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接受苏三检点文明省思自我

昵称37165359 2017-02-06

展开全文

投稿合作邮箱：497436836@qq.com

要先说说这序的由来。

三年前的2010年，我发过一篇博文《接受苏三：一个“体制内”学者的认识论》。由于对苏三女士的评价一以贯之，这篇短文仍代表我的想法，所以我想还是先原文照录：

苏三，北京文化学者，以非史学专业出身而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主张“全球文明同源”论着称，因奇思与新论迭出而饱受争议。其人其书，已被坊间誉为奇人奇书。

知道苏三的《汉字起源新解》（东方出版社，2010年）已有一段时间了，买到书又有一段时间了。总想着应当有暇时细品，一来分享她自由不羁的学思，二来也肯定要以考古人苛刻的视角挑挑毛病。

……

昨夜今晨忙里偷闲，带着“批判”的眼光耐着性子捧读，不想一气儿看了几十页，到该上班时脑海里已有了读书心得的题目：接受苏三！

我应当属于作者说的那种在“‘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固定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体制内”学者，可以肯定地说无法完全接受她的研究结论甚至某些推论方法。但我首先接受的是她的认识论。

苏三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论断是“推测”、“设想”、“假说”，用“可能”、“很可能”来修饰自己的结论，而不像我们业界某些学者常用“正确”、“真理”、“科学”来评价己说，同时用“错误”、“谬误”和“不科学”来评价反方。因而我认可她在《后记》中对自己的评价：“我一直认为，我是非常‘严谨’而‘科学’的”，认可她的科学观。

……有关史前与原史（proto-history）时代的诸多研究课题，其结论具有不可验证性。只要你自圆其说，概念和推论过程周延，就可以成立。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地指责某种观点为“妄说”，关键是看它是否能被“圆”起来。

就重证据的考古人而言，苏三女士的研究中当然还有不少欠“圆”的地方，本人随后的读书心得中会不乏商榷甚至“批判”，本博主及热心的网友估计也会提供帮助作者进一步自圆其说的第一手考古证据。

苏三对中国文明存在的问题或曰某些特质的剖析一针见血，对我们“体制内”学者的某些评价也相当尖锐。但在我看来，“苦口”的往往是“良药”。

作者说：“有些‘常识’其实就是认识真理的障碍”（10页）。

作者还说：“我们今天首先需要做的，是开放思想，解放思想，而非别的”（73页）。

这些都是我非常赞成的。

其实，我们这代学者已感受不到多少“‘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固定模式带来的前提性压力”（15页），现在的学术环境已足够宽松，我们已抱着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多维视域的研究，认为各种推想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都是不能被轻易排除或否定的。

与此同时，考古人的执拗劲儿还在：重要的是证据。

因此，《汉字起源新解》还要欣赏加批判地读下去……

本来这应是《汉字起源新解》读书心得的首篇，但却成了唯一的一篇。一是读起来虽发现些问题，但对吹毛求疵地抠抠细节，以己之长攻其之短，渐渐提不起兴趣，加之恰好此时苏三女士封了自己的博客，没有了沟通交锋的窗口，这话题也就放下了。

日前与苏三女士又在微博上“相逢”，也算是缘分。她同样以“欣赏加批判”的眼光读我的《最早的中国》等，继而有所交锋讨论。提起来，她居然还没读过我的这篇博文，因而也就把她遭我们“体制内”学界冷遇的心情和她坚忍的“有色眼镜”带（戴）进了2013年。日前，苏三女士在微刊中转发这篇博文时感叹到：“对于我个人，对于西来说的际遇，这可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按苏三女士的话，我的“接受”让她开始重新认识学界的人。其实，所谓学界原本就不是铁板一块，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而本人的“理解”也代表不了哪个群体，在学界，我可能还算是个“异类”。所以，我可以在三年前就“接受苏三”，而且至今不渝。我的看法也只代表我自己。

之所以有底气写这个序，是因为有这样的自信：我大概不是唯一也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上古史、考古学界真正从头到尾读过苏三女士几本书（《汉字起源新解》、《落后》（后更名《文明大趋势》，下同）、《新文明简史》）的人。显然，这是评价一位作者及其作品的初步前提。

苏三女士对其研究的自我定位，见于《落后》一书的跋中：“以往读者常把我的研究归类为‘考古’、‘历史学’、‘语言学’、‘传播学’、‘人类学’等等，不一而足。但我始终觉得都不能十分完好地涵盖，根据我的随意方式我也只将我的文字总结为‘文化呼吁’。现在我想，假如一定要把我的研究归类的话，它可能属于一个不知是否已建立的新学科：文明学。”在本书的自序中她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我不是研究历史的，因为这本书几乎完全是对地球之上历史之前的人类发展的探寻，假如你想说那叫史前史，我还是想强调我在探讨人类文明起源，甚至是研究文明学，所以这本书就被特别命名为《新文明简史》了”。

但在我看来，苏三女士的书虽具有“文化呼吁”的特性，有理论高度但并不局限于理论探讨和逻辑推导，而是涉及大量跨学科的具体材料分析，注重“时空之流”的立体变化，其实完全可以归于大历史视角下的“全球史”（中国学科分类中的“世界史”实际上是外国史，所以我们在此不用该词）研究的范畴。书名中的“史”字，更是明证。

将其仍归于“史”部，像我这样“史圈”内的学者也才有了点发言权。

如果从学术规范的角度看，苏三女士书中“有”懈可击之处不能算少。要谈“史”，再强大的逻辑，如果没有材料支撑，就只能是猜想甚至空想；有材料的支持，就属于扎实的研究了。苏三女士著作的问题，或许正在于此。她对考古学、文献史学等学科的已有成果尚不能全面把握和充分利用，在学科整合研究（如神话传说与人类基因组的对应）中也不乏“对号入座”式的比附，等等。苏三女士自己也坦言她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但她的英美文学专业出身，使她拥有了跨地域比较、逻辑思辨乃至反省觉悟的能力。她对人类总体命运的关怀，审视全球文明史的宏大视野，力图进行多学科整合研究的气度，都使她的著作在在闪烁着思想的辉光。按她自己的话，她实际上是做了全球史学者和考古人的事情，所以漏洞缺陷在所难免。是的，作为一位学术界以外的学者，苏三女士注定是提供思想的，通过证据来肯定或否定其推断和假说，那应是专业学者的事。

如果同意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心平气和甚至很畅快地享受她的著作给我们带来的给养和快慰了。

史前史的研究应该允许想象，且必须是多学科整合的。考古学的研究和苏三女士的由逻辑思维入手的研究，构成了这个领域研究的两极。如果说考古人重遗存，关注“有”，那么苏三女士着眼的是文明的发展应该是怎样的。考古学材料的物质性和破碎性，决定了这个学科在史前史研究中极大的局限性。狭隘的“科学观”和既有常识阻碍创新思维的倾向也值得警醒。如果说苏三女士的关注面过于广大、思维过于活跃，待“凿实”的细节问题还有很多，那么我们业内人士的视野可能过于狭窄、思维过于不活跃，所以或有坐井观天、就事论事、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之嫌。我在微博讨论中曾有“苏可神思飞扬，许必脚踏实地”的断语，大体上反映了这两种研究思路的差异。

苏三女士面对着种种质疑诘难，曾抨击过中国学界对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的执着与偏狭，现在她意识到这本不是考古人的问题，或许没有全球视野的微观研究只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她指出，“源”其实分微观中的源（如中国之内）和宏观上的源（整个亚洲乃至整个旧大陆），而宏观意义上的探源要交给其他学科，必须要有全球视野的历史学人提供假设与思想，考古人再去论证。其实，在中国，考古人本来就是历史学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本来只是在研究材料、方法与手段上与文献史学家有所不同，研究目的则是一致的。只是，相当一部分考古人的工作局限于考古资料的发掘与梳理，实际上我们应该而且可以把自己的成果升华到“大历史”或“大文明”的层面。但我们在这个领域缺位了，苏三女士则勉为其难、当仁不让地担当了起来。

日前与一位年轻朋友聊起苏三，那位同学表示苏三的观点他其实是认可的，只是情感上有些难以接受。我的回答是：那就要反思我们自己了。我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有过如下表述：与世界上其他原生文明发祥地不同，中国考古学在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而非西方学者为研究的主力。中国考古学家与其研究对象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探索具有通过考古学这一现代学问“寻根问祖”的性质。……不能否认，在这种学术的“寻根问祖”中，有些学者的研究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民族感情色彩，摇摆于建构认同和追求真实之间。如何把握其与“无征不信”的现代学术准则的关系，是需要加以严肃思考的问题（许宏：《发掘最早的“中国” 》，《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思想社会卷）》，中信出版社，2008年）。

苏三女士的外语系出身，受过宏观经济学的理科培训，使她获得了广泛阅读材料的便利和理性逻辑思维的优势；非史学专业出身，又使她的思维不受既有知识框架的限制和束缚。因而，她的思考是冷峻的，视野则极为开阔。这与本土上古史和考古学者的研究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作为这些研究之结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和“全球文明同源说”，也大大刺激了国人的神经，作者曾备受责难与诟病，除了学术规范问题外，主要的恐怕还是情感因素。为什么我们的文明不能是受外来文明影响而出现的甚至是外来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文明一定要土生土长、“自力更生”才能让我们感到踏实快慰，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为什么笔者提出“最早的中国”的出现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就会使某些同胞感到不适甚至自尊心大大受挫？说到底恐怕还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我关于夏文化的一句老话可能具有普适性：就现有材料而言，我们还不能轻易排除或否定任何一种假说提供的可能性（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苏三女士作为中国学者，能够在探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从西方看东方，不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吗？作为文化学者，自由思考，求真逐理，为什么不能被接受呢？这也就是我接受苏三的思想基础。

最后，我想谈谈对整体史或“大历史”观的呼吁。就人文学科而言，随着信息爆炸和科研体制的束缚，研究者逐渐被拘束于狭窄的学科甚至具体研究方向内，“螺蛳壳里做道场”，使我们的研究越来越具匠气、越来越碎片化。陈寅恪先生在上世纪初就曾批评当时的中国学界道：“国人治学，罕具通识”（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1930年）。即便在当下，这种状况仍未能改变甚至还日趋严重。鉴于此，整体史意识和“大历史”观的确立，有助于消解“碎片化”倾向的负面影响，应是值得呼吁和提倡的（许宏：《苹木留荫芳华沁人——缅怀徐苹芳先生》,《文物》2011年第9期）。

在前文中我曾提及苏三女士的研究可以归于大历史视角下的“全球史”。而“全球史的特点就是联系，‘联系’是最能体现全球史研究特色的一个词汇。它既承认地区性和独特性, 同时也能唤起人们对宏观模式的关注”（Patrick Manning,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2003.）。在上引书《全球史导航：历史学家创造世界历史》中，作者帕特里克·曼宁教授还指出，全球史学者应广泛利用各种材料作为史料，也应不断转换于各种视角和思路之间。这虽然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地重复研究，但也让我们能更好地去核实一个结论，以免因为“近视”而得出肤浅、苍白和片面的解释……就培养一个世界公民的伦理意识而言，全球史的重要性也绝不亚于民族国家史……（它）让我们转变传统的时间观和空间观的视角，值得我们在它的探索道路上不断前行（田婧：《评曼宁全球史导航>》，《全球史评论》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我想，苏三女士的《新文明简史》已经在践行这样的理念，上述论述用于对这本书的评价，是不为过的。

苏三女士的书中不乏前瞻性的研究，譬如她预见到基因学的发展，有可能给史前史的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冲击，作者在书中对其做了充分的阐发。类似的前沿研究，可能暂时还未被学界和文化人所认可接受，我们对关于基因和神话对应关系的推测就抱持审慎的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解释是无法被验证的。当然，在考古遗存与民族志的和实验的材料之间建立的联系越多，解释就越可信，通向古代的桥梁也就越坚固，反之则不然”（陈星灿：《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读书》1996年第12期）。一切的深入探索都有待于各学科材料间联系的不断增多。

今天或许不是评价苏三女士研究的最好时机，但我们相信时间、历史、学术是公正的，未来会给她的研究做出公正的评价。

还是用作者的一句话作为收束吧：

“在历史领域里，其实每日都有创新与发现，只是缺乏创新的思维与眼光罢了”（《自序》）。

2013年7月1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