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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牌监制谈两岸合作：大势所趋，李安也不留在台湾 2017-01-29 腾讯新闻20评 视频：《健忘村》终极预告 神秘宝物引发的喜剧故事，时长约2分3秒 腾讯娱乐专稿（文/陈小猱） 2017年春节档，周星驰徐克组合、王宝强、韩寒、成龙四组人气选手混战，堪称史上最凶险的春节档。然而，就在不少小体量的贺岁片纷纷避让的情势下，大陆台湾合拍的《健忘村》却选择了迎难而上，即使万达爸爸退出了发行阵容，影片也依然选择坚守阵地。其实，作为一部能够网罗到台湾本土商业片大导演陈玉勋，超强本土明星阵容舒淇、张孝全和杨佑宁，以及两位王牌监制李烈和叶如芬的商业片，《健忘村》可能是迄今为止对于内陆市场最有野心的两地合拍片了。 《健忘村》剧照 但是，在逐渐成熟的陆港合拍片和强势崛起的本土制作面前，《健忘村》的完成度还是显得稍微稚嫩了一些。这其实也是两岸电影关系现状的一种侧写——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两岸的电影产业一度是非常割裂的，两岸的观众对于彼此的电影也完全不接受。然而，随着大陆电影产业市场越来越大，不管是壮大过程中对于周边地区的吸引力，还是台湾电影人对于变革的内在需求，都促使他们不得不跨越这些隔阂，试图与内陆产业融为一体。但是，在2007~2008年冒出一批拥有操作类型片潜质的导演后，两岸的合作也并没有像陆港合作那样，迅速驶上快车道。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王牌监制叶如芬 《健忘村》上映前夕，腾讯娱乐对影片两位王牌监制李烈和叶如芬进行了专访。两位“老炮儿”从辅导金对台湾电影的好处与坏处，台湾导演与内陆审查制度之间的纠结过往，谈到台湾电影人面对内陆市场逐渐壮大时的心理建设过程，通通直言不讳，帮助我们梳理了台湾电影人的“性格”如何形成，如何决定了台湾电影人的“命运”。是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但在与内陆团队接触最亲密的两位幕后大佬眼中，两岸电影团队的融合一直在进行，只不过因为历史原因，一切都要慢慢来。但未来却仍然是可期的，因为市场壮大的需求是客观存在并且是强势存在的，合作一定是大趋势。 辅导金是好事or坏事？李烈：没有辅导金我的第一部电影就拍不出来 辅导金给的是人，这些人要做的是创意的事情，怎么可能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可以适合所有的人跟所有的作品，不可能的，一定会有问题在。说实话，这些电影有很多拍得不好，甚至很烂，因为辅导金它是审企划案，审主创团队有谁，导演想怎么拍，全都是文字的东西。影象的东西只用文字来呈现的时候，一定会有落差，有时候甚至会很大。有时候他们找了一个非常会写企划案的人，可是导演没有执行力，片子就拍坏了，这样的例子一直都有。 王牌监制李烈 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例子，就完全抹杀了这个制度对台湾电影的帮助，或者说它伤害了台湾电影，它有它非常大的贡献在。因为我的第一部电影就拿了辅导金，如果没有那笔钱（450万）根本就不可能开拍，没有人要投的。我那时候就是凭着一股傻劲，拿着辅导金的钱拍的。台湾很多导演都是这样的。有了辅导金，很多台湾电影才能拍出来。 叶如芬：会让台湾导演变得很被动 全世界对新导演的资助最好的应该是台湾，就是因为有辅导金。文案写好，剧本写好，送去甄选，然后面试，九个评审，觉得你有机会，就给你一笔钱。以前的钱比较少，500万到600万，现在都是1000万，新导演是给1000万到1200万，人民币大概200多万左右。拍过两部片以上的导演，还是想申请辅导金，我们把他放在一般型，会给到1800万台币和2000万台币，大概300万人民币到400万人民币左右。辅导金也有条件限制。第一，一定要台湾出品，因为它是政府的钱。第二，辅导金也是有限制和管控的，它是分四期给的，拿到第一期的钱要等到差不多拍了吧，拍完才会有第二期。如果你没有做到，辅导金是不会给的。 侯孝贤设立了帮助年轻人拍电影的电影基金 通常拿到辅导金的案子，再找钱比较好找，是因为辅导金的评审已经帮投资人过滤过了。大部分新导演都是3000万台币，他已经拿到1200万辅导金，我只要再帮他找1800万，比如我就找两家，各900万，不就好了，很快他就可以拍了。有的会说你都没有拿辅导金，你直接跟我说我要3000万，那我怎么相信你？（除非）有的很有经验，懂这个案子，会帮你。可是没有辅导金，会比较紧张一点。 还有就是县市的补助。台北市、高雄市、桃园县或者台南县，为了鼓励大家到他们那里拍片，可能会有一个500万、600万台币的补助。所以一般台湾导演们拿了辅导金，再看看高雄钱比较多，就把台北改成高雄。所以台湾的新导演们或者是制片们就比较幸福。 反观香港或者是中国大陆是没有这样的鼓励的。导演们就要自己跟投资者们对抗。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样，他们变得战斗力比较旺盛，而台湾导演有时候非常被动。上半年如果投不中，我就投下半年，今年都没中，明年再投，文案也不改，剧本也不改，因为每年评审不一样，你可能今年拿不到，明年的评审口味换了，就会拿得到。有时候今年没有过的和很烂的案子，明年会发现怎么过了，谁审的？所以辅导金有时候会有争议，给到一些很不好的案子，他们拿了钱也不好好拍，乱拍，或者拿了钱也不知道在干嘛。所以这几年辅导金比较严格，大家还是会严格一点。 台湾导演能适应内陆审查制度吗？李烈：合作一次就懂游戏规则，对未来看好 大家同根同种，但是在很多思想观念上是不一样的。再加上台湾的年轻导演已经习惯了在创作的时候，不会先去想有什么限制。大陆的创作人很自然就把这些（不符合审查的）东西给避掉，这些台湾导演还不会。所以合作前期一定会有一些这方面的误差。 可是我自己感觉，随着接下来的合作越来越多，基本上合作一次，你就清楚了游戏规则，自然不会犯以前的错误。所以整个（未来的）合作我自己是还蛮看好的。 去年的金马奖大奖都颁给了内陆影片，被认为是台湾电影圈向内陆“献媚” 叶如芬：审查标准太难摸头，让人觉得太麻烦 台湾导演有的时候不会想到那么多，不知道它的界线跟底线在哪里。这个要学习的，只能这样讲。像去年曹保平的《烈日灼心》，一开场这么血腥，人还逃了，结果去当警察了……为什么会过？结局当然是圆回来了，要为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所以你不知道总局在想什么，有时候你觉得会过，他不过，你觉得不会过，他过了。有时候我的导演问我，为什么那个片过了，我们这个不行，我说不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的心情就是这样。所以应该可以多开放一些交流，要不然开放面试，就像我们辅导金面试，导演、制片坐在那边跟我们讲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几个评委听一听，被说服了，可能很容易就过了。希望将来多一些两岸交流的机会，比如说台湾电影人跟内陆电影人，或者是台湾的文化部、影视局跟广电总局多一些合作和交流，坐下来聊聊天，起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我们就会知道一个案子有些什么问题，先不要送，改一改再送，或者换一个案子再送。现在基本上是石沉大海，一个月两个月才知道，来了就是不过，导演和编剧们就会觉得很别扭，然后就不想来拍片了，觉得太麻烦了。 不与大陆合作就没出路吗？李烈：只拍小片子不能成长 这个观念绝对没错。但你要让时间来改变一切，两边的互动越来越好，观众都慢慢地培养起来，现在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所以，现在讲太多（观念差异）也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就要把心力放在电影上，做出好的作品，比什么事情都重要。朱导（朱延平）、侯导（侯孝贤）和我们都觉得说这有什么好谈的，就把戏拍好（就好了）。年轻导演如果永远只拍小片子，就永远不能成长。 叶如芬：当然，否则李安为什么不留在台湾？ 在台湾这片土地上拍片，比较容易被保护，那你要拍工业型大投资的电影就会比较被动，因为台湾电影本来就没有工业化。内陆电影人都是制片厂出来的，所以每个人都很彪悍，要为他的工作争一席之地。台湾可以不用。在台湾，拍片失败了，没有赢得票房或者得到什么奖，他就不做了，开咖啡店去。台湾很多人喜欢开咖啡店，回家乡开民宿，小确幸嘛，每个人都习惯了当自己的老板。 （这种概念）有他的优点，我现在讲的是缺点。像我在台湾拍片，我是很辛苦的，每个人都自我意识高涨。即便台北市的影委会帮我们去协调，居民还是会打电话报警，说你别在我这边拍，吵死了，给钱也不行。他就是觉得我要维护我生活的方式。大陆是因为有片场，山川、野外、乡下，到哪儿都可以拍。有的付了钱，请居民帮帮忙，他们也愿意。但是一回台湾就会觉得拍片很累。 台湾导演是非常自我的，但电影是团队工作，它绝对是跟工业靠拢的。你可以做大的电影，工业化你才可以做得好，然后产业进步了，一些艺术形式的电影就可以被复制。可是你一直在做艺术片或是小清新的电影，然后要做一个类型片，怎么样？做不出来。 我觉得台湾的导演是需要学习的，因为在台湾做导演就是自由惯了，到内陆他就要遵循比较正统的拍电影的规矩。但是电影的市场毕竟就在那里。其实你想想，李安为什么在美国，而不是在台湾拍？只有我叶如芬敢问这样的话。因为他想要实现的，只有在美国才可以，在台湾做不到，对不对？讲白了就是这样。可是我们都不把这个神话戳破。我们都非常赞叹他的勇气，其实这个勇气的背后是因为他选择了留在美国。既然我有这样的能力，我就留在美国滋养壮大自己，只有滋养壮大自己，才能对台湾电影有一些贡献跟帮助。 《路边野餐》在台湾很受欢迎 一样啊，我为什么要跟中国大陆多做合作，是因为我想要壮大自己，要开阔我的眼界。它的电影市场这么大，我只要做一部片赢得观众，我就可以做更多我想做的电影，不就是这样吗？我在台湾做电影可能更独立自主，更快乐，也没有问题。但是台湾就2300万人，大陆那么大的市场，那么多的人，你要怎么去比？那你要不要大家合作？其实我们今天可以跟美国人合作，跟日本人合作，跟韩国人合作，却不能跟内陆合作，那不是奇怪吗？我们还讲同一种语言，不是更方便？我每次用韩国团队都累得要死，本来5分钟的事情变10分钟，万一翻译不好你就完蛋了。不如华文同文同种，大家一起创造很好的华语电影，不是很好吗？ 有时候我就觉得台湾电影人太别扭了，你想那么多干嘛？我觉得要打破，当然因为上一代的一些问题，这个过程要慢慢来。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越来越知道要打破这个隔阂。否则的话，台湾电影就是这样（摊手状）。 台湾导演能否克服两岸“文化差异”？李烈：影像作品是对所谓的文化差异最好的融合 年轻导演碰到错的团队、制作方，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所有的资源统统都得不到，会影响到作品。电影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你花的每一分钱，银幕上都看得出来。这的确是年轻导演的确最容易碰到的问题。但是现在碰到几次这样的问题之后，大家就会学精了，会聚在一起分享一下信息。谁碰到一个觉得不好的公司，大家就不太会跟这样的公司合作了。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倒不是太大。 我们以前一直很头痛，台湾导演的片子大陆观众都不爱看，大陆导演的片子台湾观众也不爱看，不管在大陆有多火，到台湾就是惨的不得了。台湾的也一样。但这两年的金马影展，大陆电影的票一下子就卖光了，我那时候搞半天才拿到票。还有在大陆艺术电影的市场还没打开，但像毕赣去年的《路边野餐》在台湾获得很大的反响，又得了奖，这个也鼓励到了在大陆想要拍艺术电影的年轻创作者。而且台湾观众有一批人是非常爱看大陆电视剧的，卖得蛮火的。这些都是要培养的。所以我觉得所谓的文化差异，影像作品其实是最好的融合。这里面有一个习惯的问题，之前台湾观众为什么都不看大陆片，因为大家的用字不同，讲什么都听不懂。但是你看多了几部就会了，然后加上网络的传播，现在很多大陆习惯的网络用语，台湾网民也用。语言没有那么多的障碍，大家对电影就越来越可以接受，起码从年轻人开始，互动是越来越顺畅的。 陈正道凭借《重返20岁》和《催眠大师》在内陆站稳脚跟 其实台湾电影每年的产量已经比之前高很多了，只是没有反映在票房上面。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年轻人对于怎么去掌握市场这一块，还抓不到。经过挫折跟碰壁之后，他们也在学习。我跟叶如芬在创投会当老师，就发现每一年的案子水准越来越高，而且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他们的创作方向截然不同，都非常有趣，但各有各的巧妙。这就表示台湾导演在市场上受挫之后，就会转回去思考这些问题，怎么样市场会接受，会买单。不是我自己在这边瞎乐观。像陈正道肯定是已经站稳了。像《命运化妆师》的导演连奕琦，后来拍了苏有朋和林依晨的《甜蜜杀机》，他最近几个案子全都是在跟大陆合作。像《一页台北》的导演陈骏霖最近有一个案子也是跟大陆合作。其实这几年，大陆有很多案子都在尝试跟台湾导演合作。我自己当然会期待这样的合作跟互动。你必须要靠着这样的合作跟互动，才会越来越成熟。 有没有具体的方法论？李烈：会建议台湾导演多研究《夏洛特烦恼》 台湾导演还需要很多的训练。这几年大陆有几部电影是操作的很好的商业电影，尤其是《夏洛特烦恼》。坦白讲，一开始我想的是会不会看20分钟就跑出来。结果刚刚开始10分钟就是婚礼，很老套的东西，那我想再看10分钟好了，没想到从沈腾进洗手间开始，一路该笑的笑，该感动的感动。到茴香面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妈呀，真的是太会洒狗血了。真的看的很开心，娱乐需求得到了满足，这是商业电影很重要的一点。我常常跟年轻导演推荐这部电影，我说你看人家也是年轻导演，没有拍过电影，但是操作商业电影就很流畅，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夏洛特烦恼》成为台湾年轻电影人的商业片范本 叶如芬：反正我想做有点新意的作品 也没什么。我觉得就这么往前走吧。反正我有一个使命感，要做那种没有人看过的电影。可是电影已经百年了，哪儿有什么没看过的电影，没看过的题材或者元素，但是总有一点点新意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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