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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文学院——
“南皮之游”与建安诗歌创作
作者：俞绍初 ——读《文选》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 建安二十（215）年，在曹操西征汉中之际，曹丕留驻于孟津小城，曾给他的旧交吴质写过一封信，这就是《文选》卷四十二所载的《与朝歌令吴质书》，又略见于《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略》。此书不长，为了便于说明，今据胡刻本《文选》，全文照录于后：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无恙！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碁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行矣自爱！丕白。 作者在书中追述南皮之游的种种赏心乐事，又有感于眼前的情景，深为“物是人非”、“斯乐难常”而慨叹。此书写得典丽温婉，文采斐然，被公认是魏晋抒情散文的名作。不但如此，文中“南皮”一词也如同“西园”一样，常见诸后世文人的笔端，成为形容邺下文士宴饮游乐或诗赋酬酢的一个典实。 从此书看出，南皮之游陪侍曹丕的有吴质和阮瑀。除这二人之外，有无其他邺下文士参与其间，书中语焉不详；而这次游乐又与诗文创作活动有无关系，亦未作明确交代。不过，如果对古人使用“南皮”一典的内涵稍加考察，还是可以了解到其中的一些情况的。 《文选》卷五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在论及西晋文学继承了汉代和建安时期的文学传统发展而成时，曰：“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李善注：“南皮，魏文帝之所游也。高韵，谓应、徐之文也。”应、徐，即应瑒和徐干。其实，这里是括指邺下文士，与五臣注此句“谓应瑒、陈琳之文”是一样的道理。由此可见，曹丕南皮之游除了吴质、阮瑀，还有应瑒、陈琳、徐干等邺下文士随侍在侧，而且他们当时写有诗文，所以沈约才会将“南皮高韵”之句来指喻建安时期的文学创作。 唐人吕温在其《裴氏海昏集序》中曰：“魏公子为南皮之游，以浮华相高，故其诗傲荡骄志，胜而专，勤而不安。”又曰：“观南皮之诗，应、刘焉得不夭？魏祚焉得不短？”[1]这里他用古文派的眼光对建安诗歌多所贬斥，固可不论，但从他口中说出曹丕南皮之游与应瑒、刘桢等文士写有诗篇，却有着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 宋人苏颂《公说再和并前十五篇辄复六章用足前篇之阙》其四云：“追寻燕友南皮会，谁继曹刘七子诗。”[2]所说的“七子”当包括曹植而无孔融，因为孔融建安中在许都任职，未及参与邺下文人集团的活动。唐释皎然《诗式》“邺中集”条下亦曰；“邺中七子，陈王最高。”认为七子中有曹植[3]，苏颂所说的与之一脉相承。由此看来，南皮之游陈琳、阮瑀、徐干、王粲、应瑒、刘桢及曹植等七人都参与其事。
以上所引材料说明，在前人的心目中，曹丕南皮之游不但有曹植及邺下诸文士陪随，而且还同时进行着创作，写出了足以代表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上述作者都是六朝至唐宋期间的人物，他们所处时代建安文人的诗文别集还完整或较完整地留存于世，也可以见到今天无法见到的其他相关资料。因而，他们落笔为文时，不至于想当然去杜撰故实，应该是有其根据的。不然，沈约作为史家，他所说的“南皮之高韵”岂不成了向壁虚构的不經之谈了吗？ 如上所述，南皮之游邺下文士应写有诗文传世，但这些诗文在今存的作品中却很难找到踪影，这是为什么？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南皮之作已悉数亡佚不存；二是在对“南皮之游”的理解上今人与古人或许存在着某些差异。就前者而言，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此时的诗文既然被前人公认是建安一代标志性的作品，而在流传过程中竟消失殆尽，不留任何痕迹，是不可思议的。至于后者，正是本文所要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
有一个现象值得引起注意，即在前人的诗文中又常常喜欢将“南皮”和“西园”并举。例如齐梁时人王僧孺《谢齐竟陵王使撰众书启》曰： 徒以愿托后车，以望西园之客；摄齐下坐，有糅南皮之游。[4] 又如梁元帝萧绎《太常卿陆倕墓志铭》叙陆倕生平曰：
所用都是邺下文士的典故，用以比喻陪侍太子或王子从事游宴及写作活动。既然西园与南皮被相提并论，那么，两者之间有无内在的联系呢？我们不妨先对与西园有关的情况进行一番考察。
正是在西园，或者说以西园为中心的邺宫周围，曹丕同曹植以及邺下文士确曾举行过宴饮游览的盛会，这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邺中宴集”；而且在宴游之际，他们互相诗赋酬酢，或同题倡和，写出了大量的作品。 《文选》卷三十载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所拟即是他们此时的诗作。《初学记》卷十引《魏文帝集》曰： 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瑒等同作。
所反映的也正是这一事实。此文当是编撰曹丕文集时所加之诗叙，为省繁复，下即称《诗叙》。《诗叙》所说的几个地名，在今本《曹丕集》[10]中恰好找到了相应的诗篇，可以一一加以落实。
《善哉行》二首其二有“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 曹丕又作有《东阁诗》，见《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颜特进侍宴》李善注引，全诗已亡，仅存“高山吐庆云”一句。据顾炎武说，东阁、西阁皆邺城宫寝便殿之名[11]。在东阁写诗的同时可能还作有赋，曹丕《戒盈赋序》曰：“避暑东阁，延宾高会，酒酣乐作，怅然怀满盈之戒，乃作斯赋。”时在盛夏。
《善哉行》二首其一又有“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云云。亦写宴饮。此诗《初学记》卷十四引题作《于讲堂作诗》。讲堂，为讲习谈论之所，也许就是张载《魏都赋》注所说的“铜雀园中有鱼池、堂皇”之堂皇。[12] 至于曹植及邺下诸子此次随曹丕宴游而受命同作的诗篇，也大致可寻而得其一二。今列述如下[13]： 曹植有《侍太子坐》，盖为和上述曹丕宴饮诗而作。诗云：“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寒冰辟炎景，凉风飘我身。清醴盈金觞，肴馔纵横陈。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诗中既称曹丕为公子，则题“侍太子坐”为后来所追加[14]。又据“寒冰辟炎景”之句，可知也是处于盛夏时分。曹植又作有《公宴诗》，其云：“公子爱敬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黄节谓此诗盖和曹丕《芙蓉池作》，也写月下游园。 王粲亦同作有《公宴诗》，云：“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凉风撤蒸暑，清云却炎晖。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夏为昊天，时令与曹植诗同。所云“君子堂”，或即指讲堂。《文选》李善注此诗曰：“主人，为太祖也。”又曰：“此诗侍曹操宴。”殊误。按曹丕《于讲堂作》有“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之语，白屋、吐握皆周公故事，丕用以自况，表明要礼贤下士，虚心以待。曹植作品中也有以周公比喻曹丕的，其《娱宾赋》云：“欣公子之高义兮，得芬芳其若兰。扬仁恩于白屋兮，逾周公之弃餐。”即是其证。“与天享巍巍”，君为天，指曹操。此句是说愿主人曹丕与其父共享巍巍之业。所以，王粲此诗当侍曹丕此宴而作，可以无疑。 应瑒《公宴诗》云：“巍巍主人德，嘉会被四方。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新堂。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新堂，当指讲堂，大概因其与铜雀台皆为新建，故称新堂。又据“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可知在酒席宴上还进行着谈经论义、写诗作文之类的活动。 刘桢亦作有《公宴诗》，其云：“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与曹丕之 《芙蓉池作》、曹植之《公宴诗》声口几乎如一，都写月夜游园，当一时受命应和而作。 阮瑀《公宴诗》云：“阳春和气动，贤主以崇仁。布惠绥人物，降爱常所亲。上堂相娱乐，中外奉时珍。五味风雨集，杯酌若浮云。”此“阳春”似与曹植《侍太子坐》“白日曜青春”之“青春”用法相同，黄节注曰：“陈思此诗作于夏日，而言青春者，谓雨后日出，可爱如春，亦喻太子者。”知是比喻，并非写实。然则，阮瑀当时亦有唱和之作传世。 此外，也许还有陈琳和徐干。曹丕《诗叙》中未提及此二人，但是陈琳作有《宴会诗》，其云：“凯风飘阴云，白日扬素晖。良友招我游，高会宴中闱。……”凯风，谓夏天。时节与以上各诗相同。良友，很可能是指曹丕、曹植。因陈琳时任丞相记室，并非曹氏兄弟的下属，故有此称。至于徐干，据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可知，预邺中游宴而作诗者实有其人，而今不见干有《公宴诗》，大概已亡佚不存。 由于文献资料的散失，邺下文士在西园的唱和之作，可能远不止上面所举的诗篇。但即使如此，已经足以见出，他们在宴饮游乐之际所呈现的欢乐的气氛和昂扬的情绪。《文选》卷四十二载曹丕《与吴质书》，其中回忆起曾与徐干、应瑒、陈琳、阮瑀、刘桢、王粲等人一同游宴，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此书作于建安二十四年[15]，与游宴之时已相隔多年，但仍对“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情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那么，“昔日”所指究为何时呢？我们再回头来看《诗叙》。 《诗叙》称“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据《三国志·武帝纪》，曹丕于建安十六年正月为五官中郎将、丞相副，二十二年十月以五官中郎将为太子。而《诗叙》又谓作诗者有阮瑀，阮瑀卒于建安十七年[16]，则“太子”二字实指五官中郎将，为撰《诗叙》时所追改[17]。由此看来，《诗叙》所写的内容当发生在建安十六至十七这两年之间，大概是不成问题的。又参与作诗的还有刘桢。刘桢于建安十六年秋已因在宴席上平视甄夫人，以不敬被刑，罚为输作[18]。输作为一年刑（见《东汉会要·刑法二》），这就意味着事情不可能在建安十七年，而应在建安十六年。再参以上引诸诗所透露的季节时令，西园游宴赋诗当是建安十六年六月间之事，便确然可知了。 说罢西园，再来看南皮。 如果说西园宴游发生在建安十六年，那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每念昔日南皮之游”的“昔日”又在何时呢？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认识南皮与西园的关系，以及邺下文人集团的创作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皮在漳水下游的渤海之滨，西去邺城约有五百里路程。建安中曹操征讨袁谭曾經到过此地。《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九年，曹操围邺，袁谭走保南皮，十年正月，攻破之，斩谭，冀州平。而且，曹操击斩袁谭后，“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同上，注引《魏略》）。有学者正据以认定，曹丕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所说的“南皮之游”应是建安十年之事[19]。然而，此说是颇值得怀疑的。 且说建安九年九月，曹操破邺，曹丕随军从行，曾经入住于袁绍府第[20]。于是发生了《后汉书·孔融传》所说的“丕私纳袁熙妻甄氏”之事，一般认为是在建安九年九月曹操破邺后不久。但是，所谓“私纳”并非“正娶”。正式婚娶应是在次年正月平定冀州之后，《三国志·文昭甄皇后传》曰：“及冀州平，文帝纳后于邺。”。冀州平与破邺不是一回事，同书《郭嘉传》“（嘉）遂从定邺，又从攻谭于南皮，冀州平。”把这一层意思说得非常清楚了。这就意味着建安十年正月在曹操攻打南皮之际，曹丕正嬿尔新婚，他在邺而不在南皮。 同年三月，有材料表明，他仍然在邺。《典论·自序》曰：“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勾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为曹真字）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这是曹丕的自述，说他在建安十年暮春季节曾经狩猎邺西，自当最可从信。直到是年十月，曹操才从南皮引军还邺。那么，在这年的夏秋之间曹丕有无可能来过南皮呢？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这种可能性倒是存在的。《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曰：“太子即王位（在建安二十五年），又与质书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按当“烈丹”之误）[21]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下仕，……’初，曹真、曹休亦与质俱在渤海游处。”这里的渤海即渤海郡，东汉时治于南皮，故实指南皮。说明同游南皮者有吴质及曹真、曹休。此外，刘桢当时也应在南皮。上引《魏略》又曰：“河北平定，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是说攻占南皮，冀州平定之后，曹丕曾与吴质、刘桢相处在一起。从以上种种迹象来看，在建安十年夏秋之间，曹丕到过南皮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然而，问题在于此时正值战事频仍之秋，驰驱出猎犹有可说，而要像曹丕在与吴质信中所描述的那样居然过着讲经论书、弹棋博弈、日夜遨游等等悠闲安逸的生活，实在匪夷所思，让人难以想象。因而，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所指的很可能是另外一次南皮之游。 关于这次南皮之游的确切时间，史传缺载，但并非无迹可寻。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五“沧州南皮县”下曰： 醼友台，在县东二十五里。《魏志》云：魏文帝为五官中郎将，与吴质重游南皮，筑此台醼友，故名焉。又名射雉台。[22] 上文已知，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在建安十六年正月，而《与朝歌令吴质书》已称阮瑀长逝，则南皮之游据《寰宇记》，当在建安十六年之后，十七年阮瑀去世之前。《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曰：“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遣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后迁元城令。”坐遣，指刘桢失敬被刑。今已知事在建安十六年秋。自此以后，吴质便赴任朝歌，已无缘陪侍曹丕了。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写于五月十八日，书中在回忆南皮之游盛况后曰：“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节同时异，物是人非。”蕤宾为五月律。说明写此信时与当年南皮之游的节气相同，物候无异，只不过人事已非而已。所以，据《寰宇记》所引《魏志》推断，正是笔者早在二十多年前指出的，曹丕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所说的南皮之游当在他初为五官中郎将的建安十六年仲夏五月。[23]
然而，《寰宇记》所引《魏志》之文，不见于今本《三国志》，有学者怀疑其为附会之言。但是，《四库全书总目》已称乐史此书“虽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24]”，大概不至于去虛构史实任意附会的。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二引《图经》记南皮县醼友台，其文字与《寰宇记》所引《魏志》几乎一字不差。宋人所云之《图经》，当出自隋唐间流行的地志，《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图经》多种，是颇有来历的了。再看唐人萧颖士《清明日南皮泛舟序》云：“昔建安中，魏文为王太子，与朋友诸彦有南皮之游。”[25] 建安十六年的情况与建安十年相比就大不相同了。这时，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相对来说社会呈现出比较安定的局面，南皮也早已摆脱战乱的困扰，为曹丕一行于此时重游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曹丕又性喜田猎，《太平御览》卷三五三引其失题诗云：“行行游且猎，且猎路南隅。弯我乌号弓，骋我铁骊驹。走者贯锋镝，伏者饥（一作“值”，疑是）戈殳。白日未及移，手获三十余。”由于这种特殊爱好，他常“变易服乘，志在驰逐”，因而引起其傅崔琰的不满，曾经加以劝阻（《三国志·崔琰传》），但看来效果并不显著。他对于其父南皮射雉的壮举必记忆犹新而心向往之，这次重游南皮的诱因可能就是为了前往射雉。所以，一当他被封为五官中郎将，成为曹操的内定接班人而踌躇满志，加上“四月五月射雉之际，此正乐猎之时”（曹植《猎表》），他便技痒难熬，遂携吴质等群从直奔南皮，去重演乃父的故事了。 就曹操方面来说，鉴于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已经基本平定，又出于长远的政治考虑，他在建安十六年便封其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兼副丞相、曹植为平原侯，同时命徐干、刘桢为五官中郎将文学，应瑒为平原侯庶子，并允许王粲、陈琳、阮瑀等人与他们兄弟平交为友。其用意在于，希望曹丕兄弟与众能文之士在相处过程中接受更多的文化上的熏染，有利于培养他们文武兼俱的素质，为日后从政奠定良好的基础。所以，他在同年七月西征马超之前，便决定同意曹丕一行往游南皮，一方面好让他们在戎马倥偬之际得有时间充分休整，以娱乐身心；另一方面通过与诸文士的游处，亦可为他们提供切磋诗文、展示才艺的机会。毫无疑问，南皮之游是在曹操的首肯和支持下进行的。 今已知，南皮之游其事在建安十六年五月，而西园游宴则在同年六月，两者在时间上恰好紧相连接。这就意味着，曹丕一行由南皮回邺之后仍继续纵情游乐，未曾间息。庾信有一篇《杨柳歌》，其中有写曹丕的：“昔日公子出南皮，何处相寻玄武陂。骏马翩翩西北驰，左右弯弓仰月支。”[27]是说曹丕离开南皮又来到了邺中玄武陂驰驱骑射，正好与上面推导而得的由南皮回邺后仍恣意行乐的结论相吻合。此时，他们似还进行过斗鸡的游戏，曹植与应瑒、刘桢都有《斗鸡诗》传世。这大概也就是隋陈良《游侠篇》所说的“东郊斗鸡罢，南皮射雉归”[28]包含的内容了。曹丕有《于玄武陂作》一诗，云：“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菱芡覆绿水，芙蓉发丹荣。柳垂重阴绿，向我池边生。乘渚望长洲，群鸟欢哗鸣。苹藻泛滥浮，澹澹随风倾。忘忧其容与，畅此千秋情。”从所描绘的自然景色来看，应在盛夏时分，大概是他自南皮回邺不久之所作。又王粲《杂诗》其二云：“吉日简清时，从君出西园。方轨策良马，并驱厉中原。北临清漳水，西看柏杨山。回翔游广囿，逍遥波水间。”所云广囿，当指漳水之南的玄武苑，玄武苑中有玄武池。又其三云：“列车息众驾，相伴绿水湄。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百鸟何缤翻，振翼群相追。投网引潜鱼，强弩下髙飞。白日已西迈，欢乐忽忘归。”所写不但使庾信诗中的驰驱骑射有了着落，而且与曹丕《于玄武陂作》也意趣相同，恐为一时所作。看来，曹丕自南皮回邺后，除铜雀园外，还游过玄武苑。《文选·魏都赋》“莞以玄武”，张载注：“玄武苑在邺西苑中。”将铜雀园和玄武苑概称为西园，也未始不可。 认知南皮与西园是同一游乐过程的首尾两端，再去审视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南皮之游，诚不可忘”的种种情事，便可发现其中有一些内容明显带有邺中的印记。如书中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车并载，以游后园”，与曹丕《芙蓉池作》“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曹植《公宴诗》“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刘桢《公宴诗》“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旁。”所反映的情况别无二致。所谓“后园”，即是邺中的西园。张可礼、赵幼文和洪顺隆诸先生也都曾经引用过曹丕此文来说明西园或邺中游宴之事[29]，可谓所见略同了。再如，曹丕在书中说“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他在《铜雀园诗》中亦云：“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两者都共同反映着邺中行乐时所具有的特殊情感，可以说如出一辙。因而，曹丕此书中所谓“南皮之游”应是包括邺城在内的一次完整的游历过程，并非单指南皮一地，便不言自明了。可以大胆地认为，曹丕此书自“既妙思六經”止“咸以为然”这一节，所写的都是邺中的事情。关于“既”字的用法杨树达先生《词诠》有很好的说明，指出它是时间副词，“表旋嗣。一事过去未久复有一事时用之。”[30]这也就是说西园或邺中的赏心乐事是在南皮之游不久而发生，两者在时间上紧相承接、密不可分。因而，前人何以将南皮与西园相提并论，便豁然得解了。 曹丕等人南皮之游的最初动因，正如上文所说，可能是为了射猎取乐。但是，此行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却写出了大量诗文[31]，使建安文学呈现出空前的盛况，从而赢得了后世文人的高度评价，这不能不说为他们始料所未及。 建安文学以群体性的诗赋酬酢、互相唱和为其主要的创作方式。这种创作方式，大约起始于建安十四年。在此之前，建安文人可以说处于一种人各自为的阶段，创作格局大体上继承了两汉文学的余绪，没有呈现出显著的特色。到了建安十四年，王粲归附曹操未久，以七子为主体的邺下文士已然齐集于曹操手下，邺下文人集团由此而正式形成。就在这年春天，曹操因赤壁失利而回师北上，曾途次于汉水之滨的襄阳[32]，，文士们有鉴于汉水神女的故事，便受命撰写同题《神女赋》，其中王粲、陈琳、应瑒和杨修之作至今犹残存于世。这即是诗赋唱和的开始，从此诗赋唱和或者同题命作便不绝如缕。及至建安十六年，因有南皮之游，遂将邺下文人集团群体性的诗赋创作推向了极致，呈现出高潮。这时候的诗作，以宴饮游乐为其主要题材内容。由于是在酒席宴上即兴写出的，文士们难免互相逞才使气，又受“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篇》）的时代环境的影响，往往洋溢着慷慨激昂之情；在语言风格上也由此而不事雕饰，很少用典使事，表现出直抒胸臆、爽朗平易的共同特色。《文心雕龙·明诗篇》在谈到建安五言诗时指出：“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晢之能，此其所同也。”十分明显，刘勰的话恰恰是对南皮之游诗作最全面、最切实的概括，他正是由此作为切入点来论述建安诗歌的总体特征的。南皮之游的诗作，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就显而易见了。 自此之后，随着阮瑀、王粲相继去世，加以曹丕、曹植兄弟为争立太子之事而阋墙失和，邺下文人集团群体性的诗赋唱和遂日渐稀少。到了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曹丕《与吴质书》），邺下文人集团也随之而自然解体，群体性的诗赋唱和的创作方式也就戛然而止了。从此，只有曹植一人仍专致于诗歌写作，因其遭受政治迫害，更多地采用隐喻、象征的手法来抒泄怨愤，吐露心声，导夫正始诗人阮籍的先路，与以南皮之游为标志的建安诗风大异其趣了。
由此而言，南皮之游，包括西园宴集在内，其时所产生的诗作不仅昭示着建安文学创作高潮的到来，同时还集中地反映了建安文学的基本创作特征，在建安文学史上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后世沈约以“南皮高韵”来指称建安文学，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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