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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听说过“礼失求诸野”，却不知古籍佚失也可求诸邻!1978年我转攻医史研究之后，才知道早在公元1092年，北宋政府就从高丽迎回了国内失传的《黄帝针经》(《灵枢经》)等珍贵古医籍。日本明治维新时，“旧学”遭贬，汉医浸废，许多珍稀汉医籍也遭冷落流散于市。其时在日本的杨守敬等有识之士借机搜罗回归了大批古汉籍，里面就有很多医书。 1987年我赴日本参加学术会议，会上，挚友、日本医史学家真柳诚展示了刚整理毕的《小品方》卷子本。此书是南北朝医学名著，在唐代曾与《伤寒论》齐名，不承想失传千余年竟在日本发现残卷!真柳诚还告诉我，1972年英国伦敦图书馆注销处理一批“旧书”，其中竟有国人没听说过的明《本草品汇精要》清摹绘全本。此书被识宝的日本医家大冢恭男“捡漏”，才免于再度失传!这时我才知道至今还有许多珍稀古医籍流落海外，应该赶紧抢救回归。但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要回归流落海外的古医籍，还只能是存在心中的一个梦! 1995年，时在日本研修的同行友人王铁策教授提出开展调查并复制回归日本现存中国散佚古医籍课题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真柳诚的大力支持。他们来到中国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马继兴及我共商回归之事，大家一拍即合，说干就干。马教授是中医文献学泰斗，我的导师，他关注流散海外古医籍已经数十年。我时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所所长，有责任也有条件负责组织这样的大课题。但从哪里寻得经费?又如何在海外开展调研并复制古医籍?谁也没有经验! 万事开头难，难不倒有心人。第二年，我们先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亚洲中心获得了第一笔资助，当年就从日本复制回了30种国内失传古医籍。我们采取回归一批、研究一批、及时公布一批研究成果的办法，借助媒体报道很快在行内造成了影响。199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我们的课题列入重点支持项目，使我们底气更足，士气更旺。这一年我卸下了所长一职，全身心投入了这项工作。 随着课题的深入扩展，难度也逐渐加大。没有人能告诉你哪些古医籍需要复制回归。要想用有限的经费复制更多的珍稀古医籍，就必须选准书种。虽然我们都是从事医史研究多年的学者，但平时积累毕竟有限。当最初的几十种失传古医籍复制回归之后，接下来就必须在日本开展更进一步的调查。上百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数千种古医籍，必须一种一种与国内书目对比、考查。枯燥单调的核查，极需耐心和定力。光查书目还不够，对著录欠明的古籍，必须亲自考查原书。1999年，在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下，我赴日本工作了10个月，得以走访日本收藏中医古籍较多的十几家公私图书馆，仅在日本内阁文库就逗留了大约4个月。那段时间每日早出晚归，手不释卷，写下的古医籍经眼录就有40余万字，解决了很多学术疑难。终日里手抚先人手泽，看着前人甚至李时珍也未曾见过的某些珍稀古医籍，想到它们将很快回归故里再度问世，心中那份愉悦真是难以言表。到20世纪末，日本所藏古医籍调研全部完成，为此后陆续复制回归奠定了基础。 从事古医籍调研与回归当然需要经费，但咱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类型。2000年以后，科技部首次提供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助，就帮助我们从日本复制回归了400多种古医籍，基本完成了日本调研与复制回归的任务。但海外回归古医籍的梦到此还没有圆。科技部此后又陆续给予资助，使我们“得陇望蜀”，把目光转向了欧美，开展更大范围的古医籍调研与回归。 最近十几年，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流失欧美的中医古籍调查、回归，以及整理出版业已回归的古医籍方面。欧美收藏的中医古籍数量少，藏馆分散，缺乏现成书目可查，比在日本调研的难度更大，颇似沙里淘金。若因袭日本调研模式，必然会投入多，见效少，想全靠国家支持是不现实的。为了不留遗珠之憾，我们得另辟蹊径。好在德国中医史学家、教授文树德多次邀请我参与他组织的中医文献研究课题，使我在德国有了立足点。借助多年学术交往建立的人脉网，我先逐步了解欧洲各国的收藏情况，发现线索，立马前去考察。依靠互助共赢、细水长流的工作方式，我们得以完成对德、法、意、英、俄、梵蒂冈等十几个国家的初步调研，逐书考察了德国藏的800多种中医抄本(已由莱顿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目)，并回归了数十种国内失传的古旧医籍。 在海外调研的同时，我们团队的成员配合默契，同步开展回归古医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中医古籍既是历史文献，又是应用文献，将回归古医籍影印或校点出版，供广大中医界使用，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近20年间，我们已整理出版了5套丛书(含古籍130种)。我主编的《海外回归中医善本丛书》出版后，当年即予重印，可见很受读者欢迎。当今国内中医文献相关课题越来越多地使用海外回归的古医籍，这令我感到十分欣慰。但我仍不满足，还希望在近期内将复制回归的古医籍(440多种、11万余叶)全部影印出版。 人生难得几次搏。为圆古医籍回归之梦，花20年太值!我已年近古稀，只要一息尚存，古医籍的整理研究将伴我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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