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壮族的“峒”

    覃乃昌认为壮侗语民族地区有大量的以“那”和“峒”命名的地名，他把与“那”有关的文化现象称为“那文化”。“那文化”即稻文化，是岭南壮族独具特色的文化。“峒”曾经具有社会组织的性质，后来才保留地域的含义。当“峒”与“那”连用时，“那”放在中心词“峒”之后。“峒”和“那”地名在壮族地区的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密度也大体成比例。不过“那”地名分布更广泛，遍布壮泰语支的民族地区，其中以壮族地区最为密集[1](P67-78)。但是，在历史文献里，人们往往把壮族人称为“峒人”、“布峒”等，并且“峒”一级的社会组织还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存在。“那”除了地名、地域概念，并没有表达更多的内容。在壮语里，“峒”可以代替“那”，但是“那”不可以取代“峒”。“那”(也有写作“纳”的)就是稻田。有水、能种植水稻的地方才称为“那”，否则只能称为“利”(地)或“弄”、“陇”。一丘丘的“那”，构成了大小不一的一个个“峒”。有趣的是，与壮族有同源关系的傣泰民族，从部落社会一直延续到近代，他们也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勐文化”。“勐”首先是行政区划的概念，然后才渗透到傣泰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华思文认为，“勐制”与“勐文化”浓缩了西南泰的历史，“勐”的概念以及由“勐”所产生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和宗教文化成为这个族群区别于其他族群所特有的概念〔2〕。壮族及其“同根生”的傣泰民族，为什么在历史上都发展出非常相近的“峒”、“勐”这样的核心概念呢?除了历史上曾经同源之外，还与这些民族相近似的生存环境有密切联系。

                        一、“峒”的含义
    壮族的“峒”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核心概念。具体地分析，“峒”至少包含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峒”是一个地理概念。在中国各地，都有以“峒”命名的地名。比较著名的有山西洪峒、“瑶族之都”千家峒、湘西茶峒等。在壮语里，“峒”有大小，只要有几丘水田的地方就可以称之为“峒”。一个村镇、一个州县所在地及其周围的盆地也可以称之为“峒”。“峒”往往还被写成“洞”、“垌”、“同”等。明初，岑善忠将泗城州治所迁到古坳峒，清代这里成为泗城府的治所，这个古坳峒包括的范围就相当于当时的一个城市及城郊。当“峒”与“那”并列的时候，“峒”修饰“那”，排在“那”的前边，称“峒那”。按照壮语修饰的特点，说明“峒”的含义比“那”的含义要大。
    徐松石曾说过：“在中国古代峒字往往译为都字。这都字地名的分布，就更广阔。以前岭南峒布，亦称岭南都布。有铜鼓的峒老，亦称都老。”[3](P32l)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反映了人们在以汉字记壮音时发生的偏差。比如，唐代设置的“都救县”，其地就是现在平果县的“同老乡”。“同老”是壮语地名，汉语就是“大峒”。
    其次，“峒”是有血缘性的社会组织。一般来说，一个“峒”包括一个大的宗族和若干个小的家族，“峒”内各家族之间大多有血缘或亲缘的关系。宋人范成大曾记载，西原州“举峒纯一姓者，婚姻自若”[4](P35) 。由此看来，到宋代的时候还存在着一“峒”只有一姓的纯血缘组织。隋唐时期。左右江地区主要有雷、火、频、婆、甲、屯、凭祥、温润等“峒”，其中以黄氏、侬氏的宗族势力最大，所以称黄峒、侬峒。唐代，西原州黄峒壮族群众在黄氏首领的领导下，跟唐王朝对抗，前后延续100多年。南宋广源州侬峒在侬智高率领下，内附不成，又得罪了交阯，只好造反，陷邕州围广州。由此可见，左右江地区黄峒、侬峒的壮族宗族势力还是很强大的。
    第三,“峒”是县辖下的一级政权组织。唐宋时期，“峒”列在县之下，“峒”有峒官，称知峒，由中央政府派驻邕州的流官颁给“文贴朱记”[4l(P34)。元明时期，由“峒”改为州、府的主要有：结安，宋置“峒”，元改为州；龙英，宋置“峒”，元改为州；佶伦，宋置安峒，明改为州；镇安，宋置镇安峒，元改为路，明洪武元年(1368)改为府；凭祥，宋为“峒”，明洪武(1368—1402)初置镇，永乐二年(1404)置县，成化八年(1472)升州；归顺，旧为“峒”，明弘治年间(1488—1505)升为州。由州改为“峒”的主要有：下雷州，明初降为“峒”；迁隆州，明洪武年间因失印降为“峒”；上映，宋置州，明初降为“峒”[5]。峒官既是民政长官，也是军事首领。宋治平二年(1065)，左右江地区每“峒”以30人为1甲置节级，5甲置都头，10甲置指挥使，50甲置都指挥使，总共有4.45万人，“以为定额”。这些峒丁自备武器，老、病、亡、故出缺，马上选少壮填补，每3年要上报中央政府1次[6]。因此，作为一级政权组织，“峒”发挥着管理职能和军事职能。
    第四，“峒”与蛮、僮、人连用，指称壮族人。在《明实录》里，从洪武至成化(1465—1487)年间，都有使用“峒蛮”来指称壮族的。比如，洪武二十九年(1396)，以王宁袭豹韬卫指挥佥事。王宁的父亲王英也曾任豹韬卫指挥佥事，“尝领兵征广西峒蛮”[7]。这里的“峒蛮”泛指全广西的壮族。明代，更多的“峒蛮”具体指称广西某一地域上的壮族人。比如，正统十年(1445)，广西庆远陆河村壮人韦万王“自永乐时称王，聚各峒蛮”[8]。成化八年(1472)，总督两广军务右都御史韩雍上奏中提到：“忻城八寨峒蛮。”[9]也有以“峒僮”、“峒人”指称壮族人的。成化十四年(1478)五月壬戌，“初，广西流贼攻破荔浦县龙村等寨，指挥徐清、刘源、吴谦等俱不能防御。杜璇领兵击贼，生擒四人，缚至广运堡。百户王彪识其为仙回峒僮人，纵之；其峒僮复纠各峒人数百。大肆劫掠，璇死焉”[10]。这里的“峒僮”、“峒人”具体指称仙回的壮族人。

                            二、“峒"是壮族农耕文化的载体
    壮族人民生活在“峒”里，所以称为“布峒”(峒人)。不同“布峒”的生活质量主要取决于当地“那”的数量和质量。明清时期，思恩府、田州等地方的“溪峒蛮”，他们占据大量的好“那”，所以势力强大，常常要么自己惹祸，要么别人来掳掠他们。
    壮族人民以种植水稻为生，其文化可以归入农耕文化之列。壮族的农耕文化是建立在“峒”之上的，其特色无不与“峒”息息相关。
    壮族人民居住的一个个“峒”，其实就是一个个小的生态环境。壮族地区的“峒那”可以按一年一季，也可以按一年二至三季来种植水稻，同时还可以轮种别的作物。每季作物的生长期都在半年以内，产量又比较高，再加上“峒”内一般都有水源，有水就有鱼，于是，壮族聚居区的大多数村寨号称“鱼米之乡”。在这样的小生态环境里，即使是在靠天吃饭的古代，一旦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不会太大，因为一个“峒”就是一个小生态环境，不同的“峒”很少会牵连在一起。要是遇到瘟疫、战争等突发事件，不同的“峒”之间还可以封闭自存。所以，壮族历史上既没有出现豪强霸主，也没有出现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惨状。司马迁在总结楚越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时，认为这一区域地广人稀，物产丰富，人民饭稻羹鱼，既无饥馑之患，也容易偷生，江淮以南地区“无冻饿之人，亦无干金之家”[11]。以此来评价壮族人民的“峒”内生活也是恰当的。因为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物产丰富，动植物的生长周期短，只要稍微劳作，便可生存。所以，在历史上壮族人储积财富的观念不强。“有就虎吃，没有就啃烂木头”这句壮族俗语正是他们生活习惯的真实写照。甚至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里，男子都比较懒惰，妇女却要承担大量的劳动。宋代周去非是这样描绘他观察到的结果：“余观深广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颜色黯惨；妇人则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虚市，负贩逐利，率妇人也。”[12]清代，广南地区“男子懦而性惰，女健而力勤”[13]。壮族地区妇女参加劳动、参加市场交易的情形与同时期的北方妇女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这时期的北方妇女很多人裹脚，不要说参加劳动，就是走路都困难。清代赵翼在有关镇安土风、土俗诗里说当地“村妇无弓足”、圩场上“不睹弓鞋三寸小”[14](P731)。这些壮族妇女不裹脚，因此能够正常地参加生产劳动。
    一个“峒”还是一个小社会。靠“峒”的产出，只要有盐和铁器农具，任何一个“峒”都可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生活在“峒”里的每一个人，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嫁喜庆、娱乐消遣，不用跟外界联系，也能在“峒”内完成。以婚姻为例，传统的壮族婚姻实行严格的族内婚制，而且每一群壮族人的婚姻圈，其实都是比较固定的。由于大多数的壮族婚姻是在同一“峒”内进行，所以，同一“峒”内的绝大多数家庭之间都会存在着血缘、亚血缘的关系。基于这样的事实，同“峒”的人们既可以同姓结婚(非同族)，也可以招赘上门。这也是壮族流行入赘婚和赘婿不被歧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在这样的小社会里生活，“情”字为重，每一个人都要求按照传统习惯做事和做人。于是，壮族传统社会重习惯法，轻诉讼。
    壮族人重习惯法与他们惧怕见官的心理有关。主要原因是语言交流上的障碍。唐代柳宗元就说柳州的少数民族“异服殊音”，在“公庭”问话要“重译”。明清时期到广西做官的汉族知识分子有很多记载，说壮族人“不通汉语”，能听得懂官话的“惟村老”。因为听不懂汉语，更不会说汉话，所以壮族人有什么纠纷宁可找村老、寨主以习惯法处理，一般不轻易到官衙诉讼。比如清代广南府，“边氓”“见官长如失魂魄”，“凡因事忿争，先投该管乡约等理论，再赴土司呈诉。不平，然后赴府县申理”[13]。这就比较具体地指出了壮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有自己的“乡约”，可以化解一些社会矛盾。只有较特殊的申诉才需要土司、府县官处理。这样一来，壮族地区需要朝廷命官审理的案件就很少了。
    壮族地区有太多的“峒”，不同“峒”里的人们，其语言、习惯、生产生活等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以语言为例，现代壮语分南北两大方言区12种土语。壮族方言土语林立，是由于壮族地区实际存在着太多的“峒”。不同“峒”里的人们既互相独立又有联系，独立使他们拥有各自的族群语言，联系使他们拥有一些共享的语言。太多的“峒”，还造成历史上壮族族群众多，族称变化大。上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时，壮族族称有几十种，有的以语言、有的以地名、有的以服饰来确定自己的族称，非常复杂，后来经过协商，才逐渐统一在“僮”这一族称。而壮族族称的历史变化更大，从“蛮夷越”、“乌浒俚僚”、“撞撞”到“僮壮”，人们很难将现在的壮族族称与古代的壮族族称对应起来。太多的“峒”，还容易自我封闭、自我满足，不爱与外界交流，造成壮族社会的封闭性。这些封闭性，又反过来成为壮民族丰富的民族风情的保险箱，使不同习俗能够长期保持并独立发展。因此，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的这些差异，是壮族众多族群存在与保持的重要原因。
    在“峒那”上，人们爱唱歌。在历史文献里，到处都有壮族人爱唱歌和壮族聚居区歌圩多的记载。一个“峒”就好比是一个音乐场，任何人在“峒”内任何地方大喊一声，整个“峒”都会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壮族人在“峒”内可以唱几天几夜的排歌、嘹歌、情歌，更能唱各式各样的即兴民歌。他们唱歌至动情处，满“峒”的草木都要含情，全“峒”的老少都会一齐沉浸在歌的海洋里。

    综上所述，壮族人的生产生活、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风俗习惯，无不与“峒”联系在一起。“峒”浓缩了壮族的历史与文化，成为其农耕文化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