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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退庵笔记》

 海陵子 2017-02-01

二十多年前,由于工作关系,我浏览了一些清代和民国时期泰州人的笔记,其中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清代夏荃的《退庵笔记》。

夏荃(1793-1842)字文若,号退庵,廪贡生,《续纂泰州志》有传。夏荃生活在扬州学派活跃的时代,年辈晚于焦循、阮元一代人,跟扬州学派中坚人物刘宝楠、刘文淇、梅蕴生等都是好友。夏荃没有留下学术著作,他的学术思想无法确切了解,但从他“生平覃精典籍,考订精审”,“断垣残础,罗掘殆遍”,“日事纂述,网罗散佚”(《续纂泰州志》语)不难看出,他崇尚实事求是而不信口开河的学风,跟乾嘉朴学思想是相通的,正因如此,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把夏荃纳入其中。十分可惜的是,夏荃的诗文集以及纂辑的乡邦文献散佚很多,现在常为人谈起的也就数《退庵笔记》了。

《退庵笔记》16卷389则,多数是夏荃读书得闲写下的札记,也有不少遗闻逸事和亲身经历的记载,内容广泛,涉及的时间上溯汉代,下迄当时,虽然不能称之为“心血结晶”、“力作”,但可以跟地方志相互发明,是我们研究泰州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我们编写《泰州志》时,诸如汉代的海陵县、历代地方志的沿革、泰州人的著述等,都参照它的说法,后来我编《泰州旧事摭拾》,也采撷了《笔记》最重要的内容106则。《笔记》文笔省净,有的很优美,如第3卷的《松林庵》,简直是一篇文情并茂的小品文,我读过的写松林庵六朝松的诗文,还没有一篇赶得上。不过毋庸讳言,其中也有一些冬烘迂腐之见和神怪无稽之谈,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不必苛求。《笔记》在今天仍有现实价值。前几年有人热炒陈庵是明初陈珪的家庵,写成大块文章,一时沸沸扬扬,唯一的理由就是认定为陈庵题写门额的“魏国公中山徐公”是徐达。如果这位先生读过《退庵笔记》第3卷的《吉祥庵》,就可以知道那座荒村小庵有一块“国公扁”,题写人是“魏国公徐弘基”,徐达的十世孙。而这位魏国公活动的年代,正跟为陈庵书写门联的董其昌相似。知道这一情况,岂不可以拓宽一些视野,调低一点分贝吗?

《退庵笔记》夏荃生前未刻,民国8年(1919),韩国钧辑《海陵丛刻》收入,第一次付印。遗憾的是校对不精,除书后所附勘误表列出的错字外,还有很多。退休后我曾点校过一次。夏荃腹笥甚广,《笔记》引书多达200种以上,许多逸闻也没有说明出处,如开卷第一则《周易口义》所记胡姓商人与胡瑗后裔争夺胡瑗奉祀权,就不知道出于何书。我起初还有笺注的想法,后来觉得困难太大,就知难而退了。为《笔记》这样的书作注,人物、事件、名物、引文等都是重点,估算至少要注650条。有的注释不啻小小的考证,如晏殊有没有在西溪任盐官(第16卷《书院》)、李嘉祐诗“孤城对海安”的“海安”二字是不是指泰州东境的海安(第10卷《海安》),等等。有的情况纵然清楚,下笔却也不容易。如《东郭记》(见第12卷),学过中国文学史的人或熟悉昆曲的人都知道,这是明万历时孙钟龄的作品,但说它是袁九漈作的泰州人也不止一两个,清初王孙骖的《蕊亭随笔》就这么说,而且相当详细。现在要注释,怎么写呢?像这样的注释,十天半月也未必写得出一条。

最近李华兄送我一本他跟徐进、周宏华两位共同完成的《退庵笔记校注》,读后觉得很好。改错字,加标点,有注释,特别是难词做了解释、生僻字还注拼音,阅读起来十分方便。徐进先生掏出四五万元自费正式出版,更属善举,堪称韩国钧之后夏氏一大功臣。当然,金无足赤,《校注》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第15卷《李氏宅表门门板记》注,此宅即大林桥东南的文保单位王氏住宅,这个注就过于简略。李氏住宅,夏荃说它不是“大宅子”,“大门、厅事厥制庳隘而朴,门巷、厨湢井然约然,苟备而止,不务崇丽”,而王氏住宅,肖仁兄解放初期常去,告诉我说,房屋高大,前后四进,还有花园,二者似乎对不上号。《校注》云:“始建于明初,数易其主,建国前宅主亦为王氏。”言之凿凿,推想校注者见过房契或者见过宅主及相关人士的记载。不论是那种情况,总应有个交代读者才能释疑,详注王氏住宅今天如何如何并不相干。还有个别注释,恰恰跟《笔记》内容相反,又没有加以说明,这就让读者不免茫然了。如第4卷《泰酒》说到客次井,原文说:“今此井久湮,蟹黄水不可得矣。”注释说,这井就是积谷仓门前的那口井,还配了照片。纠正原文错误是注释应有之义,但注中不指出夏荃说的“久湮”错在哪里,而大谈积谷仓开发为居民小区,井埋入地下等等,未免走题。《校注》有个很抢眼的地方,《笔记》写到的人、事等往往略注或不注,对涉及的事物的现状倒舍得花费笔墨,如第9卷的《望海楼》就是一例。这则笔记记载的泰州明清两代史事、人物、诗文等内容丰富,《校注》的注意力却放在2007年新建成的建筑上,跟前辈学者如邓之诚先生注《武林旧事》、周祖谟先生校注《洛阳伽蓝记》的理念和做法大相径庭。我起初以为,这是由于三位校注者都不熟悉泰州的地方文献,网上也查不到资料,只能如此,写现状多少有点避难趋易的意思。后来读到跟校注者熟悉的某文史专家的评论,盛赞这种做法是校注者“融会古今、厘清源流,如实记录历史的变迁”,才明白这是校注者有意突破古籍整理的惯例,真是失敬了。

徐、周、李三位先生用短短两年时间,而且是业余时间,点、校、注十几万字的《退庵笔记》,困难可想而知,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或者说有跟读者所见不同的地方,十分正常。启功先生说,点校古籍不难,学术水平还是要看校记。他参加过《红楼梦》的整理 ,说的是内行话。听说《校注》还有修订再版的打算,我衷心希望三位能进一步完善,不要满足于“先行一步”,而是要取法乎上,争取上一个台阶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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