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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東山鹿溪 许多读者可能看到过一个表述：日本的中世是“武家社会”，在这个时期，幕府主导着国家权力，而天皇与公家则沦为附庸。这样的叙述方式甚至将日本自镰仓幕府诞生（12世纪末期）以后到明治维新（1868年）之间的漫长历史都全部概括为“武士的时代”。这样的叙述真的能够反应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日本历史学界对中世社会，尤其是镰仓时代的国家体制有着另一个十分著名的表述：权门体制。
中世的国家与天皇 《中世的国家与天皇》——这是著名历史学家黑田俊雄于196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题目。在这篇论文中，黑田将日本中世国家的体制概括为“权门体制”。这一提法一经公布即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权门体制”至今仍在日本历史学界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力，目前仍然还没有比这更贴切的词汇可以描述中世国家的性质。那么，“权门体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需要介绍的一个词是“权门势家”。权门势家就是具有权威、势力的门阀家。由其支配的国家体制称为“权门体制”。权门势家各自都有几套运营机构，譬如政所（公文所）、侍所、文殿、藏人所等等，称为“家司”。摄关家有自己的一套家司机构，镰仓幕府同样也有，而权门寺社同样依靠自己的一套家司机构维持。第二，这类家司机构基本实行相似的文书行政，其所发行的也几乎以下文、奉书两种“私”的文书为主。第三，各“权门势家”的家司以及家人等都与权门之长结成了“私”的主从关系。第四，每个“权门势家”内部，都有门阀内部的法令，权门势家自己握有权门内部的审判权。最后，“权门势家”赖以生存的基础都是散落在各地的庄园和“知行国（即权门势家获得的可以从特定的国（一级行政区划）获得收益的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职”。无论何种权门势家，都以同样的方式维持家产的运营。 因为各大权门势家及其麾下的门阀机构的存在，单一权门来主导国政已经是不可能的。因此，黑田俊雄将十二世纪以后主导日本国家秩序的权门势家分为三大类： 公家：天皇家、王臣家。包括天皇、上皇、法皇、女院、亲王、摄关、大臣等等。是最为显赫的贵族门阀。此外，一部分以文学、儒学、历法传家的家族也被包括在内。 寺家：以兴福寺、延历寺等大寺社为首，打着“镇护国家”的旗帜，在国政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武家：从早期的源平两氏开始，到镰仓幕府，这些掌握大量“私兵”的军事权门。
这三者互相拥有庞大的势力，而又在国政上形成互相补充、分工合作的关系。公家继承长久以来的文治传统，武家作为军事力量和治安管理力量而存在，寺家则起到“镇护国家”的作用。任何一个权门都不能独立掌握国家全体，因而三者在国政中各司其职，共同构成了日本中世的国家权力。 这里需要特别介绍一下最大的权门势家——天皇家（王家），自平安时代后期开始，大量庄园通过“治天”（执掌国家大权的“院”——上皇、法皇，有时也是亲政的天皇。注意：同一个时期可能有好几位“院”、天皇，但“治天”只有一位。本文在未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所提到的“院”都是指“治天”。）集聚到王家名下，于是，这些庄园以王家“私领”的方式，使得日本真正走入了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而在“治天”的身后支撑他的是院厅的机构，院的近臣，院御所议定会议等等，“治天”作为王家这一最大权门的大家长肆意介入国政。镰仓幕府成立后（12世纪末），直至承久之乱中（1221年）后鸟羽上皇被流放，王家的政治地位遭受了很大的打击。此后王家仍然在幕府的支持之下维持着既有的地位。 当然，各权门势家“私”政的扩大，并非意味着国家行政已被权门的家政所替代。相反，超越各权门势家的国家行政体系一直延续着。而超越各个权门势家的最高权威就是天皇。历史学家井原今朝男认为，中世天皇的权威反而是在上升。另外，平安时代后期以后，国家行政常常是在天皇、摄关、“治天（院）”的合议之下，由朝廷中的实务官僚来执行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实务官僚被称为“职事辩官”，这些人有时甚至身兼数职，既是朝廷文书行政的担当者“辩官”，又是天皇身边的近臣“藏人”，同时可能还是“治天（院）”手下的“院司”，有的甚至还是摄关家家司——他们奔走于各权门势家之间，以多重身份充当着当权者之间的联络角色。这样的人的存在，为中世日本的“国家行政”与私的权门“家政”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注解。（想更多了解中世朝廷的运营，请看本期下一篇文章《中世朝廷的改革与治天之君》）
镰仓幕府凌驾于朝廷之上？并不是！ 毫无疑问，镰仓幕府的地位，在探讨中世国家的体制之时，是最为核心的话题之一。不过，在讨论权门体制论中镰仓幕府的性质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一个与之相对的理论，即以佐藤进一为代表的“东国国家论”。这一理论认为，镰仓幕府设立的前提是东国（关东地区）的独立支配权。而权门体制论则认为，镰仓幕府并非“独立的权力”，而是公家、武家、寺家三大相互补充的政治势力之一。因而，镰仓幕府并非凌驾于朝廷之上，反而是仅仅是中世国家中承担军事、警察职能的“武家权门”而已。 镰仓幕府并非“主动介入”朝廷的政务。譬如，幕府并未设立地头的“本所一圆地（庄园领主可以完全支配的土地）”，不在幕府维持治安、抓捕犯人的职权范围之内，因而，“本所一圆地”内只能由庄园领主自行抓捕犯人，才能将犯人“引渡”给幕府。但是这些庄园领主的暴力执行能力十分有限，因此，到了13世纪后半叶，庄园领主们主动要求幕府介入。接受邀请的幕府还得从朝廷那里要一张“违敕纶旨”，作为“特例”，才能派遣手下的武士进入“本所一圆地”逮捕犯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幕府与朝廷配合得非常好，他们配合的过程，笔者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详细介绍。 当然，幕府也并非一开始就具备了“军事权门”的特质。在治承·寿永内乱（1180-1185年）中诞生的镰仓幕府，原本只是东国的叛乱军事组织。建久元年（1190）源赖朝上洛（京都），被朝廷任命为右近卫大将，于是，源赖朝作为唯一军事权门的长官的地位得到了公认。在此之后绝大多数时间里，镰仓幕府都与京都的公家政权保持了比较友好与合作的关系，“公武”协调的体制基本上处于稳定的状态。 镰仓幕府作为军事权门成为了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将军手下“私兵”——御家人，也成为国家的军事力量。譬如说著名的“京都大番役”制度。所谓京都大番役，就是守卫天皇或者“院”的居所的警备制度。京都大番役由幕府管辖下的御家人担任，不是御家人的其他武士没有资格参加。于是，军事权门地位得以被镰仓幕府所垄断。
六波罗探题：连接公家与武家的纽带 在介绍镰仓幕府与公家政权的关系之时， “六波罗探题” 是不得不提的。位于京都东面的六波罗，因为是“六波罗探题”的所在地而闻名。过去，六波罗探题常常被视作幕府派来“监视朝廷”的机关。当然，这一说法早已被学术界所推翻。六波罗探题并不是一个“监视朝廷”的机构，幕府也从未考虑过需要设立一个“监视”机构。 近年，学者木村英一仔细分析了六波罗探题在处理“寺社纷争”中起到的作用。事实上作为镰仓幕府在京都的派出机构和与公家政权之间的联络机关，六波罗对于镰仓时代公家、武家的协调关系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下面我们便按照木村英一的分析，来看看在处理“寺社纷争”之时，六波罗探题、镰仓幕府、公家政权是如何紧密配合的。 平安时代后期以后，随着寺社势力的成长，寺社发动的“嗷诉”一直是令公家政权非常头疼的问题。在六波罗成立以前（平安时代后期至镰仓时代初期），面对此起彼伏的寺社嗷诉，“治天（院）”直接发动京都的武士，运用武力来制伏“嗷诉”。可以看到，京都的武士出兵镇压完全接受“治天（院）”的指示，“治天（院）”毫无疑问地占据着寺社纷争解决的主导权。
在承久之乱（1221年）结束，镰仓幕府于京都鸭川以东设立六波罗探题之后，六波罗开始作为解决寺社纷争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我们看到，元仁二年（1225年）的园城寺三院众徒的混战中，六波罗南方探题北条时盛的属下作为制压力量被派往现场。而嘉禄二年（1226）金峰山发动嗷诉时，六波罗北方探题北条时氏属下的武士被派往宇治采取防御态势。在这两次六波罗的“出兵”中，六波罗探题接受的都是公家政权的命令，随后，派出了在京的御家人前往防御，或者制伏骚乱。 而在北条重时就任探题（1230年）之后，六波罗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职能。六波罗探题接受公家政权的指令，或者与公家政权配合，全面参与寺社纷争的平息、逮捕、处罚、现场调查的工作，传达公家政权的决议，与当事人交涉，并制止纷争。可以发现，六波罗仍然是在公家政权的指示之下活动，在自己的权限之内处理问题。 不仅如此，在史料当中，我们能够清楚得看到六波罗与公家政权反复协商，解决争端的过程。譬如宽元四年（1246），延历寺众徒与鞍马寺打了起来，后嵯峨上皇与摄关家的“大殿”（摄政他爹）九条道家、摄政一条实经商谈，向冲突各方下达了院宣，并指示六波罗前去制止纷争。北条重时接到命令之后相继派人向后嵯峨上皇汇报情况，然后在后嵯峨上皇与九条道家协议的基础上，公家政权做出决议，依靠武家平息争端。 很显然，公家政权与六波罗是在互相合议的基础之上来处理纷争的。在这里，六波罗、摄关家、“治天（院）”之间的协同关系非常明显。当然，纷争解决的主导权依旧在公家政权手中。而地处关东的镰仓幕府本部呢？我们极少看到镰仓幕府本部直接干涉、介入的例子，只有在六波罗报告说是不得了的“朝廷重事”之时，幕府才会介入。因此，公家政权并未直接依存于关东，关东对于直接介入也没什么兴趣。
在建治三年（1277）北条时村、北条时国就任六波罗南北方探题之后，关东的镰仓幕府本部对于朝廷事务的介入显著增加。尤其在“蒙古袭来”以后，幕府对于寺社问题的干预增多了。在纷争势态扩大之后，幕府会从镰仓向京都的六波罗派遣使者传达幕府本部的意见。接下来，直接向公家政权传达幕府的意见，同时向幕府本部报告公家政权的意向的任务，就落在了六波罗探题的身上。于是，六波罗作为连接镰仓幕府与公家政权的纽带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六波罗、镰仓幕府、公家政权三者协同处理寺社纷争的制度也基本形成。当然，即便此时，幕府与公家政权合议之后，决定的内容仍然是由“治天（院）”以院宣的形式公布，最终的裁决权依旧掌握在公家政权的手上。 寺社纷争解决的过程，可以说是体现镰仓时代公家、武家关系的一个范本。因此我们足以看到，六波罗探题并非什么“监视朝廷的机构”，而是连接公家政权与关东的幕府的必不可少的纽带。公家政权与武家二者互相协同、反复合议来解决问题的模式，也贯穿了整个镰仓时代。 结语 最后，我们再来简单谈谈权门寺社在中世国家当中的作用。权门寺社本身在政治、经济上有很大的自立性，拥有庞大的社会势力，成为不亚于公家、武家的庄园领主。权门寺院也具备了左右国政的实力。同时，权门寺社也作为国政的一部分，参加国家法会的“公请”，在宗教祈祷和祭祀上担负护卫国家的职责。对于权门寺社的地位，笔者在其他期的文章里谈到过多次，这里就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井原今朝男《中世の天皇?摂関?院》（《日本中世の国政と家政》、1995年、初出1991年） 川合康《治承?寿永の内乱と鎌倉幕府の成立》（《岩波講座日本歴史中世1》、2014年） 木村英一《鎌倉時代の寺社紛争と六波羅探題》（《鎌倉時代公武関係と六波羅探題》、2015年、初出2008年） 黑田俊雄《中世の国家と天皇》（《黒田俊雄著作集第一巻》、1994年、初出1963年） 高桥典幸《鎌倉幕府論》（《岩波講座日本歴史中世1》、201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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