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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20
张铭心
大同市博物馆
緣起 筆者在整理研究十六囯時期碑形墓誌資料時發現，在迄今爲止中國北方地區出土的十六國時期碑形墓志，均具有統一的圓首碑形的形制和銘文書寫格式，以及統一名為“墓表”的用詞等特徵。雖然至今發現的具有這些特徵的墓誌出土地域比較散亂，但是通過對墓誌主籍貫及任官地等背景的分析可知，這些碑形墓誌的主人在籍貫上集中于秦、雍、涼三州，在活動區域上集中於涼州的現象。由此得出了這種“圓首碑形墓表”作為一種喪葬用具，具有河西文化之地域性特徵的結論。進而提出了“河西圓首碑形墓表”的概念。 然而按照以上的觀點，當我們面對大同地區出土的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司馬金龍墓表”時就遇到了困難。也就是說，司馬金龍作爲晉皇族後裔，既沒有在河西為官的經歷，也沒有西北地區的文化背景，那麽，司馬金龍墓葬爲什麽也出土了具有“河西圓首碑形墓表”特徵的墓誌呢？同時，司馬金龍墓葬出土的墓誌不僅僅“司馬金龍墓表”，還有圓首碑形的“司馬金龍之銘”以及方形兩面刻字的“欽文姬辰之銘。同一墓葬中出土不同形制的墓誌，這在考古發掘中非常罕見。下面，本文試圖根據相關文獻資料及最新研究成果，針對這一現象進行解説，錯誤之処敬請方家指正。
司馬金龍墓出土墓誌及其先行研究 司馬金龍墓葬，是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與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于1965年聯合在大同市東約六公里的石家寨發掘的北魏平城時代最大的墓葬之一。此墓雖經盜掘，但仍出土了四百五十餘個編號的各類文物。其中出土了三件墓誌，分別是“欽文姬辰之銘”、“司馬金龍之銘”、“司馬金龍墓表”。 “欽文姬辰之銘”，石質，略成正方形，長30釐米，寬28釐米，厚6釐米。出土時平置于墓葬後室甬道中央偏東。銘文陰刻于墓誌的正背兩面，隸書，内容為：“唯大代延興四年，嵗在甲寅，」十一月，戊辰朔，廿七日，甲午。河內溫」縣倍鄉孝敬里人。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啓府儀同三司，都」督梁、益、兗、豫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羽真琅琊貞王。」故司馬楚之嗣子，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朔州刺史，羽真」（以上為正面銘文）琅琊王金龍妻，侍中，太尉，」隴西王直懃賀豆跋女，」乞伏文照王外孫女，欽文」姬辰之銘。（以上為背面銘文）” 共12行，129字。 “司馬金龍之銘”，石質，圓首碑形，有長方形座，高71釐米，寬56釐米，厚14.5釐米，座長59.8釐米，寬16.5釐米，高19.8釐米。出土時靠立于墓葬後室甬道前方墻前。墓誌銘文單面陰刻，書體隷楷相間，屬魏碑體。銘文如下：“大代太和八年、歳」在甲子，十一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懷州」河内郡温縣肥郷孝」敬里，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将軍，吏部尚書，」羽真司空，冀州刺史，」琅耶康王，司馬金龍」之銘。”共9行，65字。碑額無題字。 “司馬金龍墓表”，石質，圓首碑形，有長方形座，高64.2釐米，寬45.7釐米，厚10.5釐米，座長47釐米，寬14.4釐米，高13釐米。出土時置於墓門券頂上方。碑額陽文篆書“司空琅琊康王墓表”8個字，墓誌銘文單面陰刻，隷楷相間，屬魏碑體書。銘文如下：“維大代太和八年，」歳在甲子，十一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代故河内郡温」縣肥郷孝敬里，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将軍，吏部尚書，羽」真司空，冀州刺史，」琅耶康王，司馬金」龍之銘。”共10行，66字，碑額碑身銘文共74字。 自司馬金龍墓出土后，其出土文物受到了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的高度關注，至今雖經三十餘年，仍不斷發表有相關研究，然而在諸多的研究中，雖然對墓葬中出土的墓誌有所涉及，但尚無專題研究。 司馬龍金墓出土三件墓誌之形制特徵 司馬金龍墓所出土的三件墓誌，其一為方形，二為碑形。三件墓誌形制不一，各有不同。 正如前文所言，在碑形的“司馬金龍墓表”中，我們可以發現有諸多“河西圓首碑形墓表”的要素。具體來説，“河西圓首碑形墓表”的形制、書寫格式、自名等所有要素都包含在“司馬金龍墓表”之中。通過與河西地域出土和製造的圓首碑形墓表的對比，我們更可以發現司馬金龍墓表上的更爲具體的“河西圓首碑形墓表”的特徵。比如武威出土的梁舒墓表（376年）與涼州（即武威）製作，出土于寧夏固原的梁阿廣墓表（380年），其題額上的陽刻篆書“墓表”二字，與“司馬金龍墓表”（484年）題額上的“墓表”二字相比較，雖然在時間上相隔一百餘年，但其篆寫樣式和陽刻的方法基本上相同。或許據此可以推測，“司馬金龍墓表”本體很可能就是涼州的工匠製作的。 同時我們注意到，“司馬金龍墓表”銘文中最後的“銘”之用詞，在“河西圓首碑形墓表”中未曾出現過，這種“銘”的用詞顯然與碑額中的“墓表”的用詞不相統一。 “司馬金龍之銘”與“司馬金龍墓表”在銘文内容上基本相同，其不同之処主要表現在地名上。即“司馬金龍墓表”為“代故河内郡温縣肥郷孝敬里”，而“司馬金龍之銘”為“懷州河内郡温縣肥郷孝敬里”。懷州，北魏獻文帝天安二年（467）置，孝文帝太和八年（484）罷，河内郡屬懷州轄境。司馬金龍的葬年正好是懷州罷置的一年。由此可以推測，“司馬金龍墓表”與“司馬金龍之銘”銘文中地名的差異，或許説明“司馬金龍之銘”在製作之時，懷州尚未罷置，而“司馬金龍墓表”製作之時，懷州已經罷置。 “司馬金龍墓表”與“司馬金龍之銘”最主要的差別還是在題額的有無上。在至今所見到的十六國時期的碑形墓志上，絕大多數都刻有題額，其中只有時代較晚的“且渠封戴墓表”（445年·下圖)上沒有題額。由此來看，“司馬金龍之銘”雖然沒有題額，但我們將其與“司馬金龍墓表”看作相同性質的墓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司馬金龍墓表”與“司馬金龍之銘”的差別還表現在埋納的位置上。“司馬金龍之銘”位于後室甬道中，而“司馬金龍墓表”位于墓門券頂上方填土中。將墓誌置於墓葬上方封土内，雖然在東晉時代的江南地域及北燕時的東北地域的墓葬中有所發現，但總體上還是非常少見。有學者認爲，到了北魏後期，甚至北齊時代，這種填土中放置墓碑或石板的方式只出現于山西北部或甘肅一帶的某些墓葬中。此外，吐魯番出土的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墓誌普遍埋藏于墓道靠近地面的地方，這種埋納方式或許是吐魯番地區形成的，抑或是受河西的影響，與“司馬金龍墓表”的埋納方式有一定的淵源關係。 “欽文姬辰之銘”在形制上與司馬金龍的兩件碑形墓誌完全不同，我們很難看出其間有什麽淵源關係。而其接近于正方形的形制，兩面刻字的銘文刻製方式，反映得更多的似乎是東晉南朝墓誌的特徵。然而在銘文書寫格式上卻與司馬金龍的兩件墓誌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処。比如銘文書寫上都是 “紀年”+“籍貫”+“官號”或“身份”+“某某之銘”的格式，特別是墓誌銘文中最後都是“銘”的用詞，這似乎説明其間存在某种關係。 綜觀司馬金龍墓出土墓誌之前的墓誌，“銘”之名稱使用最早的例證，見於西晉元康九年（299）徐義之銘，另外，近年内蒙古烏審旗發掘出土的大夏二年（420？）墓誌中也使用了“銘”的用詞，南朝墓誌中的劉懷民墓誌（464）中出現了“墓誌銘”的用詞。所有這些均表明，“銘”的用詞不是來源於河西，而應該是來源於中原或江左。 如此，在司馬金龍墓中出土的墓誌，不僅有東晉墓誌特徵的墓誌，也有具有“河西圓首碑形墓表”特徵的墓誌，同時在司馬金龍的兩件墓誌上，我們也能看到“河西圓首碑形墓表”與東晉墓誌等多種文化内涵。
司馬金龍墓出土墓誌的地域文化淵源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司馬金龍墓出土的三件墓誌，其不同的形制所反映的是不同的地域文化。這其中我們能看到兩晉南朝中原及江南的喪葬文化内涵，同時亦可見到河西地域的喪葬文化内涵。那麽，這種不同的文化内涵是如何集中反映到這同一墓葬所出土的墓誌中的呢？下面就此問題試作探討。 據司馬金龍墓葬出土司馬金龍的墓誌可知，司馬金龍為懷州河内郡溫縣肥鄉孝敬里人，生年不詳，葬於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十一月十六日，官號為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将軍、吏部尚書、羽真司空、冀州刺史、琅耶康王等。又據“欽文姬辰之銘”，司馬金龍之父為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啓府儀同三司，都督梁、益、兗、豫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羽真琅琊貞王，故司馬楚之。 司馬楚之及司馬金龍父子，《魏書》有傳。司馬楚之字秀德，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孫，明元帝泰常四年（419），因逃避劉裕誅夷司馬之禍而自南朝奔魏。後尚諸王女河内公主，生司馬金龍。文成帝和平五年（464）薨，時年七十五。司馬金龍字榮則，襲父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徴為吏部尚書。太和八年（484）薨，贈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諡康王。司馬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為妻，生延宗、纂（茂宗）、悦（慶宗）三子，後娶北涼王且渠牧犍與世祖（太武帝拓跋燾）之妹武威公主所生之且渠氏，生子徽亮。因且渠氏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爵。 欽文姬辰，為源賀之女。源賀，即賀豆跋，為河西南涼王禿髮傉檀之子，明元帝神瑞元年（414），禿髮傉檀為西秦乞伏熾磐所滅而自樂都奔魏。禿髮傉檀本河西鮮卑人，因與拓跋鮮卑同源，故源賀被太武帝拓跋燾改姓源氏。欽文姬辰死亡的同年（474），源賀辭太尉職務，並薨于五年後。 且渠氏的相關資料，散見于《晉書》、《魏書》、《北史》、《十六囯春秋》等史籍中。其父且渠牧犍（茂虔），乃末代北涼王。其母武威公主，為北魏世祖拓跋燾之妹。且渠牧犍尚武威公主爲妻的時間當在且渠牧犍即北涼王位（433年）之後不久，也就是說，且渠氏的出生年代不會早於433年。據《魏書》高崇傳，且渠氏在顯祖獻文帝（466-471）初年詔為高潛之妻，同時被封為武威公主。據同書且渠蒙遜傳，且渠氏是在其母，即世祖妹武威公主卒後不久，以國甥親寵得襲母爵為武威公主的，由此可知且渠氏的這次婚姻及襲爵武威公主都發生在獻文帝拓跋弘（466-471）初期。高潛不久即卒，但且渠氏與高潛生有一子高崇，因且渠牧犍一族被誅，曾以高崇繼牧犍，改姓且渠。孝文帝延興四年（474）后，受寵于文明太后的且渠氏很可能是在文明太后的主持下，又嫁給了司馬金龍。從司馬金龍墓所出土的文物中，我們找不到任何有關且渠氏的信息，由此判斷且渠氏的死亡時間當在司馬金龍之後。 據此，我們可以排列出司馬金龍家族及姻親的譜系如下： 通過以上考察可知，司馬金龍家族本身源自一個具有東晉南朝文化背景的家族，然而自司馬楚之奔魏后，尚諸王女河内公主，生金龍，後金龍娶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三人，又娶北涼王且渠牧犍女，生子一人。其家族雖源自南朝漢文化，但也融入了鮮卑文化以及河西漢文化。如此，我們可以對司馬金龍墓所出土的墓誌所包含的複雜的地域文化特徵作出如下的闡釋，即司馬金龍的第一人妻子欽文姬辰最早死亡，可以推測其喪葬儀式是在司馬金龍的主持下進行的，因此欽文姬辰墓誌所反映出來的東晉墓誌的特徵，自然與司馬金龍的文化背景有關，而司馬金龍的葬禮，可以推測是在後任妻子且渠氏的主持下進行的，因此司馬金龍的墓誌上所反映出來的自然就是具有河西喪葬文化的“河西圓首碑形墓表”的特徵了。
司馬金龍墓表與北魏平城時代的碑形墓誌的源流 總體上講，司馬金龍墓出土的碑形墓志所具有的河西文化與東晉南朝的文化特徵，並非一個孤例。在北魏的整體文化特徵上也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北魏之漢文化，主要是江左漢文化與河西漢文化的综合产物。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秦涼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續漢、魏、西晋之学風、下開（北）魏、（北）斉、隋、唐之制度、承前啓後、継絶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然後始知北朝文化系統之中、其由江左発展変遷輸入之外、尚別有漢、魏、西晋之河西遺傳。對於這一問題，前輩學者已有諸多具体研究。比如北魏的刑律，實綜匯中原士族僅傳之漢學及永嘉亂後河西流寓儒者所保持或發展之漢魏晉文化，並加以江左所承西晉以來之律學。此外，在諸多文物制度上的這種模式的融合也隨處可見。但總體上講，北魏平城時期的漢文化，還是以接受河西文化為主流，這個問題不但在制度方面尤為突出，在平城時代的墓誌源流問題上也有所表現。 殷憲先生在研究早期平城墓誌時認爲，北魏平城時期的墓誌形制以多樣化為特點，並無統一的形制。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是北魏的京畿平城作爲一個多民族的聚居地。居民成分非常複雜，即便是漢族士人，也是來自不同的地域和政治集團，墓誌的形制勢必反映不同地域的習俗。同時他認爲，碑形墓志應該是北魏平城時代墓誌的基本形式。殷憲先生的以上觀點雖然是泛泛而談，卻是十分有見地的。然而可惜他對於北魏碑形墓志的源流問題沒有作進一步的探討。 至今以大同為中心的山西地區出土的北魏時代的墓誌總體上已達到十餘件，其中方形、碑形等東晉十六囯時期的墓誌形態都包含在其中，更有此前從未出現過的四邊起框的方形高框墓誌。然而總體上講，碑形墓誌到後來佔據了主要地位。特別是司馬金龍墓誌之後的碑形墓誌，雖然在名稱上已由“墓表”改稱為“墓誌銘”（左下圖）、“墓誌”（右下圖），甚至銘文書寫格式已經完全與南朝的墓誌銘文書式相同，但從其形制上我們仍然能夠看到“河西圓首碑形墓表”的圓首碑形的特徵。換句話說，“河西圓首碑形墓表”從河西流傳到了平城之後，開始融入東晉南朝等江南地域的墓誌特徵，並形成了北魏平城地域的墓誌特徵。 其實北魏平城時代的這種喪葬文化現象，不僅僅反映在了墓誌上，在墓室的建造上也有很多相似的表現。比如北魏境内平城早期至中期的墓葬形制的地域性極強，大致可分爲三燕區的石槨土穴墓以及秦夏區（關隴一帶）的高封土長墓道土洞雙室墓，五涼以及關隴地區的葬俗與墓形卻對平城後期的墓葬形制有重大的影響。北魏平城時代的這種墓室建造形式的演變與墓誌特徵演變的吻合，進一步證明了“河西圓首碑形墓表”對平城地區影響的存在。
結語 本文通過對司馬金龍墓葬出土墓誌的研究，指出了其碑形墓志源于“河西圓首碑形墓表”的問題，並進一步通過對墓誌銘文的用詞特徵的分析，指出了其雖是河西墓誌的形制，卻有東晉墓誌的銘文特徵。進而通過對司馬金龍家族的分析，指出了出現這些現象的背景和原因，是由於其家族成員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所使然。最後進一步指出，北魏平城時期的碑形墓誌主要繼承了“河西圓首碑形墓表”的文化内涵，並融入了東晉南朝墓誌的特徵，形成了具有平城地域自身特徵的墓誌。 来源：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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