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地名文化考

老刘tdrhg 201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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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焕美

地名是各民族语言中的常用词汇，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地名除了指称某一地理实体外，还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1]。泰安地名则是记载泰安地区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根据泰安地名用词的语义特点，把地名分成不同的“语义场”，主要包括“山水”地名、“动植物”地名、“坊店”地名、“姓氏”地名、“宗教”地名等。通过观察地名中的语义场，以了解该地的自然地理特征及历史文化面貌。

一、“山水"地名与泰安独特的地形地貌

《泰安地名志》云：“泰安地处鲁中山区西部，东部为鲁中山区，山岭、河谷、平原交错其间，中部为平原，西部多低山丘陵，西南部为平原，间有洼地、湖泊”，这种复杂多样的地貌环境集中反映在地名中，就构成了丰富的“山水”地名。

“山”部地名所指地理区域多具山地或丘陵特征。如“韩家岭、角峪、埠前、韭菜崮、南嶅阳、北梁、石崖”等。“岭”指山峰，“峪”指两山之间，“埠”指土丘，“崮”是“四周陡峭、顶上较平的山”，“嶅”指“山多小石”。另外，以“丘”、“岭”命名的地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择高地而居以避洪水的生活习俗。“水”部地名多与水有关，或为平原近水而居，如“桥沟”，因村中小河流入汶河，架有小桥而得名、“岔河”由于明堂河围村而下至村南合流而得名；或相邻清泉、池塘、洼地等，如“灌庄、张家泉”皆因村有泉水而得名，“小湾子”因其地有一常年不枯小水湾得名。泰安此类地名还有“大窑沟、鱼池、化马湾、下港、临溪村”等。

泰安“山水”地名极多。如单新泰一市，全市1088个自然村中约有40％属于山水地名[3]，鲜明反映了泰安“山地、丘陵、水域”交叉纵横的特点。既有肥沃的“汶阳之田”，又有纵横的山谷丘陵，这种独特的地形地貌成就了泰安优美的自然景观，同时又适宜多种经济作物的种植。自古就有“泰安神州，十年九收”之谚。《宋史·地理志》云“兖豫青徐之域，其俗重礼仪勤耕缍”。民国十八年《泰安县志》表列：全县划15个行政区，辖109个地方，可耕地为5100倾。全县总人口在民国时清乡册户为692414人，男丁为371916人，80％务农(参《泰安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89年12月)，可见当时泰安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

二、“动植物"地名与丰富的物产资源

既是天然生物资源宝库，又适宜多种农作物种植，所以泰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各类农作物、土特产十分丰富。自战国至汉代，齐鲁即以盛产桑麻著称，泰山附近为其主要产地，故《禹贡》记载“岱畎富有丝藁之产”。《泰山志》云：“是故言物产者，莫尚乎山，而况岱为天下之名山乎?”[2]《乾隆泰安府志·卷二》介绍了“麦、稻、枣、梨、李”等农经作物、“丝绢、棉布、杞柳、草纸”等各类物产。这些体现在地名中，就形成一个数量众多的类聚体——“动植物”地名。

1．泰安植物地名繁多。这些地名皆因盛产某类植物而得名，几乎涵盖了泰安地产中所有野生林果资源及农作物品种：如野生植物地名“桃花峪、荆棵、葛条、草茨、扫帚岭、蒯沟、杨树滩、柳行、榆山、槐林、黄柏峪、斛树崖、柘子沟”；农经作物地名“稻屯、积米峪、棉花峪、核桃行、药乡、梨园、黄瓜店、藕池、茄场、樱桃园、茶叶庄、芝麻峪”等。丰富的植物资源不但供应人们的日常之需，还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

2.动物地名多反映地形地貌，如“白马石、卧牛石、虎山、龟山”等；也有些反映该地的野生动物资源，如蝎子山盛产蝎子、鹁鸪崖多野鹁鸽；还有些动物地名能曲折反映出泰安的畜牧业、养殖业等经济情况，如“鱼池”，明成化石碑载称为“鱼池堡”，因村南水池常年养鱼而得名。又如羊圈、羊栏沟、饲马峪、牛道等。

三、“坊店”地名与古代工商业发展

传统的农耕经济不仅以农业生产为界限，且包含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古泰安的手工业、商业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又加上五岳独尊的泰山文化和形成于北宋时期云集商贾的泰山庙会，使泰安很早就成为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这些社会经济活动集中以“窑、坊、集、店”等地名形式得以体现，我们统称为“坊店”地名。它们生动展示了泰安古代工商经济的发展面貌。

1.“窑”地名与古代泰安的陶瓷制造业。泰安陶土资源丰富。考古佐证了泰安大汶口文化时期制陶技术的先进，当时的快轮制陶技术烧出了薄如蛋壳的器物，表面光亮如漆，是中国制陶史上的鼎峰时期。五代至宋，白瓷制艺更是执耳域内，至金代，制瓷业持续繁荣，民国《泰安县志》“货品类物产”中更专列有“陶器”一目。泰安“窑”类地名主要有“姚庄、窑家坡、白窑、磁窑镇”等，多是历史上陶瓷制艺优良的地区。

2.“坊”地名主要与手工作坊有关。据《汉书》记载：西汉时期，全国共设工官八处，统一管理官营手工业，其一便设在泰山郡奉高县，足见当时手工业的繁荣。泰安地名中“坊”有的指牌坊，如“岱宗坊”；有的指居住之所，如“作书坊”，因古代学者修舍作书得名；其余多指“店铺、作坊”，如“孙纸坊”，明孙姓建村，因村内有造纸作坊得名；“油坊”原名游房，清时因村内有油坊而更名。据《汉书》记载：西汉时期，全国共设工官八处，统一管理官营手工业，其一便设在泰山郡奉高县，足见当时手工业的繁荣。

3.“集、店、铺、棚”地名和古代泰安的商业。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互通有无的交换行为慢慢发展为简单的城市工商业。如北宋时期，泰安集市交易日益繁荣，官府专门分设太平(今天平镇)、净封(今泰城东渐汶河)两镇以行管理，至金元仍沿置不改。泰安集店类地名众多，再现了古泰安商品交易的兴盛。集指集市，铺、棚指沽卖之所即商店，店指商店或客店。如南北朝时期的“斑鸠店(客店)”，唐初的“蒋家集”、宋代的“粥店”(卖粥之所)、明代的师集，还如“许家铺(卖酒之所)、徐家铺(卖杂货之所)、袜子铺、后茶棚、卖饭棚”等。

四、“姓氏"地名与聚族而居的血亲宗族文化

汉族社会是一种宗族的社会。宗族是汉民族社会构成的重要支柱。历史上，秦朝的“按户比民”、唐代的“团貌”、清代的“保甲”等一系列限制民众迁徙的户籍制度更加深了这一聚族而居的传统，泰安地名中的“赵庄、王庄、杨家庄、郝家庄、小崔家庄、桑家疃”等大量的姓氏地名都是中华民族这一重宗族、重血亲文化的集中体现。如“桑家疃”，即为清初山西桑姓民众为避战乱迁此立村，遂名“桑家疃”；“于辛庄”为清乾隆年间于姓从南旺迁来，因此地无人居住，水土适宜而定居。后姓氏逐渐增多。但因于姓先迁至此而取名于辛庄。迁徙聚居的百姓修谱联宗、建祠以祀，将儒家忠孝和国家刑名典范与族权、父权相结合，成为了村落生活的行为道德规范。“姓氏”地名集中反映出中华民族提倡内省、注重共性、崇尚族权的睦族、悖宗的礼教思想。

泰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宜居的人文环境也使历史上众多达人墨客乐居于此，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展禽受封于柳下(今新泰柳里镇)，以崇尚礼节闻名于世，卒谥惠，世称柳下惠；而越国大夫范蠡浮海北行，定居于陶山(今肥城陶山村)，置财百万，史称陶朱公；今岱岳区的“淳于村”原为周代诸侯淳于公之封地，其后裔淳于延更为北魏重臣；孑L门先贤冉子(冉耕)曾居于肥城西南冉家庄，其后裔嫡孙冉士朴被清雍正帝封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这些世居于此的名门望族，因在其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智慧，深刻影响着泰山文化传承变迁，使泰安成为儒家思想、宋明理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生息发展的重要地区。

五、“寺观"地名与交汇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这种非物质文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其所处的环境有关，泰山地区先民的原始崇拜中，对山神的崇拜尤其突出，先民们认为任何一座山峰都有神灵。这些神祗和精灵主宰着人们的吉凶祸福。自西晋、汉唐到明清以来，由于封建皇权提倡修德安民，儒学思想和佛、道教都得到广泛的发展。特殊的地形地貌和人文活动，使泰山地区成为了历史上鲁中山区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聚集交融最为密切的地方。象“岱阳观、玉都观、上清观、张果老山”与道教有关，“普照寺、光华寺、四禅寺、马家庙、岱道庵”等地名则与佛教有关。“庵”字原指一种叫做庵闾的草叶，枝叶成熟之后用来盖屋，古时多为僧人所造的修行栖息之所，后专指尼姑所住之处，如“岱道庵”，即为明永乐年间因当地有尼姑庵，且香火较盛而立名建村。“灵应宫”原为碧霞元君下庙，明万历三十九年奉剌拓建，规模宏伟，有前后两殿。咸丰年间又将天观九莲萨和智上菩萨铜像移于宫内，一时庙貌辉煌，佛道共尊。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神灵的信仰已经淡漠，但传统的“寺观”地名却集中折射出泰安人民祈福避祸，追求美好生活的良好愿望和在宗教信仰上兼容并包的文化多源性。泰安地区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7300年前的北辛文化，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3800年前的龙山文化等，都是在泰安周围首次发掘、并以发掘地命名的。泰安地名是泰安地区人口繁衍生息、拓荒而居的真实见证，集中反映了泰安地区的地形地貌、经济文化变迁、民族融合、宗教发展等情况，是泰山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希望本文能够为我们更深地挖掘泰安地名丰厚的文化内涵作出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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