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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的专题演讲合集（讲演时间1955.8），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自 序 一、撰写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原因 一则，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这是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 再则，政治制度必然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沟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 ，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追随别人的人事变化而变化，那是何等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这是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二因。 二、著成《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的背景 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承何敬之先生之邀，讲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两小时，又为旅途匆忙，以及其他条件，不能对历史上传统制度详细陈述，精密发挥，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略举大纲。本想就讲演时未及提到的，再略事增补。不幸讲演完成后负伤养病。一九五二年八月又有邀约，请写一本“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截稿期限甚迫，乃就讲演记录稿稍加修改，如唐代两税制，明代赋税制度等，均有若干新资料补入，较原稿稍微充实。 前 言 一、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 中国传统政治，历代间，也极多变迁，若笼统讲，恐不着边际。若历代分别讲，又为时间所限，兹仅举要分为五次：一讲汉代，二讲唐代，以后继续讲宋、明、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只讲此五个朝代，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 二、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 人事变动性较大，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制度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这一番讲演，则只想多讲制度，少讲人事。 三、要讲制度甚不易。制度在史学里，属于一项专门学问 首先，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具文，干燥乏味，且已是昨日黄花。 第二，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不可能各各分裂而单独存在。 第三，制度虽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某一制度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必有渊源。早在此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的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消失，必有流变。早在此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制度之后影，渐渐地变质。如此讲制度，才能把握各项制度的真相，否则仍是一条条的具文，决不是能在历史上有真实影响的制度。 第四，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这些，在当时也未必尽为人所知。一到后世，则更少人知道。但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有其外在的需要，也必有其内在的用意，是断无可疑的。 第五，任何一制度，决不可能只有利而无弊，也不可能只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面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是评价该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可将之称为“历史意见”。 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即我们应该重视其国别性。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未必尽然。这是因为制度的时地性，故而，制度不可能推之四海而皆准，更不可能行之百世而无弊。研究中国历代制度，必须重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当前中国学术界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那是意气用事，根本说不上是意见。如此，如何能真切认识到自己国家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 第七，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 四、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 历史意见，指的是在该项制度实施的时代，当时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比如，留传下来的历代名臣奏议之类。在历史上，正是被视为是可以代表他们当时的时代意见的。这些历史意见，就当时情况而言，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后代人的一种时代意见。 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也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历史意见。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但也不该因此就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因而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因为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 我们既要重视历史意见，也要重视时代意见，这两者间，有精义相通之处，并不是矛盾与冲突。 五、政治制度涉及的范围 第一个范围，政府组织。从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来看中国历史上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借此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内在之根本意向。 第二个范围，考试和选举制度。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的问题之所在。在讲政治组织前，我们应该先要知道，在中国历来政治上，究竟规定了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即一国的政权，究竟该交付与哪些人，这是第一义。至于政府怎样组织，政府内部各项职权应如何分配，这是政府的组织法，却并非产生政府的根本大法，属第二义。但为了简洁易明，在演讲过程中将第一义与第二义的先后顺序倒转了，先讲政府组织，再讲考试和选举。 第三个范围，政府的赋税制度。这是政府关于财政经济如何处理的制度。这一范围也很重要，中国专讲制度沿革的第一部书，唐代杜佑的《通典》，其最先讲的是食货，即第三个范围；其次讲选举，也就是上述的第二范围；再讲职官，即上述的第一个范围。在赋税制度这一范围内，只讲田赋一项。 第四个范围，国防与兵役制度。这一范围也极为重要，养育政府的是经济，保卫此政府的是武力。 其他还有如学校制度、教育制度等，也很重要，但还是仅想单从此四个范围，来指陈历代政治制度的沿革，纯从历史事实上来比较它的好坏，根据当时人的意见来说明它的得失。在此四范围以外的，则暂不涉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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