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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即一个地区的名称，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代表地理实体的一种符号，它还具有反映地与物，地与人关系的意义。我国竹子种植地域广泛，品种众多。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文化是“竹的文化”；英国中国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也指出，中国文明是“竹的文明”。以竹命名地名是很常见的现象。我国西南部不但是亚洲竹子的主要起源地，也是现代竹子的分化和分布中心，生活于此的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淀出深厚的竹文化，由此产生了西南“竹文化圈”。本文拟就地处西南“竹文化圈”内的贵阳地名中所蕴含的竹文化展开探讨，打开一扇了解贵阳地名的窗口。 地处西南“竹文化圈”的贵阳市，位于贵州省中部，习惯上称之为“黔中腹地”，平均海拔1250米，跨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北连川渝、南临广西，东接湖南，西通云南。是沟通西南华南的重要交通枢纽，自古就是各民族交流融合之地。目前居住着汉、苗、彝、侗、布依、土家等37个民族。贵阳属高原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5.7℃。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湿度较大，适宜竹子的生长。竹文化在贵阳历史发展中显示出重要意义，特别在地名的命名中中蕴含了大量的竹文化因素。 今贵阳市别称“筑”(注：读音[zu])，竹又是贵阳市的市树之一(1987年9月29日贵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审议通过，将竹确定为贵阳市的市树)。这些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说明竹与贵阳有着不同寻常的渊源。从贵阳乌当人类活动遗址和猫坝、洛湾、太慈桥搜集到的磨制石器来看，贵阳地区早在万年前就有古人类活动。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贵阳地区属古代西南土著濮人建立的洋河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一公元前221年)，贵阳地区属夜郎国。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贵阳属于洋河郡，洋河郡下辖十七县，至于贵阳属夜郎县还是且兰县，至今尚无定论。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一公元589年)贵阳行政隶属大致与秦汉相同。 秦汉时期的贵州，不仅有郡县、郡国的存在，还有不少部落联盟国家，夜郎就是其中之一。在贵州境内至今流传着的夜郎王的故事，就先见于史书记载。《后汉书·西南夷传》：“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遁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洋河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洋河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祠也。”从中可以看出古夜郎竹子丛生，以竹为图腾崇拜以及“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的痕迹。此项记载实际源于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时在1600多年前。后来，贵州陆续就有了在各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关于竹王的传说。如黔西布依族，织金布依族的《竹王的传说》：威宁彝族的《竹的儿子》，长顺苗族的《夜郎王》等等。但传说均不能代替信史，前人已有论述，在此不赘。 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在西南夷君长中，“独夜郎、滇受王印。”较之于滇，夜郎王印至今仍未发现，因此夜郎竹王城何在仍是一个迷。明清时期，有人认为贵阳即是竹王城。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的贵阳名胜甲秀楼前有旧联日：“丞相祠前一川静，竹王城外此楼高。”清刘藻《柳梢青·甲秀楼远眺》中也说：“岸草汀沙，竹王城外日西斜。”这些虽然不能作为贵阳就是竹王城的直接证据，至少说明贵阳城市发展中受到竹这一文化因素的影响颇深。现在生活在贵阳的布依族仍然有着崇拜竹子的习俗，布依族普遍认为：“人的诞生以竹保佑”、“人的灵魂从竹而来”、“独子与竹为伴”、“年老随竹升天”等等。布依族在祭祀祖先时吟唱的《祭祖经》中有这样的唱词：“尊敬的祖宗啊，请你从那竹中来，来享受儿女的酒和鱼。”而布依族即是前文竹王传说中提到的僚人后裔，可见竹在贵阳各民族中占有重要地位。 唐至五代时期，贵阳被称为矩州。矩州建立者谢龙羽为群舸大姓，是生活在贵阳附近的少数民族。这一时期矩州与中央政府之间还是一种若近若离的关系。五代期间(公元907年-公元960年)，彝族安氏先民乌蛮(亦称“卢鹿族”或“罗罗族”)的首领主色率兵攻打矩州，矩州谢氏政权消亡，矩州被改名为黑羊菁。“菁”是方言，意思是“山间的大竹林”，这与贵阳地区盛产竹子这一特点是吻合的。主色自己居住在贵阳城北三十里的石人山，派儿子若藏守卫黑羊菁。宋太祖开宝七年(公元974年)，统治贵阳的彝族默部首领普贵及其子内附，宋太祖在《敕普贵书》中说：“惟尔贵州，远在要荒。”这是“贵州”首次见于文献记录。直到明永乐年间设立贵州布政使司前，今贵阳市区大多数时间都被称为“贵州”。普贵归附后，成为黔西北名正言顺的统治者，此后“罗氏鬼国”之名屡见于史册。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年)，水东宋氏的宋景阳将乌蛮势力逐出黑羊菁。宋王朝置宁远军蛮州总管府，“以宋景阳为宁远军节度使。蛮州总管府，夷语谓蛮为大万，州为谷落，因呼为大万谷落总管府”(见清道光《贵阳府志》)。此后黑羊菁名称不复存在。黑羊菁的中心在今贵阳市大十字一带，民国初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贵阳大十字附近确有一条小巷被称为“黑羊井巷”，“井”应为“菁”的音转，即为黑羊菁遗迹，后在贵阳城市建设中不存。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九月，罗氏鬼国主阿榨，西南番主韦昌内附，朝廷置宣慰司、安抚司，隶四川行省。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取“顺服元朝”之意改罗氏鬼国地为顺元路。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招降八番金竹寨，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改金竹寨为金竹府。今贵阳市的别称“筑”即与此有关，受其影响，逐步形成贵阳别称“筑”的雏形，而后世贵阳附近村寨以“竹”、“筑”为名者多始于此。前述贵阳别称“筑”的读音并不是“zhu”而应该是[zu]。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其曰：“筑，以曲五弦之乐也。从竹。竹，亦声。”说明zhn就是贵阳别称“筑”的本音，又由于贵阳方言无翘舌音，因此读作[zu]。今读为“zhu”可能是受到现代汉语“建筑”等词汇的影响，其实这里的“筑”是“篥”的简体字，而贵阳别称“筑”无繁简之分，从古至今都是这样写的。 宋代前期至明代中期，贵阳地区一直被称为“贵州”。明洪武年间，将贵州改名为“贵竹长官司”。万历十年(公元1586年)，将贵竹长官司辖地和龙里卫平伐长官司辖地合并成立新贵县，成为贵阳历史上最早设置的县，存在了109年。贵州布政使司设立后，“贵州”始成为贵州省名。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设立贵阳府，这是“贵阳”一词作为行政区域名称之始。这一得名是由于“山南为阳，山北为阴”的缘故，因位于贵山以南而被成称为贵阳。 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裁撤贵州卫、贵州前卫，在两卫原管辖地设置贵筑县。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又裁撤新贵县，其辖地并入贵筑县。民国元年(公元1911年)，将贵筑县所辖地并入贵阳府，不久移县治于扎佐，后又移至息烽，至此存在226年的贵筑县消失。到民国30年(公元1941年)，贵阳设市，又置贵筑县，县治移驻花溪，直到1957年撤销，存在16年，其所辖大部分地区都并人贵阳市。 综上所述，竹文化对于贵阳各个历史时期的地名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各种地方史志资料表明，贵阳地区一直是竹子丛生的地方。贵州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明《贵州图经新志》记载，贵阳出产的刺竹、筋竹最为著名。明嘉靖《贵州通志》记载，贵阳出产的竹子有斑竹、紫竹、苦竹、筋竹、箭竹、锦竹、水竹、丛竹、凤尾竹、潇湘竹、画眉竹等11种。明万历《贵州通志》说，贵阳种植的竹子有紫竹、锦竹、丛竹、凤尾竹、罗汉竹、筋竹、水竹、白竹、苦竹、实竹、刺竹、潇湘竹、画眉竹、斑竹、箭竹等15种。 竹被人们称为“花木四君子”之一。各族人民都十分喜爱竹，了解贵阳竹文化的历史，发掘贵阳竹文化的内涵，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贵阳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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