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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海外汉学家在论及中国宋代的时候，似乎还特别喜欢使用“革命”之说。比如英国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也提出“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列举了宋朝的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迁；《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也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则认为宋代中国出现了“煤铁革命”。仿佛不用“革命”一词，不足以强调宋代文明与之前时代的深刻差异。
大概正因为看到了唐宋之际发生的种种“革命性”变迁，又有许多汉学家相信，唐代是中世纪的黄昏，而宋朝则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宋朝一年四季均有节日，最热闹的大概为元宵。“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的这首《青玉案·元夕》渲染的正是宋代元宵节观灯的盛况。 北宋汴京的元宵花灯之繁盛，可以看看孟元老的描述：大街上早早就缚好了灯山、棚楼，“山楼上下，灯烛数十万盏”；这些灯山还设置了人工瀑布：“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棚楼中每天都在表演各种精彩的娱乐节目：“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鞠，踏索上竿”；“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诸门皆有官中乐棚。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每一坊巷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戏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 宋徽宗时，汴京的元宵节更是隆重，从腊月便开始放花灯，皇城内的部分宫殿也开放给市民游览。“（皇城）景龙门，古酸枣门也。自左掖门之东为城南北道，北抵景龙门，自腊月十五日放灯，纵都人夜游。妇女游者，珠帘下邀住，饮以金瓯酒。有妇人饮酒毕，辄怀金瓯。左右呼之，妇人曰：妾之夫性严，今带酒容，何以自明？怀此金瓯为证耳。隔帘闻笑声曰：与之。”帘后那个说将金杯送给妇女的人，便是宋徽宗。这个故事被改编进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时，又更有戏剧性：“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云：‘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令卫士送归。” 南宋临安的元宵节也很热闹：“一入新正（新年正月），灯火日盛”，“山灯凡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每夕楼灯初上，则箫鼓已纷然自献于下”，“终夕天街鼓吹不绝”。更有意思的是，“天府每夕差官点视，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差”，即临安官府给市民发放钱酒油烛，庆贺元宵。按照习俗，到元夕放灯的第五夜，临安府尹要出来拜会市民，这时临安府的“吏魁以大囊贮楮券，凡遇小经纪人，必犒数十，谓之‘买市’”，一路向做小生意的商民派钱，祝他们新年生意兴隆。“有黠者，以小盘贮梨、藕数片，腾身迭出于稠人之中，支请官钱数次者，亦不禁也”，有些狡黠的小市民，在人群中钻来钻去，重复领赏，官府也不去计较。
另按《梦粱录》的记述，元宵之夜，“诸酒库亦点灯球，喧天鼓吹，设法大赏，妓女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良家女子，进入正月之后，也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貂袖、项帕，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出门看花灯。于是大街之上，“都民士女，罗绮如云，盖无夕不然也”。 在元宵之夜逛街看花灯的宋朝女子之多，可以从一个细节体现出来，那就是灯收人散之后，汴京、临安的市民都有持灯照路拾宝的习俗，往往能拾得观灯妇人们遗落的贵重首饰。《武林旧事》说：“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钿堕珥，往往得之。亦东都（汴京）遗风也。”《梦粱录》也有类似记录：“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甚至饮酒醺醺，倩人扶着，堕翠遗簪，难以枚举。” 元宵还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节日，所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少男少女趁此良辰美景，谈起恋爱。“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大宋宣和遗事》说：“那游赏之际，肩儿厮挨，手儿厮把，少也是有五千来对儿。”谈恋爱的情人们是那么肆无忌惮，手挽手、肩并肩。 汴梁还设有专供少年们谈情说爱之所，“别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妆，竞夸华丽。春情荡扬，酒兴融怡，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看到这里，我们难以相信宋朝会是一个所谓“礼教杀人”的古板社会。 宋人热爱旅游。寄情于山水的士大夫自不待言，寻常百姓也有出游的兴致。洛阳的牡丹天下闻名，花开之时，“士庶竞为游遨”，“都人士女必倾城往观，乡人扶老携幼，不远千里，其为时所贵重如此”。我们注意到，出游的人中并不乏女性。北宋邵伯温说：“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34] 欧阳修有首诗写道：“看花游女不知丑，古妆野态争花红”，描绘的正是花开时节，少女们游乐的情趣。 
《文会图》局部，北宋 赵佶 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甚至穷人也热衷于游玩。《梦粱录》记载，南宋时，临安“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此，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据说现在“贷款旅游”是时尚新潮，殊不知南宋的临安人早就这么玩了。 北宋京城最大、最繁华的园林“金明池”与“琼林苑”虽然是皇家林苑，但每年的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都会对外开放，“许士庶游行”，“其在京官司（即政府部门），不妨公事，任便宴游”；一部分宫殿也“不禁游人”。换言之，每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两处皇家园林便成了对外开放的公园，任何大宋国的民人都可以进来参观、游玩。因此，“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矣”。南宋皇室在杭州西湖上修建了多所御园，“湖上御园，南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壶”，这些御园也纵民游览，“时承平日久，乐与民同，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画楫轻舫，旁舞如织”。因而，这部分皇家林苑显然又具有公园的性质与功能。 宋代许多富贵人家拥有自己的私家园林，这些私家园林通常也是对外开放、任人游览的。北宋范仲淹在杭州时，有退隐之意，子孙便鼓动他回洛阳老家修建园林，好生养老。范仲淹说：“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意思是说洛阳的私家园林多的是，我想游就游，何必另造？韩琦在相州修建了一座园林，也是开放给外人游赏，“遇寒食节，州之士女无老幼，皆摩肩蹑武来游吾园。或遇乐而留，或择胜而饮，叹赏歌呼，至徘徊忘归”。可见宋代的私家园林是不禁止外人游玩的。这些私家园林也不收取门票，不过游客通常会给看管园林的园丁一点小费，叫作“茶汤钱”，大概园丁还提供茶水。 因为旅游业的兴起，宋代还出现了职业导游。临安府有一群靠导游为业的市民，当时叫作“闲人”，“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今则百艺不通，专精陪侍涉富豪子弟郎君，游宴执役”，他们“专为探听妓家宾客，赶趁唱喏，买物供过，及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乞觅赡家财”，陪富家子弟“游宴执役”，替他们打探“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此“乞觅赡家财”，工作性质有些接近今日的导游。还有一种叫“四司六局”的服务机构，也提供导游服务，“欲就名园异馆、寺观亭台，或湖舫会宾，但指挥局分，立可办集，皆能如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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