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讲 唐 代 一、唐代政府组织 （一）汉唐相权之比较 汉和唐，是历史上最能代表中国的两个朝代。政府与皇室的划分，自汉以来，就王室而论，皇位世袭法，永远无何大变动，仅朝代更换，刘家换了李家而已；但就政府来说，其间变化则很大。政府中最重要者为“相权”，相权变动，一切制度也随之变动。 1、汉代相权 宰相采用领袖制，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汉朝虽只有一个宰相，但遇政府有大政事，亦常召开由皇帝、宰相和其他廷臣参加的会议。宰相下有副宰相（御史大夫），因此也可以说，宰相掌握的是行政权，御史大夫掌握的是监察权。 2、唐代相权 宰相采用委员制，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由许多人共同负责。由于相权划分成几个机关，这几个机关便须通过常川会议（即经常开会之意），决定政府一切最高政令。宰相的职权被分成三个衙门，当时称为三省：一中书省，二门下省，三尚书省。此三省职权会合，才等于一个汉朝的宰相，而监察权还并不在内。 （1）中书省首长为中书令。 （2）门下省主管长官为侍中。 （3）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 唐代官阶为九品，第一二品官，均以处元老，不负实际行政责任；三品以下，始为实际责任官吏。三省长官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皆为三品官。 3、三省之来历 （1）三省之长官原为内廷之官 尚书本是皇宫内廷秘书。中书依官名论，在内廷管理文件之意。侍中是在宫中侍奉皇帝。故从官职名称而言，这三个官，原先都是内廷官。 （2）内廷官一变而为政府外朝的执政长官，和以前性质完全不同。 宰和相，在春秋时代，也仅系封建贵族的家臣，到秦汉时，则化私为公，变成了正式政府的执政官。宰相职权，本该领导政府，统治全国，东汉后，宰相此项职权被皇帝夺去，宰相失职了。皇帝让其私属，像中书、门下、尚书之类来代行政府宰相职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到了唐代，皇帝才正式把以前宰相的职权，分配给了三省。换言之，也是把以前皇室滥用之权，重新交还政府。于是又有另一批皇帝内廷私臣，变成了正式执政官。 （二）唐代中央政府三省职权之分配 1、中书省主发令 （1）定旨出命 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书省发出。所谓最高命令，即所谓皇帝诏书，在唐代叫做“敕”。凡有关重要政事的最高命令，一定要以皇帝“敕”的形式下发。实际上，“敕”并不由皇帝亲拟，而系中书省拟定，此所谓“定旨出命”。 （2）中书省机构 中书省除正长官中书令外，设有副长官“中书侍郎”。中书侍郎之下，又有“中书舍人”，员额有七八人之多。 （3）中书省撰诏流程 中书舍人的官位并不高，他们却有拟撰诏敕之权。遇中书发布命令，多由诸舍人各自拟撰，是谓“五花判事”。然后再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在这些初稿中选定一稿，或加补充修润，成为正式诏书，呈送皇帝画一敕字。经画敕后，即成为皇帝的命令。 所谓贤均从众说：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的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服从多数，在西方视为民主精神），而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左传》即有“贤均从众”之说。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这一观念，极明显地反映在汉代选举制度上。国家的选举权，并不托付于社会一般民众，而径由地方长官行使之。按理地方长官应择贤而任，作为贤长官，自能博采舆情，为国家选拔真才。这是理论，事实不能全合于理论，则属另一问题。即如唐制，“敕”由中书舍人撰拟。 2、门下省主复核 （1）门下省机构 门下省主管长官侍中，副长官侍郎。中书侍郎之下，设有若干“给事中”。 （2）涂归封驳 主管长官侍中及副长官侍郎接获中书省下达的诏书后，马上进行复核，即再审查。门下省中的给事中，虽官位不高，但对皇帝诏书亦可提出意见。若门下省反对此项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称为“涂归”，意即将原诏书涂改后，送还中书省重拟之意。涂归亦称“封驳”“封还”“驳还”等，这些词的意思略相同。此项涂归封驳之权属于门下省。以今日惯语说之，门下省所掌是一种副署权。每一命令，必须门下省副署，始得发生正式效能。如门下省不同意副署，中书命令便不得行下。诏敕自中书定旨，门下复审手续完成后，即送尚书省执行。 3、尚书省主执行 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仆射、右仆射两人。当时的尚书省仅有执行命令之权，而于决定命令，则无权过问。政府的最高机构，在政事堂。 （三）中央最高机构政事堂 1、政事堂源起 中书省拟好命令送达门下省，如遇门下省反对，涂归封还，如是，则此道命令等于白费，即皇帝之“画敕”亦等于无效。故而唐制，遇下诏敕，便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政事堂制度，亦有相当麻烦处。 2、政事堂制度 （1）会议的举行 会议原先常在门下省举行，后来又改在中书省召开。会议时，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侍郎皆出席。如果尚书省长官不出席政事堂会议，则尚书省也就无法参与行使决定和发布命令的权力，故唐人视中书、门下为真宰相。中书、门下省参加政事堂会议，多时可至十几人，最少时只有两人，即中书令及门下侍中。开会时有一主席，称为“执笔”。主席一职轮流充任。有时一人轮十天，有时一人轮一天。主席综合记录大家的意见，且最后文字之决定权亦在他。这是唐代委员制宰相采用首席，来替代汉代宰相领袖制的一种运用与安排。 （2）尚书令不出席政事堂会议的原因 唐太宗在未登极前，曾做过尚书令，及即位，朝臣无人敢再当尚书令之职，因此尚书令一职常虚悬其缺。仅有两个副长官左仆射及右仆射。尚书左右仆射若兼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机务”等职，也能出席政事堂会议，从而获得真宰相之身份。唐初，尚书仆射都兼任能出席政事堂的职衔，所以三省全是真宰相。开元后，尚书仆射不再兼职，如是他们只有执行命令之权，而无发布命令及参与决定命令之权。而且他们职掌的并非政府的最高职权，因此也不得认为真宰相。 （3）低级官员出席政事堂会议的原因 唐制除三省长官外，也有其他较低级官员因兼任参知机务或同三品平章事等职衔，故能参与政事堂会议，预闻国家大政决夺。但是此人必是官位虽低而早负时望的，始得加此职衔。 （4）中书门下之印 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须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被认为是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故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敕”（中书省在武则天时，改称凤阁，门下省改称鸾台）。皇帝一切诏命，必经中书、门下两省，皇帝诏敕实则根本由中书拟撰。 （5）斜封墨敕 在唐代，皇帝诏命也有不经中书、门下两省，径自颁下之事，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一种通融性。中国传统政治中，每一制度，往往总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不肯斩绝断制。所以，中国皇帝不致如英国皇帝般，被逼上断头台，或限定他不得为种种活动。唐代也确有不经中书、门下两省，而皇帝随便下命令的。但皇帝装置诏敕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表示此项命令未经中书、门下两省，要请下行机关马虎承认。在当时便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之事，因此在历史上传下。那些皇帝私下所封之官，因其未经正式敕封手续，而被称为“斜封官”，为一般人所看不起。 由斜封墨敕，我们便知中国传统政治，并不全由皇帝专制，虽然所规定的一切法制，确实也有不严格遵守的，但并不能因此说中国人绝无法制观念。严格说来，此等事总属胡闹，不可为训。只因闹得不大，皇帝私下只封几个小官职，也不致有大影响。中国过去的政治，皇权相权还是有分别的，我们纵要说皇帝专制，也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凭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 （四）尚书省与六部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便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是政府里最高最大的行政机构。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有职掌。 1、六部职掌 （1）吏部：主管人事及任用之权。 官吏必先经过考试，再由吏部分发任用。五品以上官，由宰相决定，但吏部可以提名；五品以下官，宰相不过问，全由吏部依法任用。 （2）户部：掌管民政户口等事。 （3）礼部：主管宗教教育事宜。 （4）兵部：掌军事。 （5）刑部：掌司法。 （6）工部：主管建设。 2、六部制之历史演变 （1）六部制度，自唐代至清代末年，推行一千多年未有大变，只是六部次序有时略有改动。 唐开始时，次序是：吏礼兵民（户部）刑工， 唐太宗时，次序是：吏礼民（户）兵刑工， 宋朝初年，次序是：吏兵刑民（户）工礼， 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次序是：吏户礼兵刑工。此次序遂为以后所沿袭。 （2）六部制比之汉代九卿，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我们只论汉唐两代官名之改革，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之绝大进步。如： 汉代光禄勋，就官名本义论，等于是皇帝的门房，不脱宫廷私职的气味。唐代正名为吏部，掌管人事，名称恰当。 汉代掌军事的为“卫尉”，卫仍对宫廷言。唐代称为兵部，职名始正。 汉代太常就名义言，也偏在皇家私的祭祀。唐代改为礼部，便确定为政务官了。 汉代九卿，就名义论，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的家务官，唐代始正式有六部尚书，显然成为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此为中国政治史上一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从观念讲，都大大进步了。 3、尚书省乃唐代中央政府组织最庞大的机构，其建筑亦相当庞大。 （1）总办公厅名为“都堂”，两旁为左右两厢，吏、户、礼三部在左厢，兵、刑、工三部在右厢。由左右仆射分领。 （2）每部分四司，六部共二十四司。每部之第一司即为本司，如吏部之第一司为吏部司。其余各司各有名称。 （3）各部主管办公地 尚书省各部主管，上午在都堂集体办公，遇事易于洽商；下午各归本部分别办公。如有“参知机务”或“同平章事”衔者，可去政事堂出席最高政事会议。无此等衔者，则专在本省办公。 4、唐代巨著《唐六典》 （1）《唐六典》因记载尚书省六部之组织，用人，职务分配等而有名。此书对当时政府各部门各组织的各项政权及人事分配，均有详细规定，遂成为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之巨典，此后宋明清各代，均重视此宝贵法典，奉为圭臬。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此书为典范，无多变更。唐代以后，中央政府的制度变动，也只是在中书、门下省的发命令部分，至于执行命令的尚书省六部制度，则从未有大变更。 （2）《周礼》与《唐六典》之比较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即《唐六典》。 《周礼》为中国先秦时代之人对政府组织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亦可谓是一部理想的宪法。其最堪重视的是，书中把政治理想全部制度化，并作了具体而严密的客观记载，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读此书，便可想见中国古代人之政治天才，尤其是能不落于空谈玄想，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排列开来。所以《周礼》虽不是一部历史书，不能作为先秦时代的制度史，但实是一部理论思想的书，应为讲述先秦政治思想之重要材料。 《唐六典》，系唐玄宗时，大体依照唐代当时的具体事实、当时的行政法规而纂辑的，也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从《周礼》到《唐六典》，是理想到事实的演进。这一步骤，可认为是中国政治历史上一极大的进步。但我们不应仅将《唐六典》当作是一部历史书，一本记载唐代现实制度的书，而应同时当它是一部理论和思想的书。因唐代人对政治上的种种理论和思想，都已在此书中，大部具体化、制度化了。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地产生。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和思想。忽略中国以往现实的政治制度，空谈中国人以往的政治思想，决无是处。 （五）汉唐地方政府之比较 唐代已渐渐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而外轻。中央政府的组织似较汉代进步了，中央大臣，也比汉朝要更像样些；但以地方政府论，唐代不如汉代，地方长官也较汉为差。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还该推汉代。 1、唐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 （1）唐玄宗时，全国有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县。 （2）唐“县”分上中下三等：六千户以上为上县，六千户以下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三千户以下为下县。汉县仅分两级，万户以上为大县，其长官称令。万户以下为二级县，其长官称长。可见唐代的县比汉县为小。 2、唐“县”以上为“州”，唐“州”与汉“郡”是平等的。 （1）唐州设刺史，刺史在汉最先本为监察官，唐刺史则为地方高级行政首长。 （2）唐代有三百五十八州，较汉代郡数多两倍余。 （3）唐“州”也分上中下三等：十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二万户以下为下州。这相较于汉郡，相差更远。汉郡户口在百万以上的并不少，即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其职权比重，较之汉代差逊甚远。 3、地方长官之任用考核 （1）任免之权属中央。 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属任用。 唐代任用之权集中于中央的吏部，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全由中央分发。 （2）地方官之升迁 汉代官阶，上下之间相隔不甚远，升转亦灵活。由县令升郡太守，便是二千石，和中央九卿地位相埒。 唐代地方官，因其本身地位低，总希望升迁，故怀五日京兆之心；政府，亦以升迁作为奖励地方官手段，于是把州、县分成若干等级，由下到中，由中到上，升了几级，好像还没有升。 （3）地方官之考核 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9年）始定黜陟，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 唐代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在官品中渐分清浊，影响行政实际效力极大。 （六）观察使与节度使 1、汉唐监察制度之相异点 （1）汉代丞相为政府最高首领，副丞相即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御史大夫职权，不仅监察中央及地方政府，同时并监察及皇宫之内。 （2）唐代设御史台，所谓三省六部一台，御史台为一独立之机构，不属于三省。换言之，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的。此即是唐代监察制度与汉代相异之点。唐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御史、右御史。 2、唐代的分察分巡 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政府，最要者为监察尚书省内之六部，吏礼兵工户刑，每两部各设御史监察一人，谓之“分察”，中书、门下两省则不在监察之列。 3、汉唐监察范围之比较及监察使之源起 （1）汉制，刺史规定六条视察范围，不得越出于六条之外。 （2）唐代，名义上是中央的官，派到各地区巡视观察，所谓巡察使、观察使，实则经常停驻地方，成为地方更高一级之长官。地方行政权掌握在其手，其地位自较原置地方官为高，各地方官俯首听命。这一制度，无异是降低了各地方官地位。故唐代监察使，论其本源，是御史官，属于监察之职者。但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把府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如是则地方行政，本来只有二级，而后来却变成三级。然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正。监察使的演变，遂形成一种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4、节度使 （1）节度使之源起。 监察使巡视到边疆，在边防重地停驻下来，根据中央指示，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 （2）藩镇之源起 节度使在其地域，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该地区用人大权，亦在节度使之掌握，于是便形逐渐形成“藩镇”。 （3）藩镇割据 中央派节度使的本意是想中央集权，剥夺地方官职权，由于逐渐擢用武人担任边疆节度使，于是形成军人割据，结果这些由中央派去的全权大吏，在剥夺地方官职权后，成为尾大不掉，回头反抗中央，终至灭唐。东汉末年之州牧即是此种情况，唐代又蹈其覆辙。安史之乱，即由此产生。而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更形强大，牢固不拔。 （4）清代后来的情形也与此相仿佛。 清代地方最高长官本为布政使，就如现在的省主席。清代的总督巡抚，就名义论，应该如钦差大臣，临时掌管军事的。但结果常川驻扎地方，权力压在布政使上面，训致中央集权，地方无权。而后，此辈巡抚总督，不受中央节制，中央也便解体了。这是中国政治史上，内外政权分合一大条例。 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需得统一，而实不宜于过分的中央集权。这在中国的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现在专说唐代，似乎其中央行政比汉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之崩溃，也可说即崩溃在此一制度上。 二、唐代考试制度 （一）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九品中正制 汉代的选举制，到了唐代，实际上已完全由考试制度来代替。 1、考试制度之源起 （1）考试两字之原义，考是指的考绩，试是指的试用。 （2）战国晚年，一大批中国古代的乌托邦主义者，提倡选贤与能，提倡考课与铨叙，其用意在于规定一项政府用人的客观标准。 （3）汉代选举制度，即由此提倡而来。 （4）唐代选举，其实还是由汉代选举制演变而来，但我们则称之为考试制。 2、汉代选举制度 （1）汉代是乡举里选后，由中央加以一番考试。 （2）西汉中央考试的第一步是对策，对策实则征询意见而已。到东汉晚期，左雄为尚书之时，才始正式有考试。而当时之考试，只是选举制度中的一项。 3、九品中正制之源起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献帝逃亡，中央地方失却联系，一切制度全归紊乱，乡举里选的制无从推行。朝廷用人了没了标准。武人在行伍中，不依制度滥用人员。曹操以陈群为尚书，掌吏部用人事，陈群始创设九品中正制。 4、九品中正制 （1）由各州郡分别公推一名大中正（中正者，有名望的推荐官）。此大中正，须是在中央任职的，且德名俱高的本州郡之人。 （2）由大中正，再产生小中正。 （3）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此项表格中，人才分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让各地大小中正，各就所知，把各地流亡在中央的人士，不论其人已经做官或从未入仕，分别记入。表内详载其年籍各项，分别品第，并加评语。所以主持这项工作的便称九品中正。 （4）这些人才调查表，经由小中正襄助大中正核定后，呈送吏部。 （5）吏部根据表册之等第和评语，斟酌任用，分别黜陟。 5、九品中正制之利弊 （1）官吏之任命与升降，有了一比较客观的标准。 （2）九品中正制，依据各地方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故依然保留有汉代乡举里选之遗意。 （3）由与近代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不同者，九品中正制体现的仍然是一丛众，一从贤（即贤均从众）思想。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总是认为，贤人可以代表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至于贤人而实不贤，中正而并不中正，则是另一回事。不过，至少在曹魏初行此制时，总比以前漫无标准各自援用私人好得多。一时制度建立，吏治澄清，曹家的得天下，这制度也有关系的。 （4）九品中正制仅为一时救弊措施。迨及晋代统一天下，以迄于南北朝，陈群此制一直未能加以更新，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第一，为获大中正的品题提拔，人们纷纷集中到大中正所在地的中央。这样造成地方因缺乏人才，行政减低了效率，而地方风俗文化，也不易上进。地方垮台了，中央哪能单独存在，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 第二，中正对被推荐者的评语，无论此人做官与否，通体要评，吏部凭此升黜被推荐者。如是被推荐如是官员，则此官吏升降，其权操之于中正，而不操之于此官吏之上司。这是把考课铨叙与选举混淆了。于是做官的也各务奔竞，袭取社会名誉，却不管自己本官职务与实际工作，而其上司也无法奈何他。 6、陈群创设九品中正制的苦心 （1）为什么大中正一定要由中央大官兼职呢？ 此因当时地方与中央已失却联系，故只能由中央官来兼任大中正，以便于他，推选他的本乡人士之流亡在中央者，备供中央之任用。 （2）为何中正簿上定要连做官人一并登记品评呢？ 因为如此，便可把当时已经滥用不称职的一批人澄清除去。 这些都是陈群创设此制时的苦心。因此，九品中正制为一时救弊起见，也不算是坏制度。但到后来，因施行的时间空间都发生变化，但是制度还是照样沿用，遂终出大毛病。 7、小结 （1）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 （2）一项制度无论如何变，其背后的本原精神，即此制度之主要用意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 （3）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以及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绝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惟此种现实中所产生的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即如唐代一切制度，也多半是由南北朝演变而来，有其历史渊源，亦有其传统精神。 （4）今天，我们却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国制度，明明知道这一制度与现实不配合，却想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我们一面否定传统制度背后的一切理论根据，一面又忽略现实环境里面的一切真实要求。如此制定的制度，是不切现实。在曹操时，采行九品中正制有效于一时；此后此制度墨守不变，毛病丛出，后来人便只怪九品中正制不好，其实这也有些冤枉。 （二）唐代之科举 1、历史传统 （1）每项制度之变，该有一可变的限度，不能惟心所欲地变。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愈久，其本源之可靠性愈大，即其生命力益强。 （2）中国以往政治论，宰相权被皇帝拿去后，用人无客观标准，一定要坏；九品中正制，初时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应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了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 2、唐代对九品中正制之变革 （1）报名。唐代针对中正推荐之弊，改成考生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汉制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人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系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唐代则自由报考，其惟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因工商之人是专为私家谋利的。现在考试求取者，则须专心为公家服务的。此项报名之这一限制，在当时称为身家清白，当然此一限制自然包括，须未犯过国家法律在内。地方官对考生报名不再加以限制，即申送中央，由尚书礼部举行考试。 （2）考试及格，即为进士及第，即具做官资格了。 （3）至于实际分发任用，则须经过吏部之再考试，所考则着重于其人之仪表和口试，以及行政公文等。大抵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因礼部考试有进士、明经诸科，故此制又称科举制。自唐至清，此制推行勿辍。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里，亦特别设有考试权。 3、中国科举制与西方民主政治之比较 在理论上，虽唐代科举后来仍是毛病百出，但我们决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非议它，并把此制度一笔抹杀。 （1）人们常谓政府用人，何不能民主投票方式。其实西方现行的所谓民主政治，只是行政领袖如大总统或内阁总理之类，由民众公选，此外一切用人便无标准。这何尝无毛病？所以西方在其选举政治领袖之外，还得参酌采用中国的考试制度，来建立他们的所谓文官任用法，而我们直接用考试代替了选举。故唐代杜佑著《通典》，首论食货（即是财政与经济），次为选举。其实在汉为选举，在唐即为考试。可见在中国政治传统上，考试和选举是有同样的用意和同样的功能的。再说，我们把现代通行的制度，作为批评千余年前旧制度的一种根据，那是最不合情实的。 （2）西方现行民主政治，乃系一种政党政治，政务官大体在同党中选用，事务官则不分党 别，另经考试。此项官吏，可以不因政务官之更换而失去其职位。在中国则一切用人，全凭考试和铨叙，都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即位高至宰相，也有一定的资历和限制，皇帝并不能随便用人作宰相。如是则变成重法不重人，皇帝也只能依照当时不成文法来选用。 （3）当然皇帝也有不经询众意，越出这种习惯法的时候。因少数皇帝私意，便谓中国科举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这更不合理。任何一种制度之建立，傥是仅由一二人之私意便能实现，这便无制度可讲。若谓此乃皇帝欺骗民众，而且凭此欺骗，便能专制几百年，古今中外，绝无此理。若民众如此易欺易骗，我们也无理由再来提倡民主 政治。 （4）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开放了政权，这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则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 。所以就此点论，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又进步了。当时一般非门第中人，贫穷子弟，为要应考，往往借佛寺道院读书。如王播即是借读于和尚寺而以后做到宰相之一人，其饭后钟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 （5）唐代科举制度，实在亦有毛病，姑举一端言之。当时科举录取虽有名额，而报名投考则确无限制。于是因报考人之无限增加，而录取名额，亦不得不逐步放宽。而全国知识分子，终于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无法安插，只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之开放，参加考试者愈来愈多，于是政府中遂设有员外官，有候补官，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此项流弊，直到今日仍然存在。 （6）近代西方所谓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权不开放而起。而中国则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权开放之流毒。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不仅是药不对病，而且会症上加症。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应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然结果又很易变成资本主义。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中国则不然，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舞人做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做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为私家财力打算，使其无限制的发展。于是知识分子竞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可见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并不是说我们的传统政治只是专制黑暗，无理性，无法度，而是一切有合理性的、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生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