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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江南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所指，它既是一个静态的地理概念，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在大多数人眼里，它呈现出一种随处可见的粉墙黛瓦、烟雨杏花、吴侬软语、水乡人家的意象，但江南并不仅于此。千百年来，“江南”是个超越地理范畴的理想之地，它更是一种诗性的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以江南为标签的审美生活，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精致的古典生活方式。 在当下寻找江南是个有趣的事情。一方面，我们看到城市化进程使得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江南意象不断消逝，另一方面，那些自古沉淀在江南大地上的文人气质和生活审美，也逐渐被碎片化、信息化、现代商业等冲淡。 大城市自不必说，无不透露出国际化的味道，甚至连乌镇这样颇具江南形制的小镇，其在戏剧和当代艺术上的野心勃勃时常让人产生迷惑之感。以至于有一种说法是，现在如果要寻找原汁原味的江南之地，浙江需去绍兴，江苏得看常熟了。这话虽听起来略显偏颇，但似乎又能找到确凿的佐证。 从常熟纵横绵延开去的礼乐和这片柔和的水土构成了历史上的江南。在常熟，至今仍然保留了那个在历代文人诗文中描绘的水乡、民俗、风物、饮食、文气……这些江南符号一应俱全，成为观察整个江南的一张绝妙切片。 江南的风度 昭明太子在这里编《文选》、张旭在这里任县尉，黄公望、钱谦益、翁同、画圣王石谷……既是虞山的文艺流派，也包揽了诗、书、画、琴、印，其中《松弦馆琴谱》是四库全书唯一收入的琴谱，你想它只是个小县城，‘源头’不是随便说的。 对于常熟博物馆馆长朱晞来说，有三样事物可以代表常熟：地理环境、黄公望和百姓读书。 “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两句诗白描了常熟的地理样貌——虞山的一部分被包入城内，形成了有山有水的小城风情，朱晞说，像精致的盆景。跟唐伯虎当年从水路进入常熟一样，1979年，朱晞也是从水路进入常熟，“沿路景色千变万化，据说他为此画了七十二张画，可见这种山野之美如何感动了他”。尤为令他感怀的是，“多少年下来，常熟一直风调雨顺的，它也始终是全国百强县之一，这个地理文化很重要”。此方水土养育的常熟人，“不张扬，稳稳的，几千年保持这个才是本事。连常熟的雨伞，都是很敦厚的”。 常熟最早叫“虞乡”，之后也用过其他名称，到了梁代大同六年，正式定名“常熟”，取“年年丰收”的意思：据说是因为常熟东南低西北高，无论水旱都能丰收，所以叫常熟。 先秦的常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肇始于吴地始祖仲雍。史料记载，周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幼子季历，季历有子名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太王十分疼爱季历和昌，想把王位传予他们。但当时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太伯和仲雍就以采药为名，从渭水之滨来到千里之外的常熟无锡一带，建立了名叫勾吴的国家，开发了最初的江南。太伯去世后，仲雍继位，别名虞仲的仲雍死后，当地人为了纪念他，便将海嵎山更名为虞山。 虞山脚下，仲雍墓和言子墓相邻，仿佛这两位非凡的文化祖先并不寂寞。言子，本名言偃，字子由，生于常熟，成年后就学于孔子，“孔门十哲”之一，因擅长文学而列第九。孔子曾云:“吾门有偃，吾道其南”，言子也确实如恩师所说，“道开东南”“文开吴会”。孔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言子用礼乐教化常熟，当时到处有弦歌之声，后人称“弦歌之治”，言子被尊崇为“南方夫子”。 追溯常熟的历史和对周围的辐射力、影响力，它常常被认为是整个江南文化的源头和核心。朱晞一口气往下数，“历代下来，还有昭明太子在这里编《文选》、张旭在这里任县尉，黄公望、钱谦益、翁同龢、画圣王石谷……既是虞山的文艺流派，也包揽了诗、书、画、琴、印，其中《松弦馆琴谱》是四库全书唯一收入的琴谱，你想它只是个小县城，‘源头’不是随便说的。” 从这个意义，追溯“江南”这个概念也变得饶有兴味起来。“江南”最早出现在屈原的《九章》：“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东周春秋时吴王建“姑苏台” ，后“姑苏”一词经常出现在历代文人歌咏江南的诗词作品中，如“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等 ，体现了一种独属吴越的隽永情味，因此历史上，江南一度被中原称为吴越。汉朝时有比较正式的“江南”称呼，著名的汉乐府《江南》就是证据。后来，随着中原人大量南迁，江南成为一个文教发达、美丽富庶的地区，隽永的情味浓得几乎化不开了。 元代画坛上，黄公望的影响和成就冠于一时，如今的《富春山居图》被列为国宝级画作，他在虞山和富春山的生活，也被艺术史反复书写着。朱晞作为在常熟生活了近四十年的一个琴人、书人、画人，深感自己跟黄公望是比较接近、有共鸣的。 “对自然的领悟，对文化、美、人生理想的追求，《富春山居图》里都有”。复刻版的《富春山居图》镶嵌在常熟博物馆二层的墙面上，笔墨清润朴素，意境简远超逸，令人观之忘俗。“最优秀的东西没有时间空间限制，几百年下来，还是那么美”，朱晞说黄公望其人其画令他产生共鸣，也给他提供了反思的翘板，“古代士大夫有两种，一种是治国齐家，一种是回归，黄公望的画所表达的就是人可依靠的那个港湾、那个可回归之处。而现在的人们太想要什么了，几乎都没想过要回到什么地方。黄公望却可以让我们同步地诠释有为和无为”。 在朱晞眼里，黄公望的意义几乎是完美的——不即不离，悠悠到来，是种风度。他引用唐人赵耶利形容吴地音乐的话“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士之风”，形容黄公望的风度。 朱晞认为，古人底下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都是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但面上会显现为某一种形式，如黄公望就显现为画家，张旭显现为书家，严天池等显现为琴家。其显现也丰富，如以草书横绝于世的张旭，也会有《郎官石柱记》这样美妙的楷书。“从黄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文化的回归和反思，看到东方文人追求的东西”，《富春山居图》表面的虚无、平淡，也让朱晞感慨：“能做到这个其实是下了大量的功夫的，和儒家也是相应的，只有经历过很不平淡后，才能归于平淡——现在的艺术家太缺乏这些东西了”。 1354年黄公望在杭州去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虞山西北麓，无数后人攀上这座青山，看他曾经“月夜孤舟独饮，抚掌大笑，声振山谷”的地方，看启发过《富春山居图》的虞山“凡数十峰，一峰一状；数百树，一树一态。雄秀苍茫，化极矣”。黄公望和虞山、常熟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除地理环境和黄公望之外，第三才能代表常熟的，朱晞说，应该是普通常熟人身上体现的文化根基。朱晞发现，随便去个茶馆，只要跟人聊天就能发现，普通百姓对历史文化知道得太多了，“在常熟不敢以文化人自居，读书人太多了，这样它才会成为历史文化名城，这是文化根基的东西。曾经我也年轻狂妄，接触很多老百姓后才发现，要实事求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多厉害，这里藏龙卧虎”。朱晞非常感动于常熟百姓对文化的认知度。 常熟博物馆，是常熟文化的集中展示。我们跟随朱晞及博物馆专业人员的脚步，在面积不大的馆里“博览”了常熟富饶多姿的人文历史。如果说“兴福禅寺”令人有点陌生的话，提起“破山寺”及“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就无人不知了。它建于南朝齐梁时，唐贞观之后又被称为破山寺。相传在常熟城北八九里处，曾有双龙相斗，一龙破山而出，所以古名之曰破山寺。寺后现在还留有唐朝诗人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这首诗的碑刻，书写出自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之手，后来又经清代雕刻名家穆大展的精雕细琢，因此，这块诗碑被称为名诗人、名书法家、名雕刻家合一的“三绝碑”。 虞山北麓石梅的读书台曾是昭明太子当年读书选文的地方。而草圣张旭曾任常熟县尉，常熟至今还有一条街名为醉尉街，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大书法家而命名的。 宋元时期佛教建筑在常熟继续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市中心的方塔。它始建于南宋年间，距今800多年，共九层，高67.13米，因为它整体形状呈方形，而方形宝塔在全国都不多见，所以常熟人简称为“方塔”。 明清时期常熟的繁荣达到了鼎盛，涌现了无数的举人、进士、状元，出现了《聂海花》作者曾朴、两朝帝师翁同龢、“第一清官”鱼侃、宫廷画家蒋廷锡、藏书刻书家毛晋等各种文化领域的名人；艺坛更是风起云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翚王石谷——清初画坛出现了著名的“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他的画技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赏识，被尊称为“画圣”。以“东南文宗”钱谦益为首的虞山诗派，从严澂、严天池为首的虞山琴派、以林皋为代表的虞山印派等等，也都各领风骚；尤其钱谦益和柳如是的爱情故事，成了传奇佳话。 常熟博物馆，作为一个县级市的博物馆，所办的展览却视野开阔、精细活泼、意味深长。朱晞近年一直在思考怎么做展览，“通过‘无倦文化’这个品牌，我们在语言、形式、主题上都有探索”。“无倦”来自《论语》“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和荀子“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的理想状态。 第一期是举办于2013年的“琴无倦”。朱晞把琴棋书画展示在古宅院的生活状态里，栩栩如生地讲述出古人如何追求生活之美。所展示的唐琴“云泉”， 琴背面刻有楷书“云泉”，下方刻有“久御不厌”方印， 琴音温劲而雄，由刘善教在庭院里抚《平沙落雁》。宋琴名弘月，斫于1086年，那年，黄庭坚42岁，写下了花气薰人贴。 第二期是去年的“茶无倦”，“不是展示一个杯子，而是茶壶杯子房间都在，比如我们请金马奖美术指导获得者胡硕珍布置了16套包括唐、宋、明、清时期的茶席茶器，并且摆放的层次与设计同样再现了当时古人茶道场景”。其余展品还包括，镇馆之宝的橄榄核雕“东坡泛舟赤壁”，清乾隆豆青釉暗花缠枝牡丹茶缸、清雍正淡描青花陶渊明爱菊图茶杯、五代越窑系青釉葵口盏等演示了古文人生活的具体样子，如茶在什么空间中、宋代明代分别怎么喝、日本台湾怎么喝等。 朱晞说他的理想是让博物馆构建一个通道，与人们的生活发生紧密关系，所展示的也不是贵，而是生活如何美好。 记者：侯子英 图片：牛华新 编辑：小苹果 & 特别的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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