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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书一般分为两类：大篆，小篆。从广义上讲，“大篆”包括甲骨文、青铜器铭文（“金文”）、石鼓文、籀文、及战国文字；“小篆”，又称为秦篆、斯篆，它主要是从大篆改造、简化而来，是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的书体。另外，秦汉时期还有专供治印的“缪篆”。 由上可看出，篆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字，是对秦朝及其之前的各种书体的总称。篆书笔法比其他书体相对简单，且篆书结字富有装饰性。 一、大篆： （一）甲骨文，又称“殷契文”、“卜辞”、“龟甲文字”、“殷墟文字”、“贞卜文字”，是我们可识别的传世最早文字，出现于殷商年代，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多镌刻于龟甲、兽骨之上，主要用于占卜，殷商时，常采用龟甲兽骨，写刻卜辞及与占卜有关的纪事文字。甲骨文多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商都城遗址，也叫殷墟），光绪二十四年（1898）始被发现。或称商代甲骨文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王懿荣发现的。光绪三十年，孙詒让首先考释甲骨文，著成《契文举例》。1928年后，经多次考古发掘，先后出土十余万片，为盘庚迁殷后至纣亡二百七十三年间之物。单字总数约四千六百字，可识文字达一千七百字。文字结构已由独体趋向合体，并有大批形声字；但多数字的笔画和部位还没有定型。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周原地区，又出土西周早期甲骨17000多片，除少数有文字外，大都无文字。商、西周甲骨文是用尖利的工具契刻的，也有用类似毛笔所写的墨书和朱书文字。龟甲兽骨都很坚硬，上面契刻的文字，笔画瘦硬方直，线条无论粗细，都显得遒劲和富有立体感。不同时期的商、周甲骨文，在书法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或雄伟俊迈，或纤细谨密，或草率粗放。这些风格上的差异，也是甲骨文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那些书写契刻甲骨文的巫史（卜辞中的所谓贞人），无疑是当时的书法家，像著名的《大骨四版》、《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四方风名刻辞》、《宰丰骨匕刻辞》、《鹿头骨纪事刻辞》等甲骨，都是含有艺术素质的精美的书法作品。 甲骨文字按其笔法，可分为细笔道和粗笔道两种。前者笔法瘦劲挺拔，劲直方折，直线较多；后者则浑厚苍朴、雄伟雍容。有粗不为重，细不为轻的感觉。也有的甲骨文笔画比较粗壮，出现弧形的线条。甲骨文契刻时的轻重疾徐，在线条上都能细微的反映出来，表现出契刻者运刀如笔的熟练技巧。起笔有方笔、圆笔，也有尖笔，手笔“悬针”较多。有长、短、大、小各种字体结构，结体或规则或随意；章法布局疏密有致，或整齐或错落，具有浓厚的古老雅趣。从所出土的一些甲骨上来看，其刀法灵秀，变幻莫测而奇趣丛生，已经可以看出镌刻者的主观审美趣味和超前书法意识。少数出土的甲骨文字不是刀刻，而是用朱书或墨书所写，这证明，当时已开始使用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郭沫若在《殷契粹编·自序》中称赞甲骨书法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足知存世契文，实为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二）金文（亦称“钟鼎文”），大多是刻或铸在商末、西周、东周的青铜器（如钟、鼎、彝、爵等礼乐器具）上的铭文，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依附于青铜器，铸鼎意在'使民知神奸'，是一种宗教祭祀的礼器。金文兴盛于周代，金文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丰碑。有人把这些留在青铜制品上的文字，凹文叫“款”，凸文叫“识”。书体由甲骨文演变而成，和青铜器一起铸成的铭文线条较之于甲骨文更为粗壮有力，文字的象形意味也更为浓重。金文在商殷晚期（公元前14-11世纪）业已成熟，如《戍嗣子鼎》、《宰甫鼎》、《母戊方鼎》，此时铭文仍有较多图画因素，作为重器，其笔画遒劲，字体端庄，字间注意到相互照应，气势一贯。西周早期的金文雄奇古朴，富有变化，如西周武王时期的《天亡簋》、《利簋》，成王时期的《何尊》，康王时期的《庚赢卣》、《庚嬴鼎》、《大盂鼎》，昭王时期的《召尊》、《令簋》、《令方彝》，风格渐分，甲骨文的尖刻感彻底泯灭，但也并不拘泥于典型的肥厚笔画。中晚期的金文圆润含蓄、工整舒松、疏放得体，如西周中期的长篇金文更为普遍，如共王时期的《永盂》、《墙盘》，懿王时期的《师虎簋》，孝王时期的《大克鼎》，其大篆书也更显圆匀挺秀。至西周晚期，如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金文抵其颠峰，古奥浑朴，凝重大度，肥瘦自若，容与徘徊。至春秋战国，在周代金文基础上，诸侯各自独创自己地方色彩的书法，如《越王勾践剑》、《蔡侯尊》、《曾侯乙编钟》，字体修长，颇具装饰和夸张意趣。 周代金文多为有关祀典、赐命、征伐、契约等记录。殷商金文和甲骨文相近，铭辞字数亦少，不如周代有长达五百字者。至秦统一六国，通行小篆，遂废。清乾隆嘉庆（1736——1820）后文字训诂之学渐兴，金文考证不断深入，成为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也是习字者临习的重要字体一。如《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史颂敦》等铭文，均系金文的代表作。其中：《大盂鼎》铭文近300字，横平竖直，行距字距均匀分布，而每字结构活脱，局部线画肥厚而有装饰意味，充分展示了方块汉文字的艺术魅力。《毛公鼎》铭文32行497字，为出土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者，是金文作品中的极品。而作于宣王十二年正月丁亥日的《虢季子白盘》，通篇为韵文，与《诗经》“出车”、“六月”、“采薇”等篇相类，其书法线条婉转而不失于凝重，气韵整肃而又有节奏感，布局则疏朗整饬，为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所承袭，也为后来《石鼓文》谋篇之先导。《散氏盘》铭文书法结体取横势而重心偏低，颇显朴古，线条圆润凝练，颇显“浇铸”感。 （三）石刻文 石刻文产生于周代，兴盛于秦代。石刻文主要作品有：《石鼓文》《绎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会稽石刻》等。秦《石鼓文》（亦称《陈仓十碣》、《猎碣》、《雍邑刻石》），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石刻书法，应是东周时期秦国刻石文字，它是在10块花岗岩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歌咏秦国君狩猎情况，故又称猎碣。石鼓文书体介乎古籀与秦篆之间，结体方整而宛通，风格浑穆而圆活，是由大篆到小篆的转型期代表作。石鼓文在唐朝初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韩愈曾作《石鼓歌》记之，因出土早，所以对后世影响极大。唐张怀瓘说石鼓文“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又有人称其为“书家第一法则”，可见其艺术水平之高。郭沫若作有《石鼓文研究》。清末民初大书家吴昌硕临写石鼓文成就突出，为世所称道。 传说中的最早的石刻是夏朝时的《嵝碑》，刻诗文体格调与《诗经》大小雅相近。字体近于《说文解字》所载籀文，历来对其书法评价甚高。 二、小篆， 小篆，又称为秦篆、斯篆。关于小篆，许慎《说文解字》云：“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由此可看出，小篆是指秦始皇时命李斯等人实行“书同文”，以秦篆为基础，统一六国文字而出现的一种简化的规范文字。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区分裂，诸侯各自为政，致使书体也各具体格，面目多样。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不久命宰相李斯将当时流行各地的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及隶书等八种书体统一起来，实施“书同文”，制订了一套规范统一的书体，是为“秦篆”，亦称小篆。小篆笔法圆融平正，结体典雅和平，而且有规可循，是识篆与了解文字本义的唯一门径。到了清代，小篆线条变粗，而且突破笔画粗细、顿挫、迟速、轻重、方圆的变化。小篆的另一个分支是汉篆，用笔上掺以方折的隶意，而入印的篆书更为方折，又称缪篆，即摹印篆。 秦代墨迹，今可见者有青川木牍、侯马盟书、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竹木简牍和帛书，告别了钟鼎器物的依托，使书法以墨迹的形式系统地出现了；而且，这些墨迹书体，已经由长而扁，由圆而方，开始了隶变之先声，在同时期的器物如《楚王鼎》上，亦有此消息。这种尚未脱离篆书体格的隶书，李健《书通》称之为“纯隶”——“无波笔，下笔直而不曲，独来独往者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秦诏版》、《秦铜量铭》，为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其书法通篇气息规整，而单字欹正多姿、大小随意，笔画之间则多呈平行态势。秦始皇率众出巡，观览山河，所到之处，立碑刻石，以颂扬其“横扫六合，威震四海”伟业。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等。《峄山刻石》为秦始皇登临峄山时命李斯记颂其德所立，唐时已毁，现存者为宋人转刻（称《长安本》），该篆书圆转遒正，与《碣石颂》、《会稽刻石》一样，为标准秦篆（小篆）。小篆书体章法行列整齐，规矩和谐；结体匀称，上紧下松、亭亭玉立，线条则圆润中不失劲健，被评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因小篆笔画线条直匀圆润，故又有“玉箸书”之称。《峄山刻石》原石早在曹操登山时已毁，只留下了碑文，现今所见藏西安碑林里的，是宋代人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所刻。秦代刻石在实现其精神目的的同时，创造了一种使书法得以长久留存的方式，开拓了一个书法艺术的新形式。中国书法艺术有两大派系，一为碑派，一为帖派，而秦代刻石则无疑开碑派之先河。 自秦小篆由秦始皇时实行“书同文”，成为一种规范文字以来，一直到清朝都处于统一地位。历代也出现了不少篆书大家。清代邓石如篆书优美、沉着雄厚，给篆书带来郁郁生机；清赵之谦也擅篆隶之法，笔法斩截稳健，将秦诏版、六国货币文字及魏碑笔意融入篆书；民国吴昌硕一生师《石鼓》，并熔商周金石文字于所写篆书，用笔苍辣，自成新意，大气淋漓，富有金石韵味。 邓石如（1743-1805年），初名琰，字石如，更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少喜金石，仿汉印极工。擅篆、隶书，遒劲浑厚，用笔灵便。又精篆刻，刀法爽利而不失婀娜，世称“邓派”，也称“皖派”，吴熙载、赵之谦、吴昌硕等均踵武之。传世书作有《海为龙世界草书联》、《赠肯园四体书册》、《和毕秋帆岳阳黄鹤楼诗隶书轴》等。另有《完白山人篆刻偶存》行世。 赵之谦（1829-1884年），字益甫、撝叔，号冷君、悲庵、无闷等，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碑考、诗文、绘画、书法、篆刻，无一不精。官江西鄱阳、奉新、南城知县。篆刻初学“浙派”，继而印外求印，于古钱、汉镜、权诏、砖瓦等多方取材，变化无穷，同时以碑刻和造像入边款，形式美妙。绘画设色古雅，有笔有墨，开写意花卉之新路。书法初学颜，后专攻魏碑，以方笔为主，自成面目。信札则融碑帖于一体，跨迈古今。传世书作颇多。著有《补寰宇访录》、《六朝别字记》、《梅庵集》、《勇庐闲诘》、《二金蝶堂印谱》等。 吴昌硕（1844-1927年）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苍石，号缶庐、苦铁、缶道人、破荷亭长、老缶等，浙江安吉鄣吴村人。清杰出书画及篆刻家，西冷印社首任社长。中年学画，初师任伯年，又得徐渭、朱耷、石涛、李鱓、赵之谦诸家写意画影响，融书法于画法，开一派画风。篆刻初学浙派，继参邓石如、吴熙载，以石鼓文、封泥及砖瓦文字入印，其“钝刀硬入”之法得苍润之旨。篆书出于石鼓文，朴厚雄浑，自成一家；行书学王铎，亦元气淋漓。传世墨迹甚多。著有《缶庐集》、《缶庐印存》等。 总之，篆书书法艺术史，已经流衍数千年，蔚为大观。从象形文字逐步过渡到文字符号，从甲骨、钟鼎文的繁杂、难认过渡到小篆的简易、规范，从字形结构的长短不齐、正反合文等过渡到小篆的整齐一致，从大篆的古朴苍劲到小篆的端庄秀美，可以说我国的篆书基本上是朝着中国传统的平正、端庄、平衡、对称、肃穆的观念方向发展着。 学习篆书必须先学“六书”，“六书”是古人根据汉字的形体结构和使用情况，加以分析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它的意义主要依从《说文解字》所举字例的说法。篆书要从《说文解字》入门。《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撰写的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在中国语言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小篆，因此，它是我们学习和掌握篆字的首选工具书，也是通解甲骨文、金文绝不可少的阶梯。《说文解字》创立了以偏旁为部首的编排文字的方法，立540部首，按“分别部居”、“据形系联”的原则排列汉字。从《说文》中了解篆字的形、音、义，首先必须了解“六书”的原理，通过“六书”的提示，可以提纲挈领，从根本上达到识篆的目的。 篆书推荐碑帖：（1）大篆：《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石鼓文》、《大盂鼎》。（2）小篆：《泰山刻石》、《峄山碑》、李阳冰《三坟记》、邓石如篆书、吴熙载篆书、杨沂孙篆书、赵之谦篆书、吴昌硕篆书、陆维钊篆书。 另附喜爱的小篆《泰山刻石》图片欣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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