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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侵蚀报馆组织管理

　　现代报馆的经营管理必须依照新闻产制规律组织分工，各司其职，方能运转自如，平流稳进。而帮会作为一种群集性犯罪集团，组织结构严密，帮规会律周至，若有触犯，即遭严惩。对在帮报人来说，帮会字辈和帮规会律的权威性和约束力要远高于报馆的科层管理和规章制度。因此帮会报人在报馆中是以帮会字辈而非报馆科层来定依从顺违，以帮会利益而非新闻规律来决定新闻言论。特别是，当帮会利益与报馆管理发生冲突时，在帮报人更是惟帮会号令和利益是从。这必然会妨碍报馆的组织管理，对新闻产制造成严重危害。

　　顾执中主持《新闻报》采访部后发现，“当《新闻报》的采访主任比当总编辑难，比当军队中的师长为难。” 因为《新闻报》记者一共七个人，其中四人是帮会分子。特别是杭石君，他不仅是黄金荣在报界的开山弟子，门徒众多，而且还是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执委会委员，他是上海滩新闻圈中在黑白两道都权势熏天的人物。顾执中感喟道，“要指挥他们战斗，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顾执中 ,1985)

　　更为恶劣的是，在帮报人对报纸新闻任意上下其手。如顾执中初入《新闻报》时，采写到一条赌场爆炸案的新闻，立即发送到编辑部。这条消息第二天没有在报纸上刊登，却转到了杜月笙手里。原来发生爆炸案的赌场是杜月笙开的，杜在报馆的门徒不仅截留扣发了这条新闻，而且亲自把原稿送到杜公馆去邀功请赏。顾执中知道事情原委后，心有余悸戚戚然地说道，“亏得他们知道我并不是故意写的，否则在这一班匪徒那里弄死一个人，也并不是一件罕有的事情”。(顾执中 ,1987)顾执中说，即使他把这种情况告诉总经理汪伯奇，汪氏“也绝不敢得罪这一个常常到杜公馆”杜氏门徒。(顾执中 ,1987)其实，不独《新闻报》如此，在当时各大报馆中“往往一条排好了版的头条新闻在见报那天会得突然失踪——报馆老板装做视而不见，采编人员噤若寒蝉，大家心照不宣，谁都知道这是这么一回事。”(章君榖 ,1980)知名大报尚且如此，而“一般报纸”则正如张友鸾所指出的，“更不敢碰一碰帮会的毫毛了。”(张友鸾等 ,1982)

　　（三）操纵报刊新闻言论

　　帮会大亨们虽然文化程度都不高，但都敏锐地认识到报刊巨大的社会影响，他们渗入新闻界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舆论。杜月笙就是通过他在报界的开山门徒唐世昌呼风唤雨。唐世昌从1930年起投到杜门，依靠杜月笙的势力迅速成为“上海报业近二十余年最有势力的人物，他压得下惊天动地的大新闻，也能掀得起无中生有的大风浪”。(章君榖,1980)他每天必去华格臬路杜府随时听命，每逢有人向杜月笙请托，杜不必自己出面，只要通过唐世昌通知各报编辑记者，某事要大登，某事不要登，或某事怎样登，各报就会惟命是从。因为，各报报人“一来畏惧他的势力，二来乐得赚些外快。”(金雄白 ,1988)除通过报人门徒操控报刊言论外，“只念过四个月书”的杜月笙还直接插手报界，跻身为《申报》、《新闻报》、《中央日报》等十一家报馆的董事长、常务董事。(郭绪印 ,1997)杜月笙出道数年便迅速成为上海滩妇孺皆知的“闻人”，除了他的手腕和权势之外，亦和他擅于操控报刊舆论为自己塑造形象有关。如杜月笙经常出面调解工潮，在每次工潮结束后，总要有关单位在各大报上刊登鸣谢杜月笙调解的启事，突出他的调解作用。杜月笙亦满足于此，“觉得很有面子”。(朱学范,1986)这也可能促发杜月笙更加积极涉足报界，拉拢报人，培植和扩张自己的舆论声势。甚至在抗战胜利以后，杜月笙还亲自创办了《商报》，由他的徒弟骆清华主持。杜对此报“抓得相当紧。”据说，如有一条消息不合心意，他就会把骆清华和编辑、记者叫去训斥一顿。(平言 ,2001)此外，抗战后复刊的著名小型报纸《立报》，因经营困难与劳资纠纷 1946年初停刊，成舍我心有不甘，便先与《商报》合办出版再次复刊，不久后又易手改组，由杜月笙的得意门生陆京士出手接办。(李时新 ,2011)自此，《立报》亦落入杜月笙直接掌控之下。当然，这时杜月笙势力已日薄西山，他创办和经营报纸可能是为动运报刊来造势，以图挽回其昔日的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