力,使他在下一科的考试中也荣登进士。两人同饮一乡水,又先后高中进士,接着又同朝为官,是否相知,交情如何,这些都不得而知。从在官场上的表现来看,两人的性情却是大大的不同。宗臣正直刚烈,疾恶如仇,眼中揉不得沙子,颇具侠义之气;春芳则不愠不火,与人为善,性情要随和得多,大有君子之风。当宗臣在刑部和吏部忙活的时候,春芳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西苑里给世宗撰写打醮用的青词。当时内阁的首辅是大奸臣严嵩,他与儿子严世番权倾朝野,无恶不作,把明朝江山搅了个乌烟瘴气。这些宗臣和春芳应都看在眼里。但宗臣咬碎钢牙,终于因杨继盛的案子忍无可忍,拍案而起。春芳那里则隐忍不发,浪静风平。春芳因善写青词而得到世宗重用,以撰写青词出色得皇帝赏识,六次升迁,累官至礼部尚书,进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隆庆初更成为首辅,时有“青词宰相”之称。“青词宰相”之名似乎有点贬义,那是以世俗的官场的眼光看李春芳,能写青词与人的品行好坏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的官是靠真本领二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不是浪得虚名。李春芳心平气和,不喜争利,在复杂激烈的高层权力之争中,他一直保持低调,不肯卷入,虽一帆风顺,却身不由己,要退不得退,只好清廉自守,顺其自然。但若因此把他看成一个是非不分、毫无原则、不负责任的庸人,就只能说是只看到表象,没看到根本,未免有失公允。 对于李春芳的认识,可以从天性、思想和他所处的时代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天性与生俱来,若非遇到刻骨铭心的大喜大悲之事,一般很难改变。再说,李春芳天性善良平和,这本不是什么坏事,自不必多说。可悲的是人们总喜欢把善良看作没能力、好欺负,“好人”由此也便带上了贬义,成了“无用”的代名词,这难道不是社会劣根性的表现?认识李春芳,最根本的是要认识他的思想和所处的时代。 明朝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在我国历史上少有,正德和嘉靖时期尤甚。混迹奸佞当道的官场之中,走中间道路,做到洁身自好、保全自身已经很不容易。王世贞在谈到于谦之死时,曾给于谦总结出两条教训:一是“智不及避”,二是“勇不及决”。反过来看,王世贞心中合理的处置方式便应该是“避”与“决”的选择。所谓“避”,便是远离是非之地,妥善地保全自我;所谓“决”,便是当机立断作出抉择,从而在政局中处于有利位置。王世贞的话很有分量。因为明代后期的许多士人正是作了此二种选择,要么退隐自适以全身远害,要么奋身投入做一次政治的赌博。王世贞与李春芳、宗臣同处一个时代,他的话应是他最切身的感受。李春芳最终选择了“避”的道路,虽显无奈和软弱,但在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却不失为一个清醒而理智的选择。而且,这也和他的天性相符合,他不是那种好动的改革类型的人,又不想与丑恶同流合污。在完全彻底地“避”之前,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着一条“躲避”加“调和”的中间路线。 这还可从他的思想上找到根源。 当李春芳在科举路上孜孜以求的时候,王艮也正在泰州大行其“道”。那时的政治虽然黑暗,思想却相当活跃。李春芳为了科举,四书五经当然要读,但未必就很喜爱,一次无意间的偶遇,王艮的思想倒一下子深深地吸引了他。那是在嘉靖十五年(1536),李春芳到南京旁听了一场学术辩论,亲眼领略了王艮的风采,很是心服。结束之后,又仔细拜读了王艮的论著,更加心服。他决心摒弃门户之见,向王艮求学。离开南京后,他即亲往泰州安丰场“造先生庐,请益月余”(李春芳《崇儒祠碑记》),比较系统地接受了泰州学派的理论。王艮强调“尊身立本”、“明哲保身”,主张通过爱人、敬人、不恶人、不慢人的途径,保全自己,在此基础上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凡此等等,不正可以从李春芳身上得到印证吗? 徐阶像 斗争基本分为三个阶段:先是高拱主动出击。高拱有谋国之才而度量不足,不能像春芳那样始终与徐阶合作,徐阶起草世宗的遗诏,他怀恨,他依靠言官的势力挤走了徐阶,但他自己随后也遭到弹劾挂冠而去,斗争算是暂告一个段落。徐阶走了,春芳作为次辅顺理成章地成为首辅,也被推到了矛盾的中心。别人眼巴眼望的事情,他却不太情愿。当时同在内阁的还有陈以勤和张居正。以勤端谨,和春芳性情相近,还好共事,张居正则恃才傲物,不太把春芳当回事。当初徐阶被罢离职的时候,李春芳曾感慨地说:“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张居正马上说:“如此,庶保令名。”按人之常情,张居正应该安慰鼓励几句才是,就是心里急着当首辅,巴不得春芳趁早走人,至少也应给人一点面子,不要表达得这么直白。这很让春芳有点意想不到,甚至有点伤心,也感受到了张居正逼人的气势和不怀好意的弦外之音。李春芳本无意于首辅之位,一再请辞,但皇上却不同意。不久赵贞吉入阁替代了陈以勤,赵贞吉“刚而负气”,也是个不好相处的主儿。接着,高拱又杀了个回马枪,重新人阁,他想起自己和徐阶的夙仇,正要报复,却被春芳挡住了,于是向春芳发起攻击。春芳也意识到高拱不能相容,内阁中的矛盾又错综复杂,很难摆平,索性上疏请求致仕,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终于得到皇帝的恩准,致仕而去。他从隆庆二年七月至五年五月,一共做了两年十一个月的首辅。第二阶段的斗争到此结束。春芳走后,内阁中真正成了两虎相斗的局面,仅仅一年之后,深藏不露的张居正依靠宦官的势力一举击败了高拱,稳稳地登上了内阁首辅的宝座。 话说到这里,似乎该是结束的时候了,结束之前,还是把几个人的结果作一个交代: 徐阶:隆庆二年(1568)致仕后回到松江,依仗特权横行乡里,夺田霸地,还垄断某些商业部门,其富有比严嵩还更胜一筹。他还纵容子弟横暴乡里,清官海瑞巡历到松江的时候,“投牒诉怨者,日以千计”,可见他为害一方有多严重。用一个现在经常用到的词来说,就是“晚节不保”。 高拱:被罢黜回家后,郁郁而死。 张居正:死后第一年,官爵被“追夺”,只差一点没有开棺鞭尸,第二年,家产被充公,家属被充军,在家属之中,有若干人死在牢狱,长子被逼得自杀。一个卓越的改革家,一个失败的人。 李春芳:清代张廷玉《明史》云:“春芳归,父母尚无恙,晨夕置酒食为乐,……父母殁。数年乃卒,年七十五,赠太师,谥文定。”子、孙皆有作为,后代当中不乏人才,清代名列“扬州八怪”之一的李觯便是其一。 笑到最后,笑得最好。 这当然指的是李春芳。 六、吴蛀 吴牲万历十七年(1589)在兴化出生之时,春芳老人刚刚逝去五个年头,大明王朝已是落日黄昏。记得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最后一章总结说: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是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到了客观存在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身败而兼名裂。 在这样的时代,一切的一切都似乎变得毫无意义。尽管生逢灰暗的末世,人总还得要坚强地活下去,我们的吴牲还能做些什么呢? 吴牲生在官宦之家,他的父亲为官清正,学问渊博,给他以良好的影响。吴牲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中进士,历任邵武、晋江、潍县知县,天启二年(1622),征调京城,任监察御史。这时,宦官魏忠贤已开始得势。 魏忠贤其实是不“忠”不“贤”。他本是河间府肃宁县的一个无赖,赌输了钱,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就自己动手术净了身,进宫当了宦官。他原姓魏,改姓李,取名进忠,叫“李进忠”。他进宫不久,就渐渐得熹宗乳母客氏的宠。熹宗从小由客氏抚养长大,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这“李进忠”也很快由“惜薪司太监”而升为“司礼秉笔太监”。熹宗准他恢复原姓,又赐了忠贤二字作为他的新名。这一赐不打紧,“魏忠贤”三字从此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与严嵩一样成了奸臣的代名词。 魏忠贤凭着熹宗的宠信,一步步掌握了朝廷大权。他还获得熹宗准许,在宫内练兵,号称“内操”,足有一万多人,所用均为火器,声势很大。为专权与东林党人发生党争。吴牲身为监察御史,忠于职守,不惧权奸,敢说敢为。他先上疏追究与致使光宗暴死的“红丸案”有关的崔文升、李可灼的罪,继而上疏说“内操宜罢”,还请求召还邹元标等东林党人,这些都引起了魏忠贤的恼恨,终于被削籍革职。 北京煤山 吴牲著作书影 南明灭亡后,吴牲回到家乡兴化,隐居著书,于康熙九年(1670)去世。 今天,如果你来到兴化有名的四牌楼下面,踮起脚仔细向上看看,还能看到一块“平章纶阁”的牌子,那就是用来纪念吴牲的,也是吴牲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上一篇:吴王张士诚 下一篇:纺织实业家刘国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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