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地名溯源

作者 杨士安

地名是反映地域文化的一种独特的、具有本源意义的载体。是了解一个地区历史人文学和社会经济史的最珍贵资料，它既深刻地烙印着一个地域和一个时代的印记，同时又能够最大限量地容纳一个地域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地名的消长，是时代的生动写照。今天我们观察研究地名的变化，目的是使我们更加深透、更为清晰地从纵的时间上与横的网络上把握地名发展的变化过程、特征所在，进而深窥地名的渊源流变，系统了解和总结地名产生、地名记述、地名研究的基本规律，运用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素养，切实发掘地名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努力搞好地名工作，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古代传说与诸暨地名

从诸暨地名所包含的意义来考察，有关古代传说的地名无疑应是含义最为古老的地名。诸暨流传着开天辟地时女娲补天的传说、流传着黄帝时代大臣仙人们的传说，流 传着大禹治水计功的传说，也流传着当地民间诸神的传说。古代传说促使了部分地名的形成，地名的形成又映射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地名是历史的化石。在神话或传 说中，从开天辟地，到三皇五帝，实际上是反映了构成中华民族原始社会景观的一个侧面。当然，“传说不是历史学，但它有历史故事的内容，反映了一定的历史观点，也有自己的表达形式。从史学产生的渊源上说，传说是传播历史知识的最原始的形式”（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1986年版45页）。“作为史学的表现形式，传说和一般历史学的区别在于口耳相传和传之竹帛书籍的不同。从广义上说，有口耳相传的史学，也有文字记载的史学，而且后者是由前者发展起来的”（《试论方志的起源及其分期》，晁福林，1988年《史志文萃》B卷3期27页）。诸暨有悠久的历史，也有丰富的古代传说地名。这些地名，既深深烙刻着时代的印记，又蕴藏了传统文化基因的解码。兹举数例如下：

石柱山。在今同山镇，即日入柱山，《一统志》作石柱山，《浙江通志》作八柱山。神话传说称是山为“女娲遗石”。光绪丙申（1896）《暨阳同山边氏宗谱》载：“石柱山者，吾暨县龙发脉处也。地在城南同山乡二十都之日入坞，离城八十馀里，与浦邑界相交。其间若重围而壁垒却奇特，有巍石兀立，状如柱，因以柱名，或者取砥柱之义焉。有诗云：‘娲皇炼就石嶙峋，侍卫重重好出身’”。至今民间仍有女娲炼五色石补天而遗石于此之说。

浮丘、隐仙山。民间又有黄帝时仙人浮丘公隐居诸暨的说法。浮丘公，或谓即《列子》所称之壶丘子。相传仙人肩挑束薪，实为红白珊瑚，有撒豆成金之术，善吹笙骑鹤。据《光绪诸暨县志》载：“刘家山头，村在（屏风山）溪北，亦称浮丘。田中一阜隆起，石骨嶙峋，名浮丘，其田曰浮丘田。或云，相传浮丘仙翁隐此，故名。南有隐仙山，与眉月山相对。山有隐仙石，石上有仙翁坐卧迹，下有仙翁庵。又相传有浮丘墓。乾隆六十年（1795）又建有浮丘亭”（见11卷19页、41卷11页）。文中所言之浮丘村、隐仙山（今属陶朱街道）等地名至今尚存，其遗迹在今新诸暨火车站旁。

仙过岭。仙过岭在诸暨市同山镇，今有仙过岭下村。相传为黄帝有一个美丽、聪明的女儿，名叫元修（玄修），曾先后在诸暨五泄、浦江仙华山及东阳石城山一带修 真，后于仙姑山成道升天。今诸暨仙过岭即为玄修往来经从之处。仙姑山即仙华山，今属浦江县（东汉兴平二年，分诸暨地设丰安县，唐天宝十三年置浦阳县，五代 后梁开平四年改称浦江）。五泄曾为诸暨、浦江、富阳三县界。南朝宋·郑辑之《东阳记》云：“轩辕少女元修于此（东阳）上升，故名。”

诸稽、诸暨。相传因上古神农氏大臣诸稽，食采于此，遂以诸稽名其地。《乾隆诸暨县志》载：“诸暨者，诸暨国之地”。宋《路史》亦将诸暨载入《国名记》篇中。《国语·吴语·疏》：“诸稽之裔，以国为氏”。均说明诸暨曾为古国。韦昭云：“彭姓诸稽，则商灭之”（见《国语·郑语》韦氏解，16卷101页），可知直至商代，诸稽国才被灭亡。清代考据学家、诸暨郭凤沼云：“诸暨即诸稽，……盖大彭、豕韦，近在王室，迭为商伯。诸暨僻居夷狄，故莫之数矣”。“诸暨”地名由来，众说纷纭，但“诸稽说”则属其中之一。夏代之“大禹巡江南”及“无馀建越国”两大历史事件，每被史家称为浙江文化发生之权舆。虽然“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但“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顾颉刚），诸暨作为古越发祥地之一，自然会产生出与大禹有关的地名来。一种说法认为“诸暨”一名亦与大禹有关。《隆庆诸暨县志》载：“诸者，众也；暨者，及也”；“诸暨之得名……或曰禹会计而诸侯毕及也”。认为“诸”是众的意思，是指禹和天下诸侯，“暨”是及的意思，是指涉及、到达，“诸暨”即为禹及众诸侯所到达停留之地。当然现在一般认为诸暨之名源自越语，而越语现在已是一种消失了的语言，故其义无得而解。

会稽山。主峰（东白山）位于诸暨界的地名“会稽山”更与圣君大禹有关。《史记·夏本纪》云：“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会稽山脉在绍兴、诸暨、嵊州、上虞、东阳等县市间。

了山、禹思亭。相传大禹曾为治理浦阳江而来诸暨。今王家井有了山，即与大禹有关。大禹治水，至此为了，因名“了山”焉。后人为纪念大禹功德，又有“禹思亭”之设。清《光绪诸暨县志·山水志》载：“（浦阳江）北流经王家井，村在江东，有市，市旁有禹思亭，亭侧为道南书院。又北流经了山闸头，有了山渡，旁有了山亭（卷5第12页）。清郭凤沼《诸暨青梅词》载：“一曲寒塘鸣佩环，十年五年水潺潺；青溪绿树多逢雨，樵唱声声出了山”。自注云：“了山，在三十一都”。又有“了山闸”“了山亭”等地名。

乌带山、乌笪庙、采仙山。位于枫桥镇。南北朝时，乌笪因奉梁武帝萧衍（464—579）命来诸暨采紫石英，卒而成仙，今有村名“采仙”。清郭凤沼《诸暨青梅词》载：“乌笪何年秉使符？金沙银冶总虚无；宝珠桥畔千家住，不见桥头卖宝珠”。自注云：诸暨“县东北四十五里乌带山有乌带庙。《万历府志》引夏侯曾先《地志》云：‘梁武帝使乌笪采石英于此山而卒，后人为之立庙’”。清《光绪诸暨县志·山水志》载：“乌带山麓有乌笪庙。夏侯曾先《地志》：‘梁武帝遣乌笪采石英，终于此山’，后人立庙祀之。俗误‘笪’为‘带’，因声近而讹也”（卷9第12页）。这一神话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诸暨采矿历史之久远。

紫微。村名，地在枫桥镇。当为纪念被封为紫微侯的明代抗倭英雄杨俨而命名。杨俨是反抗外族（倭寇）入侵的神话人物，至今仍有“杨相公庙”（即枫桥大庙）。清《光绪诸暨县志·山水志》载：“杨神名俨，居冷水里，生时司水曹。有乡人岁除羁杭，神语以登舟即至，果风雨驰骤，攸忽抵枫桥。明时倭寇猖獗，空中见一白袍神，金鼓驱逐之，知为杨相公灵佑，敕封护国保民紫薇侯，至今枫桥人奉为社神”（卷9第10页）。1925年《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诸暨风俗志》载：“枫桥赛柴、杨、潘三老相公。三老相公，杨最有名，相传贫时，常卖柴跨湖桥，所樵山麓有王彦章弃舟，乡人莫敢近，王彦章陆能荡舟、群神其膂力也。杨相公独取以作炊，便得升仙，因奉祀为土地。四乡社庙均奉其像。明时封为紫微侯。赛时，羽仪导辅，一如王者”（26页）。

仙师殿、登仙山、西青山。这是因杨大仙兄弟（杨通、杨达）成仙的神话故事而产生出来的地名。故事主要流传于五泄镇、同山镇一带，寄托了古代劳动人民对“雨水”的渴求，希望能够“祷雨辄应”“稿苗复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诸暨石灰开采的悠久历史。西青山，位于五泄镇横里、泄下、前泄之间。登仙山在同山镇，“相传为杨大仙脱凡处”。清《康熙诸暨县志》载：“杨大仙兄弟，唐乾符（874－879）间诸山乡人。七八岁时嬉于灰窑之侧。当薪焰正烈，二子忽跃入于窑。父母往哭之，空中云軿而下曰：“帝有命，以儿司雨部矣”，言迄不见。乡人为立祠祀之。遇旱祷雨，多应（《人物志·方技列传》卷11第22页）。“天启五年（1625）亢旱，苗尽稿。惟二十都处时有乌云覆其上，微雨润之。此地旧有杨大仙祠，乡民虔祷得雨，稿苗复兴，以此崇祀不绝”（《灾祥志》卷3第24页）。又“《章志》云：居民铲石于此，见石中有‘西青山’三字，因名。今字迹尚存。山下有仙师殿，即杨大仙庙”（卷11第13页）。

柳仙。柳仙村在东白山麓，今属东白湖镇。每年古历七月七日皆有庙会，至今不衰。“按《嘉泰会稽志》云：孝义乡父老传有俞姓者，久寓村媪家，病革谓媪曰：‘死以两大瓮合以葬我；杠折则窆！’乡人如其说。后复梦俞曰：‘今为天曹雨雪部判官’。会野火且至，烈日中雨雪冢上，远近异之，即其地立庙。宋绍兴初，久旱，迎神至大雄寺，祷雨立应，岁以大稔。相传神喜柳枝，邑人致祷，必持柳枝以献，因号柳仙云，庙后有墓在焉”（1925年《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诸暨风俗志》23页）。这一神话地名，是人们希望柳仙能成为“天曹雨雪部判官”，希望“祷雨立应，岁以大稔”。

在紫微、仙师殿和柳仙等地名中，紫微侯杨俨“生时司水曹”，杨大仙“司雨部”，俞柳仙“为天曹雨雪部判官”，实际上反映了农业社会中劳动人民对“雨水”的美好企求。

二、越族史迹与诸暨地名

早在越国建立之前，我地乃为诸稽（暨）国之域。传统说法以为，公元前2068年即少康22年，封庶子无馀于越（此据1941年版《辞海·中外历史大事年表》说），自此始有越国之设。清代考据学家、诸暨郭凤沼云：“诸暨即诸稽，为得其实。盖大彭、豕韦，近在王室，迭为商伯。诸暨僻居夷狄，故莫之数矣，《路史》于‘高阳氏后’载：‘沂之承有蔇亭，即古暨国，彭姓，其派者为诸暨，有概浦、诸山，隶越’。又于‘夏后氏后’载：‘诸暨，秦县，界有诸山、概浦，允常之都’。按少康少子所封，初在（诸暨）县北一隅，与今山阴、会稽两县连界，自外皆诸暨地也。及商灭诸稽，而夏后氏后并有其地，以至于允常，此实录也”（清郭凤沼《诸暨青梅词》自注七）。《竹书纪年》载：“周成王二十四年於越来宾”，这位使者就是从诸暨走出去的（陈桥驿语）。自於越立国至句践迁都山阴，其间1570余年中诸暨均为越族活动中心。越国先后在诸暨埤中、大部、句乘等地建立都城。句践的迁都山阴，完成了从山区走向平原的历史发展进程。迁都后即筑“句践小城”，随即又在小城以东筑“山阴大城”，因“小城”和“大城”皆由越王句践命越大夫范蠡兴建，故亦称“蠡城”。句践在绍兴建都共18年，至其在位之二十七年（前472）又迁都琅琊。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越地置会稽郡，诸暨于是年设县。

春秋战国时越王句践以诸暨为基地，实施了生聚教训、兴越沼吴大业，诸暨经济、社会和文化在越国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大批相关人文地名和自然地名亦由此而 产生。如巫里、蠡湖、苎萝山、若耶溪、浣纱江、西施滩、西施坊、西施殿、白鱼潭、范蠡岩、范相庙、杭坞山，等等等等，不胜枚举。宋施宿《嘉泰会稽志·衢巷》卷四载：“诸暨县，二十坊。八如《旧经》，九更名，三创立。招贤、西施（以西子所游处名）、范邻（以近范蠡坛名）、永宁、临津、永寿、安仁、劝农，旧。制锦、集货、华缨、浣溪、彩织、道山、台辅、使星、芝山，更。相门、神秀、状元，创。……凡此诸县坊曲所以得名，不能尽举。若诸暨之西施、范邻，……盖古迹尤著云。”文中所言之“如旧、更名、创立”三类，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地名的命名规律。如其中“‘西施’以西子所游处名、‘范邻’以近范蠡坛名”，盖因“古迹尤著”，突出了地名的人文内涵。兹择数例述之：

埤中。越国早期都城，在诸暨县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渐江水篇》卷40载：“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为越，世历殷周，至于允常，列于春秋。允常卒（前497），句践称王，都于会稽。《吴越春秋》所谓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山阴康乐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吴处”。相传公元前2068年（即夏少康二十二年癸卯，此从1941年版《辞海》说），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于是封庶子无馀到诸暨，与原先生活在这里的诸暨国土著共同建立了越国，定国都于诸暨之埤中。《路史·国名记》载：“越……一曰於越，处埤中，号无馀”。埤中地当今与绍兴县相接之店口、阮市一带。今人陈桥驿《绍兴史话》也说：“诸暨境内的埤中，曾经都是部族酋长的驻地”，并有《暨阳随笔》诗曰：“於越流风远，埤中在暨阳；西子音容邈，典范照故乡”。

大部。大部为越国中叶之都城所在。唐释道世《法苑珠林》载：“诸暨县，越旧都之地也……诸暨东北一百七里大部乡有古越城，周回三里。《地记》云，越之中叶，在此为都。骊宫别馆，遗基尚在。悉生豫樟，多在门阶之侧，行位相当，森疏可爱。风雨晦朔，犹闻钟磬之声。百姓至今多怀肃敬，其迹繁矣”（见《钦定四库全书·法苑珠林》51卷12页）。《光绪诸暨县志·坊宅志》载：“古越城在大部乡”。可以看出，越之中叶，都城大部已颇为繁荣，直至唐代，依然“骊宫别馆，遗基尚在”，栽种于“门阶之侧”、“行位相当”的“豫樟”（樟树）依然“森疏可爱”，以至百姓依然“多怀肃敬”。当然，道世所引之《地记》一书，时代或应更早。南朝宋山阴孔灵符（？－465）《会稽记》载：“诸暨东北一百七里有越古城，越之中叶，在此为都。离宫别馆，遗基尚在。悉生豫章，多在门阶之侧，行伍相当，森耸可爱。风雨晦朔，犹闻钟磬之声。百姓至今多怀肃敬”（《三宝感通录》引《地记》，见《鲁迅全集·会稽郡故书杂集》8卷106页。与《法苑珠林》所载，文字稍异）。清乾隆年间著名地理学家洪亮吉（1746—1809）在所撰《东晋疆域志》第一卷中亦载：“诸暨……有大部乡古越城”（见《丛书集成新编》274页，新文丰出版公司版）。惟因时异境移，沧海桑田，越国中叶之都城“大部”已难寻觅，但作为乡名、弄名，一直为后人延用。

句无、句乘。山名。主峰海拔660米，今为诸暨市安华镇、牌头镇与义乌市之界山。宋《嘉泰会稽志·山·诸暨县》载：“句 乘山，在县南五十里。《旧经》云，句践所都也。《国语》云‘越臣于吴，吴更封越，南至句无’，即此山也。其山九层，亦名九层山。南有句无亭”。句乘亦作句 无。《水经注·渐江水》云：“浦阳江……东经诸暨县，与泄溪合……县临对江流，江南有射堂，县北带乌山，故越地也。先名上诸暨，亦曰句无矣”。《浙江通 志》：“句乘山南有句无亭”。清《光绪诸暨县志·坊宅志》载：“句践栖迹，在二十六都句乘山麓”。后人亦有以“句乘、句无”指称“诸暨”者。句无即句乘。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诸暨……亦曰句无矣”。明《万历绍兴府志》云：“山有九层，俗呼九层山。山南有句无亭。相传越王句践曾栖于此。今岗上有古坟遗 址，俗名越王墓”。明钱人楷诗云：“句乘山水毓秀，主为旷代佳人；耿耿丹心常捧，猗欤越绝忠臣”（见《苎萝志》）。清《光绪诸暨县志·坊宅志》云：“句践 栖迹，在二十六都句乘山麓，相传为句践栖妻子处。句无亭在句乘山东”。清屠倬《题浣江村店壁》：“句无城外秋水阔，句无城南雨初歇；浣江不见浣纱人，片石 城南紫苔活”。其山层峦叠翠，巍峨峻拔，是一处风光秀丽、文化内涵深邃的风景旅游胜地。句乘山又为宋汝章栖隐处。山下有摇石头，中有石，大数围，或谓风吹 则摇。灿烂的历史文化，必然会孕育出美丽的神话传说。句乘山下千古流传的“刀劈石”、“射箭岩”、“马蹄印”等故事就是其中之一。又，今安华镇有地名“矿 亭”者（“矿”，方音读gueng，不读kuang），或曰为“句无亭”之谐音焉。

苎萝。苎萝山在今诸暨市区，为西施之所出。《越绝书》载：“美 女西施、郑旦……出于苎萝山”；《吴越春秋》载：“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唐代，李白有“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之作；宋之问有“山薮半潜匿，苎萝更 蒙遮”之篇；李欣谓：“薄暮归去来，苎萝生碧烟”；李商隐云：“亦若暨罗女，平旦妆容颜”。苎萝者，苎麻也。晋郭璞《本草注》云：“苎，江东人呼为苎 罗。”苎萝，又作苎罗。据《弘治绍兴府志》载：苎布，会稽郡“八邑皆有之，诸暨产最精，俗传以为西子遗习”。海拔52米，山下有浣纱石、西施殿。

若耶溪。若耶溪是一条与西施有关的河流，又称浣纱溪。西施浣纱若耶，才改名为浣纱溪，若耶应是浣纱溪的古名，即今浦阳江流经城区江段。至于绍兴的若耶溪，则是地名学上“地名迁徙现象”所造成的结果。清代语言学家、会稽范寅（1837－1897）在其所著《越谚·地部》中对绍兴若耶溪也有记载：“若耶，音辣茄，在城中缪家桥畔”（见中卷5页）。明崇祯年间诸暨知县张夬诗云：“金屋婵娟何处有？若耶溪畔采莲人……可怜东城一片石，犹存西子千秋迹”。明句容人、戊辰（1628）进士、南昌府推官李长华《西子》：“若耶之水，依稀醉舞之新状；苎萝之山，掩映愁颦之眉黛”。《光绪浦江县志·山川》载：“五泄溪……折而东五十里，经诸暨县竹桥入若耶溪，即浦阳江下游也”（卷2第51页）。《东阳白石斯氏宗谱》所载诗人斯一绪（1555－1628）《浦汭渔舟》诗云：“溪流直到若耶津，云接苎萝山暮春”。

杭坞山。或作坑坞山。杭，即航，渡船也；如言“一苇杭之”。又，杭抗古通，故亦有作抗乌山者。《越绝书》载：“杭坞者，句践杭也。……度之会夷”（1985年版63页）。相传此处为越王句践系舟之坞，故名杭坞也。杭乌山位于诸暨市北部。海拔583.8米。为湄池镇与次坞镇之界山，更为诸暨北部之屏障。《康熙诸暨县志·山川志》论曰：“诸暨为县，左浣江，右长山……由五泄而鸡冠诸山，亘五十馀里，又当渔橹山之北，复参天而起，是曰抗乌山，实为县之后屏。抗乌之后，西则道林诸山，东则紫岩诸 山，犬牙鸾翥，而大江出其中。大抵县治坐渔橹，外屏抗乌，面白岩（巢句），内案苎萝诸山。”《乾隆诸暨县志》称杭乌“绵亘花山、义安、紫岩三乡。山势雄 峻，县北之镇”。

浦阳。《越绝书》载：“浦阳者，句践军败失众，懑于此”。浦阳，即诸暨浦阳江。

范蠡岩、范蠡祠、陶朱公庙。清《光绪诸暨县志·山水志》载：“范蠡岩，岩有洞，俗呼虎头山，腹背岩石崭绝，峰峦参差，横衍四五里许。……山前有陶朱公庙。《嘉泰志》作范相庙，亦称范蠡坛。……翠峰寺，旁有范蠡祠，祠中有鸱夷井。范蠡侨宅也。旧有范仲淹题诗石刻”（卷8第又8页）。

鲤湖。清《光绪诸暨县志·山水志》：“即宋之鲤湖里，亦作蠡湖（卷5第12页）。相传为范蠡养鱼处。

三、地理环境与诸暨地名

地名的内容能够反映地貌；反映居住生活的环境；反映农耕、道路、市场、经济等历史；反映人们具体生活的地区所产生的风俗习惯；反映从行政法制、土地制度等内容。这些极其珍贵的信息都可以从地名的来历中找到踪迹。1925年版《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诸暨社会现象》载：“诸暨山湖参半，田额八十三万馀，山田居十之六”（78页）。“诸暨山中，墟里错落，即岗逾陵，别有天地”（《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诸暨概观》89页）。诸暨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丰富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这些，反映在地名上，便是数量巨大、层次丰富的各类地名。

山体。常常以山、峰、岗、尖、丘、坞、岭、峧、岙、弄、石、岩等不同类型来表示不同山体地形。如：山（璜山、句乘山、东白山，见上述）、峰（塘峰、拔峰、双 峰）、岗（上梧岗、南山岗、走马岗）、尖（扎架尖、三界尖）、丘（半丘）、坞（杜家坞、蔡家坞、墨城坞，见上述）、岭（红枫岭、倒挂岭、避水岭）、峧（詹 家峧、广山峧）、岙（檀岙）、弄（马家弄、狮象弄、金家墙弄）、石（鸡龙石、大砚石、大石头）、岩（西岩、乌岩、华岩）。

平地。常常以畈、塔、园、墩、圳、坪、埭等不同类型来表示不同平地地形，常为自然地名，其中畈、园多含人文因素。如：畈（八石畈、杨树畈、螽斯畈，见上述）、塔 （草塔、黄金塔、钱家塔）、园（花园、祝园、麻园）、墩（贯墩、白马墩、姚家墩）、圳（乌圳、毛家圳）、坪（姚坪、栗树坪、寺基坪）、埭（沙埭、溪埭、白 埭）。①先以“山、坞、畈”为例说明数量之巨大。山、坞、畈是不同形貌、不同层次的地理概念。“坞”在诸暨多指山弄，或山湾，即两山间之低地也。“畈”则指较为平坦、较为开阔之地，且常常为已经开发之田地。“畈”（音“反”），俗作“坂”（音“板”），误。   
    （以下仅择诸暨部分与“山”“坞”“畈”有关的地名附列如下：山。 山口、山后、山岔、山塔、山塘；大山、广山、中山、长山、凤山、龙山、西山、夹山、网山、行山、半山、江山、汤山、许山、花山、杨山、应山、青山、尚山、 岫山、迭山、金山、沿山、官山、城山、南山、茶山、香山、前山、浒山、屏山、泰山、读山、球山、琅山、梅山、梓山、盘山、船山、象山、琴山、湖山、翟山、 遮山、蕾山、霞山；山下周、山下赵、山下湖、山头王、山头后、山头河；干山坞、大山下、大山坞、小山坞、上山头、凤山庄、龙山下、东山王、东山吴、寺山 湾、西山头、西山后、西山前、曲山弄、后山芝、灵山坞、茅山后、金山湖、庙山头、柁山坞、前山坞、前山庙、詹家山、箬山下、横山湖；丁驾山、大孤山、小孤 山、五指山、凤凰山、石壁山、龙门山、平原山、外江山、池家山、许佳山、杨子山、里江山、何家山、近家山、邵家山、陈家山、青丁山、金家山、骆家山、桐子 山、翁家山、巢勾山、稻蓬山、燕尾山、擂鼓山；月形山下、何家山头、金鸡山后、金家山头、燕子山头、外杜家山、里杜家山等。坞。 坞圳、坞底；下坞、大坞、丰坞、东坞、辽坞、寺坞、朱坞、次坞、杨坞、丽坞、沈坞、择坞、庙坞、郑坞、柳坞、施坞、洪坞、陡坞、莱坞、涓坞、廊坞、章坞、 深坞、琴坞、联坞、蒋坞、道坞、巽坞、塘坞、新坞；红坞口、梅坞口；丁家坞、干山坞、下陈坞、大山坞、大马坞、上下坞、上周坞、小山坞、小马坞、马家坞、 云淡坞、王谷坞、王家坞、扎箕坞、毛家坞、方里坞、方家坞、甘溪坞、石马坞、石柱坞、东张坞、北家坞、叶家坞、仕畈坞、白杜坞、外东坞、朱家坞、朱曹坞、 任家坞、后大坞、阮家坞、红马坞、张坞底、杜家坞、杨家坞、吾家坞、丽坞底、吴高坞、里东坞、里市坞、里梅坞、里家坞、里蒋坞、何家坞、汪家坞、灵山坞、 张义坞、张姜坞、张高坞、张家坞、陈卜坞、陈高坞、邵家坞、环城坞、茅塘坞、尚义坞、迪宅坞、岩坞口、金竹坞、金鸡坞、金戚坞、荪溪坞、柯溪坞、柁山坞、 俞家坞、施家坞、姜家坞、前山坞、前坑坞、洪里坞、宣家坞、祝家坞、珠稼坞、桐树坞、桃树坞、格塘坞、钱家坞、徐坞杨、徐高坞、徐家坞、郭家坞、黄岩坞、 梨树坞、屠家坞、葛家坞、蒋家坞、椒山坞、雁力坞、景佳坞、蒲里坞、楼家坞、蔡义坞、蔡家坞、墨城坞、潘家坞、霞家坞、魏家坞；杨家坞口、外刀鞘坞、里刀 鞘坞等。畈。 下畈、东畈、后畈、岩畈、泉畈、高畈、新畈；下畈顶、仕畈坞、黄畈阳、横畈塘；八石畈、上三畈、上史畈、五宅畈、毛宅畈、古塘畈、仙驾畈、白沥畈、竹浦 畈、伍堡畈、后泉畈、花前畈、杨村畈、杨树畈、吴屋畈、岭上畈、沙田畈、庙下畈、前庄畈、流霞畈、桑园畈、黄大畈、赏霞畈、富村畈、蔡家畈、霞泽畈、螽斯 畈等）

山水双重。 常常以塘、埂、埠、堰、渡、桥、坑、岸等来表示不同类型的山水相接处地形，常为自然地名，其中塘、埂、埠、堰、渡、桥等多含人文因素。如：塘（茅塘、联 塘、徐家塘）、埂（皋埂、横埂、翁家埂）、埠（直埠、黄家埠、茅渚埠）、堰（浪堰、王家堰、石堰头）、渡（潘家渡）、桥（太平桥、浣纱桥、宝珠桥）、坑 （潮坑、吉水坑、淡竹坑）、岸（后岸、鹰江岸）。

水体。以江、溪、沟、川、湾、潭、湖、汇、沥、泄、滩、浦、津、汀、洞、泉、井、洲 等表示不同水体地形，多为自然地名，其中“井”等多含人文因素。江（浦阳江、五泄江、枫桥江）、溪（檀溪、萍溪、小兼溪）、沟（里娄沟、外娄沟）、川（朱 家川）、湾（鸬鹚湾、新店湾、双苑湾）、潭（清水潭、白鱼潭、银河潭）、湖（白塔湖、山下湖、黄家墩湖）、汇（徐家汇、源潭汇、顾家汇）、沥（横沥、沥山湖、白沥畈）、泄（五泄、前泄、望泄）、滩（鸭滩、便堰滩、西施滩）、浦（白浦、晚浦、澧浦）、汀（金汀、沙汀）、洞（白云洞、凉风洞、护家洞）、泉（化泉、绍佳泉、花明泉）、井（义井、王家井、四眼井）、洲（三洲、满洲、府洲路）。

在诸暨，水面较大者为“湖”，如旧有城中“五湖”；又称水网为“湖”，如诸暨有“七十二湖”；又有雅称人工水面“水库”为“湖”者，如五泄湖、东白湖。水面 较小者为塘（古人多指堤埂，不指水面，而诸暨则指水面，相当于古人的“池”，亦即地形下凹而蓄水者）。称地形下凹而不蓄水者为“宕”，如“石宕”。水面较 大而蓄水较浅者为“荡”（旧时地理面积多以“田地山荡”统计），水面较小而蓄水较深者则为“井”。 水面较小而蓄水较浅者则为“澸（丼）”，即水洼。

在诸暨水体地名中，最具特色的是“泄”。北魏郦道元（466？—527）《水经注·渐江水》在述及五泄瀑布时说：“瀑布，土人号为‘泄’也”。可见早在1500余年前的北魏时，“泄”（音Xie）就是当地“土人”对瀑布的专用名词（方言地名）了。

又，“沥”也可作为诸暨及周边县市有特色的水体地名。“沥”多指湖畈河网地区的水渠。诸暨有横沥、白沥畈、沥山湖（历山湖）、沥下湖（在石家弄村）等。

建筑。以庙、庵、殿、塔、亭、堂、店、牌、屋、屏、坟、墓、院、门、廊等建筑或建筑部件作为地名特征，一般均为人文地名。如：庙（九江庙、前山庙、乌石庙）、庵（大唐庵、五泉庵、崇新庵）、殿（西施殿、仙师殿、相公殿）、塔（艮塔、元祜塔、天元塔）、亭（街亭、矿亭、五里亭）、店（宣店、梅店、汤家店）、牌（十里牌、界牌宣、牌轩下）、屋（小屋、上新屋、下新屋）、屏（南屏、堂屏山）、坟（上坟、文庵、花坟前）、墓（大墓头、李家墓、王家大墓）、院（高院、茶院、张家院）、门（白门、斗门、石门）、廊（廊下、廊坞）、墙弄（宣家墙弄、金家墙弄）、墙头（宣阁墙头、白墙头）、台门（高台门）。

村落。以州、村、庄、厅、年、街、市、房、都、舍、坊、蓬、甸、宅、里等村落、聚居点或行政区作为地名特征，一般均为人文地名。州（新州、徽州宋）、村（障村、 边村、毛村）、庄（杨庄、上新庄、耕下庄）、厅（北厅、花厅）、年（二年、九年、下七年）、街（应店街、侯村街、百步街）、市（阮市、上市、戚家市）、房 （八七房、清澄房、下三房）、都（三都、十二都、十八都）、舍（良戈舍、徽州舍）、坊（作坊、马坊）、蓬（树蓬、六蓬、油竹蓬）、甸（仙甸、单家甸）、宅 （斯宅、陈宅、上马宅）、里（张四里、吴子里、东洿里）。这些地名中往往保留有古代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民社会生活的信息。例如与“市”相结合的地名常常是交易地名，与“坊”相结合的地名常常是工场等。“年”则体现了明代“排年制度”。

方位。以东、南、西、北、左、右、上、中、下、头、口、沿、顶、尾、里、外、岭岗、岭头、岭脚、山岗、山头、山脚等表示地理方位。如：东（卓东、岭东、溪东）、南（浣 南、桥南、泰南）、西（坑西、梅西、板西）、北（岭北、溪北、塘北）、左（左溪）、右（溪右）、上（牌上、里蒋上、七里上）、中（新中、霞中、姚公埠 中）、下（泄下、桥下、檡树 下）、头（塘头、坎头、上山头）、江口（三江口）、溪口（合溪口）、坞口（岩坞口、梅坞口、杨家坞口）、顶（山顶、岗顶、下畈顶）、尾（燕尾山）、里（横 里、棠里、徐里）、外（岭外、陈外、外宣）、岭头（大岭头、）、岭脚（新岭脚、下岭脚）、岭下（东松岭下、仙过岭下、石孔岭下）、山头（庙山头、上山头、 燕子山头）、塘沿（湖塘沿、王家塘沿、）、水沿（江水沿）、湖沿（陶湖沿、高湖沿）、田头（蓝田头）等。

生物。生物地名是指动物地名和植物地名。在诸暨以树木为名的地名中，既有经济用材之树，亦有花果观赏之木。略举如下：松树（大松、松蓬、万松壑、东松岭头）、柏 树（下柏江、柏叶畈、柏树村）、杉树（杉树湾、杉树垅）、梓树（梓里、梓山、梓月岭、梓树岭、梓园塔、梓树山头）、枫树（枫田、枫岭、枫溪、枫塘、枫树 头、枫树坞、永枫庵）、栎树（栎江）、樟树（樟塔、樟树下、大樟树下）、杨树（杨山、杨树下、杨树田、杨树坞、杨树畈、杨树桥头）、柳树（柳坞、杨柳 堰）、檀树（檀溪）、榔树（榔树岭）、概树（概树塔）、檡树（檡树桥头）、梧桐（上梧岗、梧桐山脚）、冬青（冬青树下）、桂树（桂木峧、桂溪坞、丹桂 房）、槐树（槐花树下）、皂荚（皂溪、皂角岭）、紫薇（紫薇村）、竹（竹湾、竹篷、竹涧头、竹浦畈、金竹坑、金竹坞、金竹湾、毛竹塔、毛竹园、黄竹山、淡 竹坑、油竹篷、古竹坑、古竹院、小竹园）、茶树（茶山、茶坞、茶园、茶亭、茶院、茶叶山岗）、桑树（桑园畈、桑园陈）、桐树（桐树林、桐树坞、桐高坞、桐 坑山、桐子山）、桕树（桕树下）、柞树（柞树塘）、桃树（桃园、桃岭、桃花岭、桃树坞）、李树（李村）、梨树（梨树坞、梨头岭）、银杏（银杏树下、白果树 下）、杨梅（杨梅桥、杨梅岭、杨梅弄、杨梅树下）、梅树（梅山、梅西、梅坞、梅岭、梅店、梅溪、梅川山、梅竹凤、梅花坞、青梅坞、落地梅花）、橘树（橘 城）、枣树（枣树湾），什柴（什柴坪）。

动物地名亦颇多。此处仅择鸟类地名略述之。以鸟命名的地名中，既有以凤凰仙鹤命名者，亦有以鸡鹅雕鸭命名者。例如：凤凰（凤山、凤水、凤头、凤凰、凰桐、凤 山寺、凤山庄、凤仪楼、凤翔隈、凤凰山、飞凤岗、白凤山、翔凤岩、梅竹凤）、白鹤（栖鹤、鹤林寺、鹤膝塔、白鹤山、白鹤观、白鹤庙、栖鹤石）、鸳鸯（落水 鸳鸯）、鸦（鸦鹊尖、鸦雀窝下）、雀（雀门岭）、燕（义燕、燕窝、燕窠、小燕窠、燕至堂、燕头山、燕尾山、燕子山头）、雁（雁力坞、雁宿池、小雁荡、雁荡 峰）、鹰（鹰江岸、鹰喙岩、老鹰山、老鹰岩下）、鹳（鹳鸣、鹳叫坪、鹳尖山、鹳雕庄、鹳鸟嘴山）、鹞（鹞鹰山）、鹫（鹫山桥、鹫峰寺）、雉（雉坞）、鹭鸶 （鹭鸶岭、鹭鸶湾）、鸬鹚（鸬鹚湾、鸬鹚坑）、布谷（布谷岭）、竹鸡（竹鸡岭）、鸡（鸡山、鸡山庵、鸡心塔、鸡笼石、金鸡山、金鸡坞）、鹅（鹅子山、鹅子 尖、鹅毛港、鹅头石、鹅鼻山、金鹅山、金鹅湖、鹅凸峰、白鹅山、破开鹅肫山）、鸭（鸭滩、鸭塘、石鸭顶、野鸭塘、鸭嘴山头）、鸟（大鸟坞）。

四、家族姓氏与诸暨地名

诸暨姓氏地名极多。常常以“姓氏”加通名“家”组成地名。如赵家、杨家等。亦有两姓合称为地名者，如宣何、杨傅、汪王、何赵、涨墟（张、许）、陈蔡等。在以“家”为通名的姓氏地名中，“家”字写法与读音又千变万化。此处仅就不同写法略述如下：

“家”字，有书作“干”者，如“鱼干岭脚”实“洪家岭脚”（又有作“鱼肝岭脚”者，见《民报》）；“大干溪”实“屠家溪”（大、屠音近，故璜山屠家坞今作大高 庑）。有作“戈”者，如“金戈”实“金家”，“良戈舍”实“梁家舍”。有作“公”者，如“高公湖”即“高家湖”，“赵公”即“赵家”，“董公”即“董 家”，“姚公埠”即“姚家埠”，“黄公堂”即“黄家塘”，“国公山”即“郭家山”，“柯公尖”（当地读“夹贡尖”）即“葛家尖”，“朱公湖”即“朱家湖”（绍兴大禹庙所立明淳化间水利碑所载即作朱家湖）。有作“勾”者，如“巢勾山”（亦有误作“豺狗山”者）即“赵家山”。有作“孔”者，如“石孔岭下”即 “石家岭下”。有作“古”者，如“王古山弄”即“王家山弄”。有作“叫”者，如“马叫山头”即“马家山头”；“鹅叫湾”即“何家湾”（见《枫江楼氏宗 谱》）。有作“瓜”者，如“西瓜山”即“宣家山”；“木瓜山”即“马家山”（马、木、墨音近，墨城湖即木陈湖，当为“马陈湖”，即“马湖”与“陈湖”之合 称）；“前瓜山”实“钱家山”。有作“刚”者，“金刚山脚”实“金家山脚”。有作“过”者，“仙过岭下”实即“宣家岭下”（上文中神仙所过之岭，只是神话 传说而已，已属于民间文学）；“北过岭”即“包家岭”。有作“江”者，如“撞江石山”即“张家石山”（其地至今姓张）。有作“贡”者，如“夹贡尖”即“葛 家尖”。有作“花”者，如“桃花岭”即“陶家岭”；“芦花溪”实“卢家溪”。有作“岗”者，如“庄岗岭”实“张家岭”；“七岗岭”实“戚家岭”；“金岗塘 坞”实“金家塘坞”； 江西之“井冈山”当亦“金家山” 是也。有作“谷”者，如“布谷”实即“包家”；“北谷坞”即“包家坞”；“六谷山”即“陆家山”；“黄谷村”即“黄家村”；“王谷坞”即“王家坞”，“上 唐谷”即“上唐家”。有作“角”者，如“石角”实“石家”；“西角山”实“宣家山”（在汤江，见1947年 县图）；“羊角”即“杨家”；“皂角岭”即“赵家岭”。有作“沟”者，如“金沟山头”即“金家山头”；“黄沟坞”即“黄家坞”。有作“国”者，如“四国平 顶”即“施家坪顶”。有作“佳”者，如“景佳坞”即“金家坞”；“前佳山”即“钱家山”；“许佳山”即“许家山”；“绍佳泉”即“邵家堰”；“（何）佳 山”即“何家山”。有作“官”者，如“将官山”即“蒋家山”；“汤官岩”即“汤家岩”。有作“驾”者，如“仙驾畈”即“宣家畈”；“保驾亭”实“包家 亭”；“落驾塔”实“骆家塔”（璜山）；“丁驾山”实“丁家山”；“宝驾岭”实“包家岭”；“楼瑶驾”实“楼姚家”。有作“姑”者，如“仙姑山”实“宣家 山”；“师姑坪”实“施家坪”。有作“荚”者，如“皂荚溪”实“赵家溪”。有作“剑”者，如“马剑”实“马家”，“马剑大山”即“马家大山”；“留剑坞” 实“刘家坞”。有作“科”者，如“荷科山”即“何家山”。有作“阁”者，如“下水阁”即“下史家”；“上水阁”实“上史家”；“石阁”即“石家”；有作 “济”者，如“黄济山”即“黄家山”。有作“觉”者，如“牛觉岭”实“阮家岭”；“杨觉山”即“杨家山”。有作“架”者，如“扎架山”（又有作脚架山者） 即“詹家山”。“马架山口”即“马家山口”。有作“格”者，如“牛格里”，即“阮家里”。有作“顾”者，如“王顾山弄”实“王家山弄”。有作“笕”者，如“石笕岭”即“石家岭”。 有作“皋”者，如“牛皋”即“阮家”。有作“高”者，如“吴高坞”实“吴家坞”；“大高庑”即“屠家坞”；“仙高坞”即“宣家坞”；“蒋高坞”即“蒋家 坞”；“俞高坞”即“俞家坞”；“富高坞”即“傅家坞”；“徐高坞”即“徐家坞”；“陈高坞”即“陈家坞”；“朱高坞”即“朱家坞”；“吴高坞”即“吴家 坞”；“王高坞”即“王家坞”；“楼高坞”即“楼家坞”；“志高坞”即“朱家坞”；“任高坞”即“任家坞”；“桐高坞”即“童家坞”；“桃高岭脚”即“陶 家岭脚”。有作“敢”者，如“石敢山”即“石家山”。有作“葭”者，如“礬（矾） 葭岭”实“樊家岭”；“黄葭村”即“黄家埠”。有作“鼓”者，如“擂鼓山”即“楼家山”；“石鼓山”即“石家山”。有作“概”者，如“夫概山”实“傅家 山”。有作“嘉”者，如“乐嘉桥”实“骆家桥”。有作“稼”者，如“珠稼坞”实“朱家坞”；“宝稼塘”实“包家塘”，“黄稼埠”实“黄家埠”；“渔稼”实 “俞家”。有作“箭”者，如“黄箭山”实“黄家山”；“马箭”实“马家”（诸暨草塔镇青山有清同治五年所立《明教寺碑》，中有地名“浦邑马箭”）；“磨箭坪”实“马家坪”也。

地名文化的一个基本点是“取其嘉名”，若地名不嘉，则须改名。历史上此类事情甚多，如阚骃《十三州志》载：“后汉章帝巡北岳，以曲逆名不善，改为蒲荫县”；《太平寰宇记》卷二五载：“旧名浐坂，隋文帝恶有‘反’字，改为长乐坡焉。”前人为何不直接用“家”而改用其他字呢？这应是“地名雅化”的结果，有的则是因原居姓氏已经衰微或绝响，新入姓氏不想再沿用原姓氏地名，故以更名，或以其他同音字替代，从而产生了新的地名或新的书写方式。所以我们说，地名在使用和演化过程中，往往会不断丰富其内涵，增加其色彩，从而呈现出“由俗到雅”的渐进过程。诚如前人所说：“礼 失而求诸野”（语见《汉书·艺文志》），意谓古代的礼乐制度包括传统文化，在庙堂失传了，就只能到民间去寻求。在地名研究过程中，同样也存在着“礼失而求 诸野”的情况，那就是“雅失而求诸俗”了。浙江莫干山，相传因春秋时莫邪、干将铸剑于此而名，美丽传说可谓妇孺皆知，但“求诸俗”则不过是姓氏地名“马家 山”而已。杭州“满觉陇”，丹桂飘香，有“满陇赏桂”景点，游人接踵，但“求诸俗”也不过是“马家弄”而已。浙江地名义乌，相传颜乌事亲至孝，父丧，负土 成坟，感群乌衔土助之，乌口皆伤，乌亦恸竭伤亡，附葬于左，因名县曰“乌伤”。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刘向（约前77—前6）《说苑》一书载有其事。唐武德七年（624） 置义乌县。但“求诸俗”则不过是“以形名地”的“泥坞”而已，“颜、义、泥”三者音近故也；一说为越语地名，其义无考。诸暨有地名“牛屙潭”，被雅化为 “银河潭”；有地名“牯牛堰”，被雅化为“古有贤”；有地名“镬店山”被雅化为“荷尖山”；有地名“黄家埠”，被雅化为“黄稼埠”“黄葭埠”。毫无疑问， “雅化”后的地名常有更深的文化内涵，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但在地名溯源时，我们则仍需通过“求诸俗”后才能得以廓清。

以上诸暨姓氏地名中的“家”字竟以40余种形式（或单字）来表达，可谓繁之琐之。且这些姓氏地名的居民大多至今仍有延续，或尚有遗迹可寻。“家”字在这些地名中起着“通名”（与“专名”相对）的作用。其实这类现象极其普遍，“华北地区的‘家’，古读ga，但读为轻声后，韵母弱化为ge，因此‘家’便写成各、戈、哥了。如张各庄、赵戈庄、李哥庄均是这样演变而来”（王际桐《地名生僻字和特殊读音举例》，见2000年11期《语文建设》37页）。如此繁复的表述方式，其原因大多不过是为了“雅化”地名而已。明诸暨骆问礼（1527－1608）《钟山赋·序》云：枫桥“钟山，旧名唐家山，意往时必为唐姓者所有，故名。今唐姓绝响，有之者皆吾族人。而敝庐正当其下，朝夕玩视，怪其形俨然钟也，因更其名而为之赋”（《万一楼集》卷1第1页）。可见是在“唐姓绝响”后，见其山形“俨然钟也，因更其名”的。

对于释词，清代思想家、学者戴震（1723—1777）所谓的“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这正是训诂学的基本思路。地名释义，同样适用“以声求之”或“以义正之”的思路。

五、历代政区与诸暨地名

越国至越王允常，拓土始大。时越国四界：南至句无，北至御儿，东至鄞，西至姑蔑。句无即今诸暨之句乘也。据载，诸暨为越王允常之都。允常卒，其子句践称王，仍以诸暨为都。臣吴返越后，遂迁新都于会稽。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会稽郡，设诸暨县，治吴县（今苏州）。秦时诸暨县属会稽郡。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分全国为13州（亦称部）。时诸暨属扬州刺史部会稽郡。王莽篡汉后，改国号为新，旋即尽易天下郡县名号，乃改诸暨称疏虏（亦称疏卤，见《浙江通志》），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复旧。至顺帝永建四年（129）分会稽，另立吴郡，会稽移治山阴（见《宋书·州郡志》）。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改刺史为州牧，并以九卿京官出任。自此，形成地方行政区划三级制，即以州统郡、国，以郡、国统县（包括侯国及道）。据载，汉献帝兴平二年（195）曾分诸暨西、南部分地入汉宁县及丰安县。

三国鼎立之际，吴国辖有扬、荆、交、广4州。扬州州治在建业。诸暨县属扬州刺史部会稽郡。汉献帝时由诸暨分设之汉宁县，此时改称吴宁县。

晋时有州20。扬州刺史部统郡18。诸暨县属会稽郡。时会稽郡变动频繁：武帝太康二年（281）封孙秀改为国。惠帝永宁元年（301）复为郡。明帝太宁二年（324）徙封琅邪王，又改为国。成帝咸和中改会为郐。后复旧。

东晋以后，南方经历宋齐梁陈4个政权，史称南朝。诸暨均仍其旧。惟会稽郡曾改称东扬州，分扬州置也。

隋时曾废郡为州，会稽郡改称吴州。大业初又改称越州（见《隋书·地理志》）。寻复改州为郡，恢复以郡统县之两级制。时诸暨县属扬州总管府会稽郡管辖。据旧志载，隋开皇九年（589）废吴宁，原诸暨地复入诸暨。

唐初改郡为州，玄宗天宝元年（742）复改州为郡。肃宗至德三年（758）再改郡为州。时诸暨县属越州。高宗仪凤二年（677）曾分诸暨、会稽地置永兴县。唐末诸暨县一度改称暨阳县。

五代十国初，吾邑属吴越国越州东府。越州于乾宁四年（897）号东府，亦称东都。天宝元年（908）并越州为大都督州。时吴越武肃王钱镠因“与杨行密为仇，故凡属地与‘杨’同音者，悉奏改之”（吴莱《浦阳十景诗》自注），乃于天宝元年仍改称诸暨县。

宋初之地方行政区划仿唐制，分全国为10道。至道三年（997）改为15路。至神宗元丰年间，定制为23路。时诸暨县属两浙东路，绍兴为路治。宋乾道八年（1172）析诸暨置义安县。县治在今枫桥镇钟山之西。淳熙元年（1174）废义安县，复为镇，至此，则分置及废才三年耳。宋时诸暨有24乡，122里，20坊，并有72都。

元之区划与宋略同。至元二十八年（1291）置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成宗元贞元年（1295）升诸暨为州。时诸暨州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绍兴路统辖。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庚申，胡大海克诸暨，改诸暨州为诸全州。癸卯（1363）九月，守将谢再兴以诸暨叛，大将军李文忠驰来击之，未克，乃去州60里别筑一城，名诸全新州（在今安华镇新州村）。洪武二年（1369）降州为县，仍复旧名。元初吾邑建置基本袭宋，惟分长泰为南北。共25乡；增59里，共181里。旋改都图制，城内分陶朱、安俗两乡之半为4隅，领20坊，至元元年（1341）后增2坊；城外增13附都，共85都，领237图。明因之。

明代诸暨县属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绍兴府。时城外85都，领149图，城内4隅7图。

清袭明制，设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通称为省。时隶浙江布政使者，凡府11，州1，县76。绍兴府领县8，诸暨属焉。时诸暨增设附三十二都、附六十二都、附六十三都，共85都，领173图；城内改7隅。雍正六年（1728）诸暨改立顺庄，共556庄，城分7隅，而废图甲。

辛亥革命后，邑属浙江省会稽道。民国十六年（1927）道制废，实行省县二级制，邑直属浙江省。民国时期仍用乡、镇为基层行政区划名称，乡镇以下实行过保甲制。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诸暨县于是年5月6日解放，隶属浙江省第十专区（绍兴），10月属绍兴专区。诸暨县设枫桥、牌头、姚江、璜山、大西、小西、江东、城关等8个区公所。1950年5月，为适应土地改革的需要，从枫桥、牌头、姚江、璜山4区分别划出保安、城南、紫东、陈蔡4区，从大西、小西、城关区划出4个乡建立三都区，各设区公所。原城关区公所改为城关镇人民政府（为县直属镇），并陆续分设小乡。

1952年1月诸暨直属浙江省。1953年1月属金华专区。至1955年底，全县设12个区，141个乡镇（不含以后从邻县划入的9个乡），乡政权组织由乡（镇）人民政府改为乡（镇）人民委员会。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3月撤并部分区乡，撤销了保安、城南、三都、江东4个区。时全县设8个区，61个乡（镇）。1957年9月属宁波专区。1958年10月实现人民公社化，区改建为人民公社，乡（镇）改建为大队。全县设枫桥、上游、五星、东升、东方红、旭光、东风、红旗8个人民公社，51个大队。1959年3月，大队改称管理区，8月又改称大队，9月人民公社调整为枫桥、牌头、城南、姚江、湄池、璜山、陈蔡、大西、五泄 、三都、浣纱11个，大队调整为91个，并恢复了县直属的城关镇。1961年10月，撤销区级公社，恢复区公所，原大队改建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1963年7月，插销城南区。1964年9月诸暨县属绍兴专区。1966年5月，插销牌头、姚江、湄池、璜山、五泄、三都、浣纱7个区，原所辖公社归县直属。至此，全县设3区（枫桥、陈蔡、大西）、1镇（城关）、77个公社（不含平阳、马剑、岭北3公社），公社的行政机构称管理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区、公社行政机构逐渐瘫痪。1968年5月诸暨属绍兴地区。是月，诸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区建立革命领导小组，各公社陆续建立革命委员会。1969年2月，东阳县的岭北公社正式划归诸暨管辖。至1970年4月，县革委会将79个公社（镇）合并为50个；5月，撤销枫桥、大西、陈蔡3个区革命领导小组。尔后，县委向原各区（片）派出联络组，代行区级党政的部分职能。1971年7月和1973年2月，一度撤并的公社仍恢复原来的规模。1973年7月，撤销各地区联络组。1979年7月至1981年初，公社普遍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1981年3月，恢复区公所。同年10月恢复枫桥、牌头、草塔3个镇的建制；从枫桥、直埠、斯宅公社分别分设新枫、朱公湖、小东公社。1983年4月至1984年4月，根据宪法规定，实行政社分设，恢复乡人民政府。1983年7月诸暨属绍兴市。1983年11月，增设金王、边村、王沙溪、坑西、水带、龙门、白门7乡。1985年2月开始，将檀溪、安华、湄池、璜山、陈蔡、应店街、三都等15个乡改乡设镇。1988年11月三都区城山乡、五泄区柱山乡合并建立县直属大唐庵镇，12月三都区城西乡、浣纱区和济乡、安平乡划入城关镇。至1990年6月，全市设10个区，2个直属镇（城关、大唐庵），83个乡（64个乡，19个镇）。1989年9月27日，撤销诸暨县，设立诸暨市，归绍兴市代管。1992年5月，市人民政府根据浙江省民政厅浙民基字（1992）410号《关于诸暨市撤区扩镇并乡方案的批复》精神，撤销大西、湄池、姚江、枫桥、三都、浣纱、五泄、牌头、陈蔡、璜山10个区公所及城关镇安平、和济、城西3个办事处，并将原85个镇乡及3个办事处调整为35个镇、乡（其中24个镇、11个乡）。1992年7月、1993年2月，五泄、岭北2个乡改为建制镇。到1993年底，全市设26个镇、9个乡人民政府。1994年9月8日，五一乡改为镇。1995年8月28日，齐东乡更名全堂镇。1996年11月5日，石壁乡更名陈宅镇。2001年11月，对部分行政区划作了调整，设立暨阳街道、陶朱街道、浣东街道。2004年对应店街镇、同山镇、浣东街道部分行政村规模作了调整。2005年1月将原陈蔡镇、斯宅乡合并成立东白湖镇。全市辖27个乡镇（街道），1248个行政村。2006年9月，诸暨行政村规模调整为468个和33个社区（居委会）。

以上为诸暨历代沿革情况及相关的历史地名产生和演变的大致过程。

六、新中国成立后的诸暨地名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中国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诸暨地名也因此呈现出了新历史时期的特征。

建国初，城区在原有道路拓宽延伸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带有新历史时期特征的地名，反映了诸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翻身得解放的喜悦心情。如解放路、光明路、红旗路、人民路等。1958年10月“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上游、五星、东升、东方红、旭光、东风、红旗等地名。在十年动乱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诸暨城乡出现了大量政治色彩很强的新地名，在基层行政区划和村庄地名的命名、更名中尤为突出。兹以草塔镇为例（部分为“文革”前改）：大房(曾改红旗)、满洲(曾改红光)、下三房(曾改向阳)、中央份(曾改红卫)、都府(曾改东风)、前店(曾改前进)、杨方(原名杨村，1981年10月更名杨方)、下畈顶(1956年下畈顶、前朱合并后更名萌芽，后恢复)、宝珠桥(原名下张，1981年10月更名宝珠桥)、后山芝(曾名胜利)、五泉庵(曾名五利)、后村(1958年曾改名红旗，1969年曾名光明)、南屏(1958年改名东升，1981年10月复名南屏)、岭上畈(曾名南一，因系南山乡第一个高级社)、新桥(原名前杨，1967年在村前渎溪江建桥一座，遂名新桥)、庄余霞(1958年改为南霞，“南”指南山公社，“霞”即庄余霞，后恢复)、梅山(1967年曾改为红星，1970年恢复)、龙珠(原名杨家，1950年因村有龙珠庙而名龙珠，1967年曾改为红旗，1970年恢复龙珠)、张义坞(曾名快乐，后恢复)、大山下(曾名东山，后恢复)、后大坞(曾名跃进，后恢复)、蓑衣塘顶(曾名裕民，1957年建裕民水库后，以库名村，后恢复)、合兴(1961年何家、西路、何头井3村合并，名为合兴)、徽州舍(曾名西青，后恢复)、下汪(曾名凯旋，后恢复)。十年动乱结束后，地名工作恢复正常，带有“文革”色彩或政治色彩过浓的地名也逐渐从人们视野中消失。

七、市区现状地名的特点

诸暨是越国古都，西施故里，是越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有着丰富的历史地名和浓厚的文化底蕴，地名作为诸暨文化的一个部分，反映了诸暨变化多姿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发展轨迹。这里仅就诸暨地名与一般城市比较较为独特、或个性比较鲜明的两个方面略作叙述。

（1）反映了诸暨“山湖参半”的独特地理环境。

诸暨处于会稽山脉与龙门山脉之间，中间为素有“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的七十二湖，反映诸暨山水环境的地名在诸暨地名中极为丰富，包罗万象。汉语中山水通用名称，以及吴越方言中有关山水的名称，几乎都能在诸暨发现。各类形状有别、大小不一、位置不同、成因各异的地形地貌名称是诸暨地名体系中具有鲜明特色的组成部分，也是诸暨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反映了诸暨“西施故里”的历史文化。

诸暨是越族活动中心，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卧薪尝胆的故事，生聚教训的故事，范蠡西施的故事都在诸暨地名中得到了体现。这类反映古代越国史实的地名保留下来的数量非常多，反映了古代越国政治、军事、文化及对外交往等多方面的活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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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诸暨地名网 http://www./html/2007/200708020857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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