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死学四探
一、
在这一探中，将重点研究西方文化对优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实际应用。
首先谈谈他们的研究方法。
众所周知，西方人跟东方人的传统文化观念不一样。俗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地域特性的不同，所养育的人的习性、观念和思维逻辑也不一样。也由于观念和思维逻辑的不一样，其文化理论和生活活动规则也不一样，研究、发现和运用的各种服务于生活的知识、理论、手段和技能也都不一样。
由于各地域有各地域的知识和理论，各地域人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所产生的病理病变也不一样，治疗的方式方法也不尽一样。
很显然，死前阶段也不一样，临死时的状态也不一样。为了能够促成优死的方法、理论和技能也不会一样。
在《优死学三探》中，我们分析了唯物的人在濒临死亡时会有很多挂念、很多遗憾，死时痛苦不堪难以闭眼。西方人基本都是唯物的，西方人的“心”与东方人的“心”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心”不是指心脏，而是心灵。
西方人不是大多都信教、信神吗？
西洋教属“物教”，不然，他们那两家就不会经常打架了，也不会成天觊觎别人家的好东西了。
笔者没有到过西方国家，也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无法了解西方人临死的状况。但从西方人研究优死学的文章便可以肯定的说：西方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优死，几乎统统是劣死。
因为劣死是普遍的，又没有中国这样的传统文化观念和优死技术，而他们那里的科学技术又非常发达，权威们在优死学方面如果不能给社会一个合理有效的解决劣死的方法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只能采取“安乐死”的方法，而且别无他法。
西方所谓高智商的权威们所研究的都是物，而且是唯物。所以把人之死也看成是物的转变。尽管媒体上经常能看到某西方专家研究“灵魂”的文字。但他们的研究依然是把“灵魂”看成物来研究的，用研究物的手段研究物的灵魂、灵魂的物。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他们那种研究，再用一万年也不会有任何突破。所以说他们别无他法，十分肯定的绝无他法。除非……
自十八世纪以来，西方的传教士不断进入中国。一些“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技术也不断引入中国。同时，一些西方宗教思想也不断渗入，一些西方病毒也在不断渗入。到十九世纪初，一部分东方人渐渐地被西化，继而迅速发展。目前，被西化的人已经达到另中华民族的祖先无法容忍而又无奈的程度，而国人却熟视无睹，全然不知其害。
当中国的丝绸、火药、印刷术经波斯传到欧洲的时候，西方人认为东方人是最先进的，是最古老文明的。短短几百年怎么就反过来了呢？
究其原因是，西方人学东方人的只是先进的技术，而不是什么都学。而中国人大多都是崇洋媚外，不光学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全部认为是先进的，包括思想、文化都是先进的，统统照搬不误。
中国的经济发展了，生产力发展了，科学技术发展了。导弹、氢弹、原子弹，神五、神六到神十，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但科学思想、科学技术的先进并不能代表文化思想的先进，也不能代表文化观念的先进，更不能代表传统文化的先进。
什么是先进？就是走在别人前面。试问，西方的哪些传统文化走在中国前面了？在传统文化方面他们要远远地落后于中国。认为西医比中医先进就是个极大的错误。
当西方大量先进的医疗器械涌入中国，中国的医疗市场就逐步被占领，把中医挤得几无立足之地。幸好非西化人的一些中国病令西方医学束手无策，这才给中医留下一席之地。但中医不长脸，居然也……？真是令老祖宗哭笑不得，恨铁不成钢啊！
西医治西方病，确是令中医望尘莫及的。在中国盛行是因为大量的中国人西化了，得了西方病，只能靠西医治疗。中国病还得中医治。虽然西医也能治中国病，但是有限的，不能全部治。中医也不能总是跟着西医屁股后面拾残羹剩饭。中医不仅要治全面的中国病，也可以治西方病。
再高明的西医专家离开医疗仪器什么病都不能看，中医不用任何医疗仪器什么病都能看，这就是中医比西医先进的地方，而且比他们先进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对于研究优死学来说，西医更是无法和中医比。西医采用“安乐死”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西方普遍劣死的情况下，采用“安乐死”确实能为痛苦不堪的濒临死亡者解除痛苦，也能给死亡者家属亲友以安慰，也能为国家和社会节省资源。在中国为那些被西化的人实行“安乐死”也不是不可以的。但若在中国立法，全面推广就是个错误。被西化的人已经不再相信中国还有真正意义上的优死学，死抱着西医的大腿不放，如果不能立法，采取安乐死法，他们可就惨了，只能痛苦不堪，苦熬到癌病毒将其肉体侵噬殆尽。
西方也有站在宗教学的角度上研究优死学的，西洋宗教经典里也有可用于优死的东西。“灵性照顾”是就他们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唯一一条属于真正优死学范畴的东西。但属于优死阶段的末期和后期，对于死前阶段的优死控制几乎起不到多大作用。
唯物者绝对不能接受“灵性照顾”的方法，但从中受到了启发。为了弥补“安乐死”的不足，于是又派生出来“临终关怀”这么一个既不优，也不劣，既能搪塞反对方，也能安慰支持面的缓解方法。
西方的“灵性照顾”不被唯物者认可，东方的唯物者是拿来主义，把西方不得已而为之的“安乐死”奉为“先进”而倍加推崇。东方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又无法跻入科学殿堂。因此，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优死学的研究方面都存在一个死角。这个死角的最大障碍就是“灵魂”！拿到桌面上说，就是“物”与“心”的结合。
西方对优死学的研究尽管也是从法律、社会经济、伦理道德、哲学等多方面进行研究，但其层面都是很肤浅的。倒不如中国的某些学者对西洋教某种思想的评价中肯。
“基督教在生死之本质上有独特的看法，认为“死”是上帝对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所犯“原罪”的惩罚，并且每一个人都会在“世界的末日”接受上帝的最后审判，得救赎者升“天堂”，否则，必下“地狱”。从临终关怀的角度看基督教的生死智慧，临终者可以从中获得“原罪”、“救赎”、“复活”等等观念，意识到死亡并不可怕，“死”不是别的，就是人从现世的“活”经过“死”再实现复活，并进入永生这一过程的中介。于是，世俗之“死”给人们带来的一切恐惧、悲哀、痛苦，都溶解于基督的大爱之中。这样，用基督教的生死本质论对临终者进行灵性的抚慰，相信者可获得对死亡的释然。在伊斯兰教中，真主安拉是无所不能的，人类的生与死不过就是他伟大创造工程中的一个部分。这样一些看法，对临终者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临终者不应该为“死亡”的降临而痛苦，因为生死皆为“安拉”所定，毕竟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死亡。另一方面，人们应该面对“死”而心怀喜悦，因为这是真主在召唤着我们进入“天园”的幸福永恒的生活 二
现在来看看他们所研究的主要内容：
以荷兰法案为医生实施安乐死规定了严格而详细的条件：首先，病人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自愿接受安乐死并多次提出相关请求，医生则必须与病人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判断病人的请求是否出于自愿或是否深思熟虑；其次，根据目前通行的医学经验，病人所患疾病必须是无法治愈的，而且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被认为是难以忍受的。只要存在某种医疗方案可供选择，就说明存在着治愈的可能；第三，主治医生必须与另一名医生进行磋商以获取独立的意见，而另一名医生则应该就病人的病情、治疗手段以及病人是否出于自愿等情况写出书面意见；第四，医生必须按照司法部规定的“医学上合适的方式”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在安乐死实施后必须向当地政府报告。王明成，男，49岁，陕西第三印染厂职工。2000年底，王明成被查出患了胃癌，胃部做了切除3／4的手术。2002年11月，王明成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腹腔里又有了癌细胞，并已转移到肝脏上。病痛使王明成瘦骨嶙峋，体重还下降到不中40公斤。作为中国安乐死第一案当事人，同时也是安乐死第一人夏素文的儿子，王明成于2003年2月4日向医院提出要求安乐死，希望象母亲一样获得迅速解脱。王明成认为，安乐死能解除自己的痛苦，还可以无偿捐献自己的角膜、肾脏等器官，家里也不必再花钱进行这种无望的治疗。但医院对王的申请明确表示，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为王明成实行“安乐死”是不可能的。再三权衡之下，王明成放弃了最后治疗出院回家，他说，既然不能安乐死，只有回家等着了。2003年8月3日凌晨3时30分，王明成没能等到天亮就带着遗憾停止了呼吸。随着他的去世，一场十七年来一直未曾停止过的话题――“安乐死”再掀波澜！临终关怀，在香港称为善终服务，在台湾称为安宁疗护。现代的临终关怀，是在人们的疾病已无法治愈的情况下，放弃积极治疗，注重病人尊严和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减轻病人痛苦，提升病人的生死品质，并延伸到给病人家属以哀伤辅导及支持。“全人照顾”“全家照顾”“全程照顾”“全队照顾”照顾，包括医师、护士、志工、营养师、音乐师、药师、心理师、宗教人员等，他们共同合作来照顾病人及其家属，所以叫“全队照顾”。具体内容包括：创造舒适的环境即病室要家庭化、安静、清洁、光线充足，室温适中，空气新鲜。对病人的操作处置做到稳、轻、细、准、快，做好生活护理，严密观察病情尽可能减轻病人的痛苦，最大限度地满足病人生理上的需求，重视病人微小愿望的满足，让病人在充满人间温情的环境气氛中安详、舒适、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准备死亡、面对死亡、接受死亡包括医师、护士、志工、营养师、音乐师、药师、心理师、宗教人员等”有什么区别吗？比大人物的家庭医院、家庭病房有区别吗？说白了，就是变相的应付！也是提高特殊医疗费用的砝码，显示集体和个人优胜突出的招牌。无论怎么变，该疼痛的还是疼痛，该痛苦的还是痛苦，该死亡的还是要死亡，谁也代替不了。
若从宗教的角度分析，病人的疼痛都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是在还孽报。在疼痛中进行反思，如能悔过，或许能够得到救赎。那么，实施“安乐死”就是破坏“法律秩序”，拉关系，托后门，为犯人减轻罪责，属一种违法行为！蒲连升的六年牢狱之灾就是执法犯法的果报，也是替夏素文顶罪。
如此言论如果发表出去，肯定会遭到猛烈的抨击。尤其是病人或病人家属，他们极难接受。但“唯心”的人会深信不疑。
作为优死学的探索者和研究者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但不必太认真，更不得盲目崇拜，夸大其词。
四
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安乐死”的实际应用。
翻开网页，除陕西的王明成案以外就搜不出任何实施“安乐死”的实际案例。尽管说，某国家，某城市已有多少个案例，可对于“安乐死”实施全过程进行跟踪采访并加以分析研究的文字一篇也没有，倒是支持实行“安乐死”和为“安乐死”立法的呼声非常热烈。
笔者不是医生，更不是什么专家，充其量就是一名优死学的好奇者。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具体实施“安乐死”的过程都无法得知，因为没有资格进入那种场所，就连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也没有资格参加。甚至连跟医学界专家交流的资格也没有。
基于这种难堪的境况，笔者写出的东西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就要大打折扣。自然可信度也会大大降低。把可信度很低的文字拿出来让人看是没有意义的。但目前的传统优死学亟待大量的优秀文章出现，遗憾的是一篇也没有。因此，笔者权当“滥竽充数”。说成“滥竽充数”不恰当，应该是勉为其难，或是羊群里跑进去一头驴。也不对，应该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也不恰当，反正就那么个意思，就算是吧！当大量的优秀文章出现后，这个“滥竽充数”就会变为垃圾。可怜的“安乐死”也将是同样的下场！
若论“安乐死”的实际应用，没有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是无法进行的。目前的确没有，也不可能找得到。那就是没有法写，不写，在优死学研究里就是一片空白。优死学是个既单一又复杂而且牵涉众多学科的大工程，原则上是不允许出现空白的。科学也不允许出现空白，但目前的科学的确存在空白，所以科学优死学无法突破。为了让传统优死学没有空白，也只好把“滥竽充数”端出来了。
首先是从一些零散的报导和网页上的短文以及微博，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对于具体实施的条件、环境、医疗手段及施用药物方面，“安乐死”的支持者是最为乐道的，其研究者则是最有发言权的，咱们就别多此一举了。
咱们就“安乐死”实施过程中所参与的各种人的心态和可能出现的顾虑方面以传统优死学的角度来加以探讨。
先探讨“安乐死”的主要实施者——主治医生。
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的手术是非常简单的，一管针剂就完事了。但确定具体做这件事却需要一定的勇气。
任务——上级的指令；
职责——医生应尽的责任；
义务——职业道德；
情感——病人的乞求，家属亲友的肯求，以及对病人痛苦的同情；
压力——法律及社会压力。
以上5条是所有主治医生在做手术前都必须考虑的，不仅是实施“安
乐死”，对于其它科的较大手术也一样。任务必须接受，职责必须遵守。义务是个软指标，没有硬性的标准衡量，只要做就行了。这情感到是一个很难界定又很难区分，很难把握的事。对于一般医生来说，病人的疼痛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很难触发医生的同情心。病人的乞求恐怕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因为这样的病人请求也是司空见惯的，在临床上一些患了一般疾病忍不住疼痛而大喊大叫要死要活的太多了。最能让主治医生动真格的还是病人亲属，而且是直系亲属。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作这个主，也只有他们才能真心实意地求。如果情真意切地求都拿不下，他们还可以塞红包。没有“这个”，谁愿意为您冒风险呢？“这个”少了还不一定行，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蒲连升在未经过院方的批准私自开了“安乐死”的处方，并威胁实习医生具体操作为的是什么？难道就只有“职责”那么简单吗？面对央视记者的镜头他敢胡说吗？他最后悔的一定是那个该死的“处方”！
对于社会压力来说，医生基本不会考虑。即使考虑，也仅限于周围的同事，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掌握一些具体情况。也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把令人不愉快的事向外泄露。外人岂能得知？知道又能怎么着！
对于法律就必须慎重了，但法律目前还没有对“安乐死”立法。再说了，对于一般的刑事责任，在执法惯例上是民不告官不究的，只要他们的直系亲属同意并且在术前征求家属意见书上签字，一切就万事大吉了。蒲连升案向他们又提了一个醒！一定要病人的全部直系亲属签字，漏掉一个都有可能坏事。
为老人实施“安乐死”，子女的心态是很复杂的，如再加上夫或妇，兄或弟，姊或妹等人就更加复杂了。在直系亲属里，有几个算几个，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很难达成共识。因为在他们当中，很难说没有人夹杂着某种不道德的目的，尤其是现在这样的经济理念和人际观念。
现在分析“安乐死”的实施过程。
组织实施一例“安乐死”手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病人主动提出要求实施“安乐死”时，已经是在经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痛苦以后，确认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并且实在难以承受愈来愈强烈的疼痛才作出的决定。提出这种请求到主治医生接受要多长时间？也许时间不会太长，但视主治医生的心理素质、业务素质、专业水平等因素而定。在这一过程中，主治医生要考虑很多问题，要做很多工作。与此同时，亲属之间的交流、磋商或争论。假如在他们当中有两个说话比较有分量的人，而这两个人平时又存在一些矛盾，那么，这种“交流期”就会相对的长。达成共识后，才能跟主治医生磋商，又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的长短要看亲属代表会不会办事，办事爽快不爽快。
只有主治医生和亲属统一了意见并办理完相关手续，“安乐死”的实施才能算正式确定。此时，主治医生才能跟有关领导和部门共同确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做好术前准备，组织实施小组，确立“另一名”，准备所用器械及药物准备。还要看病人的状态，选择最佳的实施时机。同时，还要报有关部门审查和备案，获得准许方可实施。
绝症患者在由一般痛苦到很痛苦，再从非常痛苦到极为痛苦，无法忍受提出“安乐死”请求之时。他的痛苦期可能已经过了一大半。再经过上述“交涉期”或称为“确认期”恐怕已经接近痛苦期的尾声了,距离死期已经不远了,此时再实施还有什么意义？
再说，此时患者的家庭积蓄也已经是空空如也了。昂贵的医疗资源也早已停止了。其社会意义又何在？
五
最后，研讨中国的死亡观。
中国的死亡观不是一个完整的观念。因为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死亡观。
我们要研究的死亡观不是现代科学死亡观，而是中华传统死亡观和传统优死学意义的死亡观。现代科学死亡观体现的是人生的价值，而中华传统死亡观和传统优死学死亡观所体现的是人死的价值。
现代科学死亡观认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所以才有价值。人的一生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这种价值而奋斗。而这种价值只能在死时才能充分体现。尽管在人生时也出现很多英雄，但不能作为定论。人一死，就什么都完了！留给后人的只是其在生时的某种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所留下的可供后人瞻仰、学习、标榜、激励斗志的遗物。
以上是以哲学、伦理道德等方面而言的观点。若以物质科学的观点，人死后就只剩下一具白骨或一把骨灰，其余什么都没有。若干年后，白骨或骨灰也荡然无存。
若以前者，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或庸庸碌碌。对优死学没有什么用处，但对于人生的追求，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还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的。但以后者就不敢恭维了。
在我们周围时常会听到这样的言论：
当出现一位小有成就而英年早逝的人，会影响一部分人在感叹：“这么年轻说没就没了，累死累活挣那么多钱有啥用？人活着真没有意思，还是怎么快乐怎么活，过一天了一天算了，到时候两腿一伸，啥也不要问”。
这种言论在上层、在科学殿堂、在桌面上肯定是没有的。但在底层广大的人群中却不在少数。这种言论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会造成什么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形成这种言论的根源在哪里也是不言而喻的。
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都是普通平民百姓，一线的产业工人或农民，文化层次不太高，缺乏正统的科学文化教育。常被高等文化知识分子视为无知或愚昧。
笔者仔细地观察和了解了一下这种人的基本情况。这些人的确有无知的一面，但他们绝不承认自己无知，而且会郑重其事的炫耀自己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
他们的确都是唯物者，但又不完全是。说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可他们都有中、初等文化水平。虽没有多高的知识技能，也不是级别多高的政府官员、企业领导，但也绝不是最基层的平民百姓，而是一群“班组长”级别的人物，无论什么场合，他们说话总要压在普通平民之上。由于他们的高傲，群众对他们有的敬重，有的不屑，有的不齿。但他们在群众中级社会上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他们应该属于科学死亡观的人，又不纯属于科学死亡观的人。他们十分崇拜唯物，但内心深处又潜藏着些微的传统文化思想的残余。这一部分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也是“灵魂障碍”中一道浑厚的屏障，但却不是最顽固的，只要方法得当，条件允许，一攻即破。
最顽固的是那些纯唯物者，但毕竟还是龙的传人，他们的内心深处多多少少能保留一点点传统文化残余。可他们最注重的是他们的声望、名誉、面子，以及那一方阵地和舞台。怎样拿下那一方阵地和舞台，是传统优死学的探索者和研究者的首要任务。
中华传统死亡观和传统优死学死亡观基本是一致的。中华传统死亡观和传统优死学死亡观一方面是古代祖先的遗传，另一方面受某宗教的影响，其三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法律的制约和舆论导向的促成。
上文说过，传统死亡观体现的是人之死的价值。那么，死的价值是如何体现的呢？
如何将这个话题展开，还会遇到该死的“灵魂障碍”。这个障碍不除，以后的“日子”没法过！
读者看到这里权当是在看神话小说或超越影视片。笔者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凡事都不必太认真。
要继续往下分析，必须确立一个观点，即突破“灵魂障碍”，承认“灵魂”的存在。继而引发出灵魂不死，人生只是灵魂生命长河中的一个极为特殊的时间段。
只要基于这种观点，才能形成传统文化和传统优死学的观念。
传统死亡观认为：人的一生的所有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死。只有通过死才能充分体现人生的价值。但这种价值不是留给后人的，而是作为自己死后的资本。这也是传统死亡观与科学死亡观或现代死亡观不同的分水岭。
这好比古代学子，十年寒窗都是为了进京应试，寒窗苦读的所有努力只有在考场才能得以体现，获得的成绩不是用来给教师或家人看的，而是作为考完试后自己何去何从的依据和凭证。
现代某些领导在考核下属的工作时也常会用到这种做法：我不看过程，只要结果。
在人的物质世界里，资本是人类活动所必须的动力，在人死后的精神意识世界里是一种能量。能量高者上，低者下。上者，成仙，成神。下者，为鬼，或堕地狱。成仙、成神者没有痛苦，逍遥自在。沦为鬼狱者，饥寒交迫，痛苦不堪。
这种观念诚然有很大的迷信成分，即使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也不能完全认可。但对于人之生却并没有任何危害，反而能让人正视人生和死亡，促使人们积极向上，以真、善、美的标准左右个人的行为，从而形成一种和谐、友善的社会氛围。
这种观念与科学死亡观在社会上会造成什么影响，在人类社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读者可以分析比较一下，也可以作一个推论，孰优孰劣，自然分明。
六
在传统文化死亡观里还存在一种确实属于“迷信”的思想。我们不能不认真地加以分析，以免传统优死学在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现举几个小例子：
在《优死学三探》中提到一位九十高龄的老太太优死在哥哥家中，被在外工作的弟弟误解而导致兄弟反目的故事。在《三探》中只是想说明某些人对死亡观的漠视和无知，没有认真地分析。现在再拿到这里来分析是意图弄清这种漠视和无知的根源。
哥嫂都是农村人，嫂子虽也是初中文化，但毕竟是位农村妇女，和婆婆不合闹纠纷虽是不应该，但其因由是属于正常的。但弟弟是中医主任级的大夫，属于高智商、高级知识分子做出“大打出手”的愚蠢行为就是极为不正常的了。别的原因咱们都不去管它，咱们只研究他的这种行为是怎样形成的。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他所持的死亡观是错误的。通过观察和分析，这种错误的死亡观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他受过正统的高等医学科学教育，所谓正统的高等医学科学教育是纯属唯物的，因此，在他的大脑思维系统中全部是唯物的“程序”，所以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唯物观和科学死亡观。但他毕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在他的心灵深处必然遗存着一些传统观念的印象。从农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农村，传统观念所形成的风俗以及履行无法逃避的风俗习惯，都无法摆脱“心”的纠缠。所以，他是个既唯物，又唯心的人。对于物，他唯的是是，对于“心”他若唯，唯的就是非，是迷信！他这个既唯物又唯心与传统优死学的既不唯物也不唯心是完全不同的。传统优死学是什么都不唯，而他是两头都唯，唯一就已经偏了，两头都唯就是偏上加偏。这样的人做出愚蠢的事就不奇怪了。
一般来说，既然唯，唯物就不能唯心，唯心也不能再唯物。为什么会有既唯物又唯心的人呢？唯物是一面，唯心是另一面，这样的人就是两面派，两面三刀。对于优死学的探索者和研究者来说，什么样的人都要面对，如果对某种人不屑一顾，那就是“唯”，也是偏。
第二个例子是：因在农村老家的两个儿子不赡养老人,老太太只好随到外地打工的女儿来到我家附近的小区。一年后，女儿因有事回了一趟娘家，恰巧老娘在女儿不在家的时候驾鹤归西了。经查，属于准优死。但两位哥哥纷纷前来索要母亲的“遗产”。未能得逞，便污蔑其妹不孝，任其母死而不顾，并将母亲遗体抢走，说回家尽孝。
这个例子不难看出其中端倪，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三个例子是需要费一点笔墨的。
前些日子，一位同事的婆婆去世了。按惯例，前往吊唁的亲友如有车随去火化场和墓地，车上都要贴上一张殡葬车队的“编号”。上写“××府”，下写死者临终寿数。
我接到一张贴在车上。小黄说：听说她婆婆只有73岁，怎么写成79了，是不是搞错了？
老李说：不错，是虚报的。
小黄：为什么？
老李：73不吉利。
这一例与第一例中老太太死在农历六月六一样。都是有所忌讳。
在传统死亡观里还有很多忌讳，从平民百姓的一些咒骂语中可见一斑：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就是上面例子所说的；
“让你死在六月天……”，属第一例。旧时，没有冰棺，尸体在六月最热的天气里容易腐烂，甚至生蛆。
“让你不得好死！”这一句是经常能够听到的，是最简单的优死反义词。
“……将死无葬身之地！”无葬身之地，是指溺水找不到尸首，或被大火烧成灰，当作垃圾处理，或被分尸喂狗等等。
“等你死了都没有人埋”。说明死者人缘极差，死后会暴死荒野，任凭禽兽争食。
“让你死后下地狱”。死后灵魂能去的最恶劣环境。
“等你死了喂狗，狗都不吃”。是最劣质的死，死前能量耗尽，死后一具枯骨连作狗食的价值都没有了。
以上这些都是传统死亡观中的劣死方式，反则就是优死，也折射出一些优死的道理和方法。
七
中华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也是现代人无法完全领略透的。传统死亡观中的种种忌讳是否有道理？还是纯属迷信？科学可以置之不顾，但优死学的探索者和研究者却不可忽视。这种忌讳很可能就是传统死亡观中阴暗面的一种外在体现。剖开阴暗面就是突破“灵魂屏障”的第一道防线。
当传统文化优死学和科学文化优死学发生冲突时，“科学方”会严阵以待，会发出猛烈攻击。“传统方”则风平浪静，悄然无声。于是弥漫整个空间的火药味里夹杂的都是“物”。同时也会形成一片强烈的舆论呼声，这种呼声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影响人们的感官和视角，从而形成一种观念。能否让人们所产生的观念成为正确而不偏的观念，或把已经形成的观念纠正，就要从这种舆论呼声开始。
以前，探索者们通过不懈的努力，研究出来一种成果。若想得到社会的认可，为社会服务，为人类文明服务，就必须发表出来，让广大群众看到，作出评价，认为有益方可利用。如不能发表，就是一块珍宝也只能埋没在尘土里。
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理想的平台。相对宽松的环境也为我们提供一个充分施展的空间。这也是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传统优死学的探索者和研究者们不需要再偷偷摸摸、躲躲藏藏的了，应该大胆的理直气壮的挺直腰杆地干。我们要干的本来就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为广大群众服务的，是有利于社会的，是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是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
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来完成传统优死学这一伟大工程，突破多少年来一直阻碍传统文化发展的屏障，调和“物”与“心”的历史纷争，成就人类优死和人类树立正确的死亡观。光靠传统文化自身是不行的，亟待唯物者摈弃前嫌，鼓足勇气，去掉唯字，与“心”共创辉煌。《优死学探索》如能面世，互联网功不可没，科学功不可没。无论科学承认与否，这都是科学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与合作，是“物”与“心”的结合与合作。为“物”“心”全面融为一体迈开了第一步，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很快我们就可以共同形成一种舆论，形成一片呼声。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以及全世界的人都能树立一个全新的正确观念。让全人类都优生，都优死，都健康，都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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