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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一直都是中国传统的主脉，它起源于孔子，传于后世。孔子之后，最出名的两位儒学大师应当要算孟子和荀子，这两位虽然同样是尊崇孔子的学者，但是在思想上却天差地远。 笔者看来，孟子代表了儒学中天真的一面，这种天真，维系了中国几千年的乐观主义。荀子则代表了儒学中现实的一面，这种现实，维持着大国几千年的危机感。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孟子一直是亚圣，地位崇高，但是荀子在古代很不受重视，甚至直到明清才有人开始系统研究。现实确然如此，荀子虽然是儒家的代表，但是在传统儒学史上地位反不如一些唐宋儒者。虽然荀子没有那么高的名声，但是他的思想却由他的两个弟子韩非和李斯比较系统的继承了下来，也就是后来演变成的法家思想。纵然韩非子是法术势三派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基础却来源于荀子比较现实的儒学观念，并将它作为一种新的思想脉络延续了下来。 孟子 孟子和荀子在思想上，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分歧，很大的原因是在于二人主攻的典籍不同。孟子擅长《诗》《书》《春秋》，这三本书都是属于文学性较高的典籍，《诗》的文学性自然不必多说，《书》和《春秋》较为靠近史书典籍，这两部书的故事性相对来说比较强。这些典籍拥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理想化，这种理想化影响了孟子一生，也因此让他有一些看似天真的想法。与他不同的荀子，擅长的书籍则是三礼，三礼分别是《周礼》《仪礼》《礼记》。周礼的内容是当时的管制和制度；仪礼记载的是典礼仪式；礼记内容驳杂，不过主要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这三本书和孟子所学比起来，充分显示出了冷冰冰的现实。而这种现实也令荀子不会像孟子那样天真地认为我可以感化这个世界，并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我们先从两位老人家的政治立场来看，孟子在齐王的诘问下表示，不知道齐桓晋文之事，主张君主自修朝政，以身作则，天下自然万民归心，万国敬仰。至于如何做到这些，他提出了保民而王的主张。后面用了牺牲（祭祀用品）的例子，表达出了一个十分天真的逻辑——你对人民好，人民就会帮助你成就王业的。接着又说齐王缘木求鱼，又陈述了一个比较天真的观点——发展国力，你就能不战而胜。 之所以说天真呢，是因为孟子表述这些的时候并没有给出很细致的实施方法，只给出了一个理论可能的操作方式，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细想而来，这个操作起来能否这么顺利实在存疑，颇有种好人一生平安的论调在里面。总而言之，孟子的政治思想，很大部分是靠在保民上，民安则国富，国富则自然力强，自然会得到万民拥戴，自然会决胜于朝廷。这好像是至今都在延续着的论调。但是很明显，文景朝一直着力于保民，但是一个靠和亲保持稳定的王朝，却没人认为他强大，在主流观点里，强汉还是要算到汉武帝头上，哪怕他把父辈、祖辈的资本挥霍了不少，哪怕他后期开始享乐无度，依然无法改变他成为强者的事实。 荀子并不像孟子那样的乐天派，他不相信君主对人民好，人民就会那么感恩地回报君主，他提出来了人性自私的 一面，这点放到后面善恶部分细谈，此不赘。 《荀子》一书，关于他的政治观点，在总共的三十篇中，占了一半以上，一条条一款款，罗列的清清楚楚。在他的观念里，保民是没有用的，因为民只会自保。如何驾驭人才是君主应该注意的方式，这一点为韩非子用人方面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如何驾驭人这种事情是不能摆在台面上说的，毕竟有时候驾驭和利用是可以划等号的，这也就成为了荀子 思想一直以暗流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之所以不像孟子那样相信臣民，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所学，让他看到了规矩章程是多么重要，人多么需要被强制性的东西约束。另一方面，他的性恶主义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性恶篇”谈到：人生而好利。在荀子看来，如果礼法是人的本性，那所谓圣王贤臣的所作所为就不值得颂扬了，他们值得被颂扬的原因是克制了自己本性，建立了良好的行为准则，礼也因此形成。荀子的这个论调，更多的是为了强调礼法在后天的教化作用。这与孟子的思想就产生了非常大的矛盾，“非十二子”中荀子对孟子的评价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这句话非常精确地点出了孟子学说的缺陷，孟子一向推崇先王之治，却只一味模仿先王的行为，不去探究实现先王之治的方法。 《孟子·离娄下》中指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认为君王只要爱护臣民，臣民就自然会拥戴君王。君王无道时，才会有人出面将他推翻。《性恶篇》中则说：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亡。他指出，恃强凌弱是人的本性，君王应该使用强制手段，以刑罚惩恶，以礼仪养贤。由此可见，二人最大的区分在于：孟子认为君王约束自己，提高自己的德行，而外界自然就会给出比较好的反馈，这是人善的本性；荀子讲究君王用礼仪约束他人，进行教化的基础下，还要用刑罚进行威慑，才能保证一个太平盛世。在此基础上还要利用人的贪念，用物质或者权力让人能得到满足才能保得国家平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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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