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笼罩下的科技强国以色列

2009年之前，以色列一直是除美国外在纳斯达克拥有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到2010年才被中国超越；今天，以色列拥有5000多家科技创业公司，平均每100名以色列人中就有3人从事高科技产业工作；人均风险投资额位列世界第一……这些傲人成就，都离不开以色列军队。

说起以色列，很多人的脑中会瞬间闪过多年来占据国际新闻热点的巴以冲突，也会想起号称世界最牛的谍报机构“摩萨德（Mossad）”。在新闻报道中，以色列这个国名总和中东局势，和漫长的争端联系在一起。

然而，恰恰是这个炮火笼罩下的弹丸之国，催生出了生机盎然的高科技创业经济。2012年，以色列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额近200亿美元，约占出口总额的一半。

堪比哈佛的以色列军队

犹太民族有着近2000年颠沛流离、四处迁徙的悲惨历史。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仍然战火不断。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色列就十分重视在军队中选拔优秀青年，培养国防技术人才。从某种角度来说，以色列技术强国是以军队为基础垒建起来的。

以色列实行强制兵役制度，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要求女性必须服兵役的国家。除了传统犹太教徒外，所有的犹太青年在18岁时都要去军队报到，这个阶段介于高中与大学之间，所以军队会参考高中成绩，每年挑选几百名有培养前途的人才，送到以色列理工学院等理工科高校深造。此外，军队的“精英部门”也会从全国招募擅长数学和物理的年轻人入伍，教授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课程。精英们毕业后会被安置在军队的技术部门从事技术开发工作。

这样，每个年轻人退伍之后都会有几个亲密战友，在服役期间建立的友谊很可能成为创业伙伴之间的纽带。哈蒙网络公司副总裁戴维·拉文达（David Ravindra）曾是一名军人，他创办了7家公司，其中一家公司的主管就是拉文达在以色列海军服役时的好友。Athlone则是一家旗下拥有8个开发机场、边境管理系统等安全设备企业的集团公司，它的董事长多伦·阿尔莫格（Doron Almog）曾是一名将军，在南方军区中担任过3年总司令，在军队中负责过年轻新手的教育培养工作。阿尔莫格的员工中，至少有250名是从军队复员的技术精英。

索尔·辛格（SauI Singer）在《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一书中援引了一名受访者的话，“在以色列，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人在学术上的经历比不上其在军队的经历重要。在求职过程中，每次面试必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军队的哪个部门服役？很多招聘广告都说明只要‘8200毕业生’（编者注：8200是以色列精英情报部门）。”

除了“8200”外，企业家们还特别青睐从军事科技创新部门“Talpiot”出来的“毕业生”，这些军队精英构成了巨大的社会关系网。他们的年度聚会通常称为“巨大的生意搭建网络”。辛格总结道：“就像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校友网一样。”

智能手机App公司Onavo的CEO 盖·罗森（Guy Rosen）也认同辛格的说法：“军队在人际网络上帮助巨大，即使数十年过去，战友之间的情谊和联系使我们和技术人员、投资者及咨询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Onavo创立于2010年，主打功能是帮智能手机大幅度节省流量。Onavo成立次年曾获得“最受祖母欢迎的创业公司奖”，这个奖项的潜台词是，你的卖点很清晰，连通常对新技术摸不着头脑的祖母们都能轻易掌握。这个清晰的卖点，源于六位出身于“8200”的年轻人到巴塞罗那参加世界移动电话展览回来之后收到了令人咋舌的电话账单。据科技博客TechCrunch报道，Facebook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以1～2亿美元收购了Onavo。

一直以来，以色列的高科技产品主要集中在医疗器械、计算机芯片和通信等领域，不过近几年来，以Onavo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公司不断崛起，专门研究以色列风投资本数据的公司IVC的数据显示，目前约75%的以色列初创企业提供移动或互联网服务，而在五年前，这一数字还不到50%。

兼具执行力与创造力的“毕业生”

除了提供强大的人际网，以色列军队对个人能力的提升也有明显的帮助。罗森补充说：“我在‘8200’的时候，长官常常安排我们去做那些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项目，然而我们往往能成功。这培养了一种‘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的想法，这种想法使我们可以从容面对创业时的种种技术挑战。”

以色列军队中有一种很特别的现象。基础训练给所有士兵设定了许多必须服从的条条框框，但当你成为一名下级军官以后，就需要学会自己思考并解决问题。无条件服从并完成任务，极大地提高了年轻人的执行力，而这是创业的重要元素之一。创业大王史玉柱就曾说过，“企业能否做大做强完全取决于执行力。”

创新工场陶宁在第七届互联网站长年会上举了一个创新工场里失败项目的例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执行不到位，一直不出产品。“后来市场上有相似创意的产品出现，比他的想法起步起码要晚几个月。但是，他一直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到最后产品胎死腹中，白开发将近一年的时间。”这让陶宁觉得很遗憾，“我觉得至少应该试一试，快速看看这个方式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而经历过以色列军队洗礼的年轻人，在创业时很少会犯类似的错误。首先他们接受的就是“必须做”的教育，其次，从实际出发，有时候做与不做意味着生与死。

周鸿祎数月前到以色列考察的时候遇到了一名投资人。交谈中，后者介绍说自己以前是一名空军成员，战争期间，任务是飞到埃及的阵地上扔炸弹。但当时前苏联也插足其中，还带去了萨姆导弹。虽然从现在来看，萨姆导弹有作战准备时间长、效能低、反应速度慢、抗干扰性能差等缺陷，但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曾以击落U-2侦察机而闻名世界。在当时来说，这是对高空飞行目标的极大威胁。危急之中，那名空军成员自创了回字形的绕行方式，最后顺利逃生。

年轻人在以色列军队养成的这种冒险打破常规的习惯，被带到创业中去。

供职于IVC的迈克尔·亚当（Michal Adam）表示：“以色列创新企业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殊个性，他们的理念就是‘让我们疯狂吧，让我们尝试一些全新的产品吧’。”

以众包地图导航服务Waze为例，它缺乏足够的财力和人力去制作像谷歌地图那样的大量数据和卫星照片等，但创始人没有因此就放弃，反而以此为突破点，创造了依靠用户来开发地图功能的模式。恰恰是通过这样的的众包方式，Waze的用户量在今年年初就突破了3400万，并且拥有一个由7万多名会员组成的社区，这些会员帮助Waze编辑地图和添加一些细节信息，如特定加油站的汽油价格，或是驾驶员在何处应留心超速监视区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等，而传统的标准GPS服务在这些功能方面都比较弱。如今，Waze的用户遍及全球约190个国家，并在2013年6月被谷歌以约10亿美元收购。

以色列强大的研发能力还体现在高等教育上。特拉维夫大学和耶路撒冷大学等在物理、化学方面的研究位列全球领先位置，以色列科学家丹尼尔·舍特曼（Daniel Shechtman）就是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因此，有别于在印度开设呼叫中心、在中国设代工工厂，很多跨国大公司干脆把核心技术研发放在了以色列。以英特尔为例，该公司在以色列安置了6000多名技术人员，专攻酷睿双核芯片设计。IBM、微软和谷歌等巨头都在特拉维夫设有规模庞大的研发中心，英国《卫报》曾称其为“仅次于美国加州硅谷的最大科技中心”。

在以色列军队，大家都“平起平坐”

以色列军队是世界上少有的等级观念淡薄的军队。跨过最初的士兵阶段，诸多条条框框就被卸除了。此外，在以色列的军队系统里，只设置了极少数的高级军官，军队希望尽量向下授权。

辛格介绍说：“在以色列，每个权力人物，包括总理和军队政要，都有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叫的绰号。这些绰号不是官员背后相互的称谓，而是公开的，普通老百姓也好，低级士兵也好，都可以用这个绰号去称呼他们。据说，以色列前任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绰号就是‘比比’。”

这样的文化显然非常适合创业公司，因为创业公司需要扁平化，需要每个人都能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头脑风暴激发创意。在以色列，集体讨论是最常见的方式，而且往往由地位最低或年龄最小者先发言，避免他们跟从那些权威人士而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

权威不是用来被保护的，而是要随时被挑战的，云端音乐公司Mecanto便向苹果、谷歌、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发出了挑战。系统简化软件Soluto则赢得了TechCrunch的年度大奖并在国际间声名鹊起。在互联网巨头面前，新一代的以色列科技创业公司毫无畏惧感，甚至强势地踩在巨头的“领土”上。它们往往不需要大规模的投资，不需要大量的人力，但制造出的产品却从各方面影响着互联网世界。

当然，也有质疑的声音。辛格在世界各地演讲时，经常会碰到一个问题：以色列的确有很多很出色的创业公司，但它们总是很快就被国际巨头收购了，为什么它们不能自己成长为一个大公司呢？

谈及这个问题，不得不提以色列的“科技创业之父”约西·瓦迪（Yossi Vardi）。在过去的40年里，瓦迪投资并培育了80多家以色列公司，其中诸多最终被国际巨头收购。他最得意的作品，是1996年他投资自己的儿子埃里克和另外三个年轻人成立的公司ICQ。两年后，马化腾拷贝了ICQ的模式，并以此为据点打造出今天的“企鹅帝国”。然而，同于1998年，埃里克他们以4亿美元的价格，把这款风靡全球的聊天工具卖给了美国在线（AOL）。包括前文提及的Onavo和Waze，还有近期被三星收购的Boxee，都是同样的结果。

辛格认为，以色列人直率的文化，使他们无法很好地适应大公司等级森严的工作方式。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和员工更倾向于被跨国公司收购，然后用得来的资本开始新一轮创业。一方面是创业文化使然，另一方面，这些资金的“滚雪球”效应得到显著体现。没过几年，一个新的创业公司成功了，又能够以十倍或者百倍的溢价出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业公司对以色列经济的贡献更大。

另外，在目前国际金融形势并不稳定的情况下，“船小好掉头”的创业公司反而比较灵活，对金融依赖度也相对较低。以色列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很小，就是一个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