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没有想过离开钢厂，他也相信自己不会被下岗，钢厂更不可能倒掉。毕竟这涉及到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的生存问题，某种意义上，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 文｜王雷生 编辑｜尹一杰 这是北方一座因钢铁而兴的卫星城。 在这片十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3万多钢铁公司正式员工，几乎同等数量的退休和内退职工。此外，与这座钢铁厂有着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的人还有数万人。李文就是正式员工中的一员，他是一名炼钢工人。 这座钢铁厂诞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以钢为纲”的年代，在“赶英超美”的口号下，它与全国几十家大中小型钢铁厂一道拔地而起，技术专家和工人从周边钢铁厂和城市乡村涌来。在90年代末接班制还未废止前，有不少工人是爷爷退休父亲干，父亲退休自己再顶上，“献完热血献青春，献完青春献子孙”。 在李文进厂的2005年左右，这还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钢厂正式工”这个称谓就是相亲时重要的资本，它意味着，稳定且收入还不错的“铁饭碗”，孩子有资格进入钢厂附属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读书，低价购买钢厂建设的住宅，使用廉价的煤气、自来水和暖气，以及只在这些小区里安装的钢铁公司自己的有线电视。它还有医院甚至是自己的牧场。 人们想尽办法想要成为其中一员。李文的工友中，有为此参军而获得退役分配的士兵、耕地被占的周边村民，更多的是像他这样，读完本科凭借“钢厂子弟”的身份进来的大学生。 进入钢厂的第一件事是分配岗位。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次分配几乎决定着他们的一生，他们一生几乎都会在同一个岗位上做同一件事。裁决命运的方式却很简单——抓阄，抽到哪个岗位，就去哪里报到。现在听上去有些荒诞的方式，却是当时彼此都约定俗成的职场规则。 彼时，记得抓阄前的好几天，每次见到李文时，他都显得有些异乎寻常的躁动，随后又会突然回归平静。他有自己中意的岗位，那是新建成的生产线——干净、轻松，待遇也更好。 一天的午后，他一脸兴奋的向我们宣布，“抽到了”，就是他想要的那个岗位。而同他一起进来的人，有人成了吊车司机，有人成了炉前工人，还有人成了办公室科员。 李文穿上了藏青色的工作服，像他的父辈一样按时按点地倒着早中晚班，十几年后，他的岗位也几乎没有大的变化，“早就熟练到的闭着眼都能干完”。 「消失的光环」 李文几乎踩准了钢铁产业最巅峰的节点。 2000-2007年间，全国一吨钢的利润高达千元，这座钢厂的生产规模也在迅速扩大，销售收入在2006年达到240多亿元后，两年后就翻了一倍多，不仅是整个城市，甚至是全省的明星企业。 李文也成了我们羡慕的对象。工作两年多，不错的收入，逢年过节还有堆积成小山一样的米面油等各式福利。他也开始筹划买辆车，不紧不慢地相着亲，按我们调侃他的话说——“精挑细选”。 2008年上半年，钢价飞涨，这也几乎成为他记忆里最忙的时候之一。但谁也没有想到，进入7月传统淡季之后，金融危机爆发，钢铁市场突然大幅下跌。 此后几年，整个钢厂几乎在各种传闻中风雨飘摇，小区里常年张贴各种先进事迹的宣传栏改成了各式标语，全是“出路”“生存”“摆脱困境”的字眼。 附属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统统转为社会办学，“钢厂子弟”的光环在迅速淡化，回钢厂上班也不再成为他们的首选，因为几乎每一年，都会传出它可能要倒掉的消息。 然而今年并不令人沮丧。在经历了上一年度的巨亏之后，钢厂用尽解数终于实现了盈利，这直接影响着李文。此前即便在陷入巨亏的年份，他依然可以领到年终奖，但从去年开始，年终奖开始更名为效益奖。这意味着，奖金将直接与效益挂钩。 “今年是拿到了，谁也不知道明年会怎样。”李文说。 在这场已经持续了8年多的寒冬里，领导向李文这样的正式工做出了不裁员、不减薪的承诺，而临时工们则没有那么幸运，数量已经大大减少，甚至连车间卫生，都开始由车间排班自己打扫。在钢厂开始改变销售模式，提高直供比例之后，一些钢材贸易商也没了存在空间，不少人选择转行。 李文每月3000多块的工资，在所在的城市已经失去了竞争力，非一线员工每个月更是只有2000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钢厂职工在相亲时竞争力的下降，“现在介绍对象，一听是钢厂的，你是女生还好，要是男的，别人直接就不理你了。” 工资和奖金没有提高，福利却大幅往下砍。以供暖为例，在钢厂时代，是按照家里暖气片数量收，一个供暖季一个暖气片只收7块钱，家里4个暖气片总共才28块。而划归社会后，按照所在城市（21.6元/季*平方米）的标准计算，一套120平米的房子需要交近2600元。自来水费、煤气费改革也基本如此。 李文和一些工友业余时间跑起了滴滴，努努力一整天跑下来也能落个100-200块。他倒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把一个月的油费和零花钱跑下来就已让他心满意足。 「“钢厂倒不了”」 在去产能的政策背景下，熬过几年痛苦后，中国的钢铁业在2016年似乎有了复苏迹象，钢价开始上涨，一些原本停产的高炉也开始复产。这座钢厂也似乎嗅到了春天的味道，产能开始慢慢恢复。 但让李文觉得有些无奈的是，秋冬季来临后，持续的重度污染天气让整个城市如临大敌，刚刚从行业泥潭里脱身的钢厂，又频繁的因为环保压力限产。有的高炉刚刚复产没几天，雾霾天一来，环保部门巡查组也跟着来了，只能再次停产，一开一停就是近千万元的损失。 “钢价刚刚上去，钢厂就被限产了。”李文苦笑着。 于是在这个春节里，6个高炉关掉了4个，放假的工厂严格执行着春节假期，“有的厂甚至把大门都焊住了。” 这座钢铁厂的困境不仅仅如此。由于处于内陆，铁矿石需要从几百公里之外的港口通过火车运输，单此一项就比沿海的同行多出不少成本，再加上本身没有优势特别突出的产品，经营上一直难以有大的突破。 步履维艰。不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并购重组，期望有大型的钢铁集团将其纳入麾下。也曾有巨头认认真真的来考察过，一圈看下来，发现生产效率很低。以2016年为例，民营企业沙钢集团人均年产钢接近1400吨，而这家钢铁公司这一年提出的努力目标，是800吨到1000吨。 巨头开出的条件是裁员，领导和工人们都难以接受，而据媒体报道，时任领导层还有更深的顾虑——如果成为央企子公司，他们的政治生涯也将就此结束。 李文则对于另一个可能的出路更感兴趣，那就是拿到省级的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整合省内的同行，坐稳区域市场老大，这样也就不会有裁员。 李文同车间的几个工友等不下去了，陆续有人辞职，抑或找到了赚钱更多的工作，也有人做起了生意，李文觉得这些人“很有本事”。 他没有想过离开钢厂，他也相信自己不会被下岗，钢厂更不可能倒掉。毕竟这涉及到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的生存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 在氤氲升腾的火锅蒸汽中，李文的笑容一如既往的爽朗，“谁知道以后咋样呢，我现在就是干好自己的活，就算有一天钢厂倒了，我也觉得自己问心无愧。不过，钢厂肯定倒不了。” 李文十几年的青春与这座钢厂，以及这座城市捆绑在一起。他当然不希望曾经给予他荣耀的工厂，真的一夜之间就停产倒闭。但，对于不确定的市场，除了保持敬畏，未来谁又能说得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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