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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一分半之差，我与大学擦肩而过，同时，家兄的养殖场也宣布关门停业。这让父母一次次跌进万丈深渊。父母是农民，全年的辛苦劳动只能糊一家几张嘴，家兄办养殖场和我的一切学杂费大多是向亲戚东拼西借来的，另有一部分还是高息贷款。面对父母一筹莫展，我感到无比内疚和惭愧。是我辜负了父母的期望呀！虽然心里很想复读，争取来年榜上提名，但对不仅一贫如洗还欠高额债务的家，我怎么也开不了这个口，更不忍心给双亲再加一丝一毫的负担。于是，我作别父母，南下谋求发展，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来到了珠海。初来乍到，这个城市真是五彩缤纷，对于我这个穷山沟里钻出来的泥娃娃来说，这块土地陌生而神奇。从此，我开始了打工生活。 经过几天奔波，我在珠海进了一家规模不大的玩具厂，做起了生产线员工。虽然我对这种分配不大满意，又想想自己携带的这张文凭，在珠海这个城市根本就派不上用场，理想的工作都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深思熟虑一番后，我决定做上一段时间，等掌握好一些技术后再申请调整。 弹指一挥间，半年过去了，在这里，我依然一无所获，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也根本没有机会去学去争取。这间厂的厂纪厂规非常严厉，也非常苛刻，从来不分是非黑白，员工上班不许交头接耳，就算是在交流技术，一旦被头顶的监视器瞄着，一律照罚，更不用说偷着学点技术。上厕所也像逃脱鬼门关一样，大步去小跑回，而且从早上到晚上规定只准上两次厕所。更可恶的是，墙上挂着两张方形板：一张是黑色板，一张是白色板，要方便的员工上厕所前必须在其中一块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两块板是用来分大小便的，大小便的时间长短不一，不管哪位员工上厕所超出规定时间或是上多一次厕所，被发现都难逃罚款的厄运。这天，我因肚子犯了毛病——拉肚子了，实在忍不住，就多跑了一趟厕所，结果“榜中提名”，罚款50元，并发公告，警告众员工引以为戒。 这使我着实非常愤怒——简直就不把员工当人！我找老板论理：“人有三急，多上一两次厕所情有可原。” 不料，老板非常不近人情地说：“如果我原谅你，每一位员工都会跟你一样，装病偷懒怎么办？我怎么管？” 老板的解说更让我气愤不过，就反驳道：“厕所里又没有好风景，臭气熏天的，没事谁愿意呆在那里？” 老板恼羞成怒，雷鸣般对我咆哮起来：“你是什么东西！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我对这样的老板横也无法，竖也无奈。我知道自己再说下去也只是徒劳，惟一的办法只有拿起法律武器。我决定不干了，工作辛苦，工资低且学不到技术，又没有发展前途，老板不仅不体谅、不关心员工，还侵犯打工者权益，我没必要继续在这里浪费青春。人挪活，树挪死。我决定换一份工作，寻找新的转机。当天，我就跑到当地劳动部门投诉这不合法也不合理的罚款。 第二天，劳动局派了两名“铁面包公”到厂里进行实地调查，员工们也主动纷纷举报一切不合法的规定。这样一来，老板慌了手脚，不仅深刻检讨，还退了所有上厕所的罚金，也取消了不合法的纪律和规定。 1998年夏季，我辞掉这份毫无生气的工作后，给家中寄去了2000元还债，自己留下小部分钱，再次在街头流浪。半个月过去了，我又进了一个鞋厂，老板姓董，是福建人。我是冲着招聘内“有晋升机会”几个字跳进去的，兜里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块钱了。 上班没几天，我便已身无分文，接下来的日子就只得勒紧裤带饥肠辘辘地过日子。厂里包住不包吃，进去又是被安排做苦力（搬运工）。一连两天，我没有吞进一粒米饭，靠厂里的白开水撑肚皮。从早上干到晚上，厂里货如轮转，忙到半夜三点钟是常有的。这个时候，厂里就会免费提供夜宵，我也会趁机大开杀戒——吃上三份炒粉还没找到饱的感觉。 一起进厂的几名搬运工因活儿太辛苦，很快就吃不消了，屁股一拍，工资也不要就溜之大吉。这点苦对我来说是在预料之中的，当初离开家乡时，母亲曾这样对我说：儿呀!到了他乡你可千万别任性，一切能忍就忍。在家千日好，在外步步难，受苦受挫折时不能气馁，要执着和坚强。俗话说得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母亲的话让我在打工路上勇敢地走过坎坷和磨难。 这天是上班第八天了，真不容易，又装好一车货，也正赶上中午下班吃饭时间。空空的车间只有我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忍受着饥寒。为了让自己忘记饥饿，我自己找活干——坐着帮别人打包装。 这时候，老板开着翘楚·风范小车来到厂里，见我还在干活，问我干嘛不去吃饭，我说我不饿，老板硬要我先去吃饭，说不吃饭怎么有劲干活，并命令我：“快去！” 我吞吞吐吐、磨磨蹭蹭地走出厂门，到厂门口又靠墙蹲了下来。刚蹲下，老板又开着车出厂门，见到我仍没去吃饭，就把车停了下来，摇下车窗。他已经看穿了我的心思，招呼我过去，问：“你是不是没钱吃饭？你进来多久了？干什么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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