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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会重演论”新说 作者简介：张文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第5-8页。 栏目编辑：朱忠飞 ◇如有侵权，请联系微信后台删除。 历史会不会重演，在历史学家中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第一种观点认为，自然科学是普遍性的科学，因此它有规律性，它可以在实验室里重复演示，它有普遍性；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事件，它是一次性的、个别的事件，是永远消失了的、不可能重复出现的事件，它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它不是科学。历史学既然不是科学，所以历史也就没有规律可言，因而它也就不可能重演。 第二种观点认为，历史学是科学，它有规律性，因此它也就有普遍规律性，所以它就必然有重演的可能(重演的可能不等于一定重演)。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会反复出现，因而有可能重演。 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在历史学界和哲学界一直是非常关注的热门话题，因此这个命题本身就非常值得研究。 第三种观点(其主要代表人物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经验在人们思想中的重演。 历史是过去经验的重演是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中心思想。这与他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思想一脉相承。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事件是人的产物，是人思想的产物，不通过人的思想就无法加以理解。要了解历史，了解过去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历史事件，了解过去的人物的各种活动，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前人的想法，只有了解了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才能算是真正了解了历史。在什么条件下了解一个人思想的历史才是可能的呢？首先思想必须用语言或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其次历史学家必须反复思考他正在试图解释其表现的那个思想。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就不要做这件事。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重建古人的事迹和思想。当然要捕捉古人的思想和活动并不那么容易。例如，要重演英国海军大将纳尔逊的思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纳尔逊的思想与柯林武德的思想必须是同一个思想；而就另一方面而言又不是同一个思想，而是两个不同的思想。这“同一个思想”与“两个不同的思想”的区别何在呢？其区别就在于背景不同。纳尔逊在指挥战斗时的思想对他来说是“当下的”思想，而对柯林武德来说就是一种活在现在的过去的思想。因此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必须能够想像他自己就置身于他所谈论的角色的环境之中，并在这一点上使自己与所谈论的角色等同起来。柯林武德提出一个历史认识论方面的观点：历史学家解释历史事件时要能证明，这些历史事件是自觉而且是有目的的行动者的过去思维活动的表现。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必须在自己的思想中重演这样的思维活动。 历史知识就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演他所要研究的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挖掘出历史上的各种思想，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行思想它们”(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6年版，第244页)。过去——历史学家们没有经历过，因此不能从经验上得来，他们的历史知识是间接的、是由推论而得来的知识。因此，历史学家必须用自己的思想去重演过去。由此看来，历史的过程是一个思想的过程。 历史学家在试图发现恺撒的行动是由什么思想支配、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时候，历史学家必须自己去思考恺撒是怎样思想那种局势和对付它的可能办法的。柯林武德说：“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历史知识本身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条件”。(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44～245页) 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未来，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历史学家们研究的“过去”绝不是单纯的“过去”，也不是一个死了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讲现在依然“活着的过去”。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历程，而不仅仅只是事件。历史学家如果不了解、不懂得一个过去行动背后的“思想”，那么这个“过去的行动”就是死了的，因此也就毫无意义。历史学家又何必去研究那毫无意义的东西呢？历史学家们在研究过去的背后的思想时，就是要在自己的头脑里对这种思想进行思考并重新加以组织，也就是说要重演过去的经验。那么历史学家们怎样才能知道“过去”呢？“过去决不是一件历史学家通过知觉就可以从经验上领会的给定的事实。”他不是那些事实的目击者，因此他对过去的知识只能是间接的或者是推论出来的，而不是经验的。这种“转手的东西充其量也只是给人以信念而不是知识，而且是根据极其不足而又非常靠不住的信念”。历史学家们要做的工作不是相信那些权威，而是要批判他们。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19页) 柯林武德在谈论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时，曾经指出塔西佗的“真正错处是他从来没有思索过他的事业的基本问题。他对历史的哲学规划，态度是轻率的”；塔西佗把历史“描述成本质上是被夸大了的好人与被夸大了的坏人之间的冲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44页)这种对历史的歪曲，就是因为“塔西佗从来没有试图做这件工作：他的人物不是从内部的理解和同情来加以观察的，而是从外部仅仅作为是善或恶的表象”(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44～45页)。其实，柯林武德在这里所说的“基本问题”，就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问题。只有“历史学家在他自己的心灵中能重演他正在描述其行为的那些人的经验”(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44页)，历史才可能被科学地写出来，也才不至于犯塔西佗那样的错误。像塔西佗，写出来的历史就不可能是科学的。 其实，类似塔西佗的错误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见，像我们的戏剧影视作品中人物的脸谱化，历史著作中不也存在着这种情况吗？柯林武德提出的问题极其重要，研究历史要从内部而不仅仅是从外部表象出发。 自从1946年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一书出版以来，在历史学界谈论历史的重演似乎已经相当时髦。这一学说在历史哲学的两个不同的领域里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一，它对历史的解释的问题提供了确切的解答；第二，它驳斥了历史怀疑主义。 柯林武德重演过去的思想有似于克罗齐的关于历史同时代性的观点，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思想。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历史是思想也是行为》等著作中一再阐明他的历史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所叙述的事迹必定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回荡。因为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才会促使人们去研究过去的历史事实。研究过去的往事，要抱着与历史事实发生时情景产生共鸣的思想，也就是说，你的喜怒哀乐要与当事人相同。历史与现代生活的关系是“统一性”的关系，因此“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如同经验性范围所持之有理的)，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历史与生活的关系是统一的关系。过去了的历史变成现在的，是由于生活发展的需要。“历史现在、过去、将来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活历史的，是合乎理想的当代史。”(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0页) 克罗齐在谈真的历史与编年史的区别时指出，历史是活的，编年史是死的；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而编年史只是描写字句的纪录，“历史就是思想”。克罗齐的这种观点与柯林武德区分科学历史与剪刀加糨糊史学的观点近似。 他们两人都强调的一点是：历史是思想史。不管是研究过去的人物还是研究过去遗留下来的遗物，都是要发现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是什么。当你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时，你必须设身处地去想，也就是说，你要处在你所研究的对象的环境、局势中，站在当时当地的立场上，即在你的心灵中重演你所研究的人物的经验，这样你就和你所研究的人物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同一性”。“客体(在这一事例中就是过去)就会简单地并入主体(在这一事例中就是现在，即历史学家自己的思想)。”客体并入主体，从而达到了主客体的统一。柯林武德的思想深受克罗齐的影响，从以上的论述也可以看出柯林武德在很多观点上与克罗齐是相同的。 思想是知识，是活动。“过去对于它不是已经死去和消逝了，而是能够和现在放在一起加以想像并加以比较的。”思想的对象和思想的行动，在这里也可以说就是“过去”和历史学家们的“思想行动”，是处在时间之外的，“至少在这种意义上，同一个思想行动就可以经历时间的流逝，并且在搁置一段时间之后又能复活”。也就是说“过去”在历史学家们的头脑中“重演”过去的思想时，就变成了自己的、主观的；“它就不再是客观的；它变成了现在的，因此就不再是过去的。”这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如出一辙。 我国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船山借古论今，能“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船山遗书全集》第15册，第8559～8560页)。船山“设身于古”之说，与柯林武德之“反思”以“重演古人心思”之论是相通的。戴名世尝言：“以数十百年之后，追论前人之遗迹，其事非出于吾之所亲为记，譬如听讼而造未列，只就行道之人，旁观之口，参差不齐之言，爱憎纷纭之论，而据之以定其是非曲直，岂能以有当乎？”(《南山集·史论》卷一，第97～98页)依柯氏之见，遗迹纵可追录，参差之言纵可据信，类即“记忆”与“证词”之属，虽可整辑排比，剪贴成书，而不足以言史学。史学有赖于“史证”。史证者，史家之心证也。史家必运其心思，“设身于古之时势，若己之所躬逢”，盖古人之言亦由其理性指引，故“后人可重演古人之思也”。故柯氏曰：“历史知识就是基于证据的某种东西。”(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91页)苟非心证，无以知古。然心思有高下之分，其下者为“现象”，其上者为“系统”；后者如思虑决断之属，前者如触觉情意之类。柯氏之心证，端赖“系统”，因思可反思，而情不可反思，有意识可以反思，潜意识则不能也。盖反思有赖于类推，类推有赖于逻辑之推理，情绪非可类推，则弗得以理测。(汪荣祖：《史传通说》，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12～213页。以上引王夫之、戴名世之语及下文中戴氏之语，皆用汪荣祖先生之书，在此对汪先生深表谢意) 历史学家们所研究的是生活在过去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是，这些“历史事实”既已是“过去的”，当然今天它就不复存在。历史学家所能见到的无非是一些文字记载、遗物和遗迹。与柯林武德同时代的美国历史学家卡尔(Carr,1873～1945)认为，“在已经消失了的、短暂的事件与一份证实那一事件的保存下来的材料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说过：历史事实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可以使人们想像地再现这一事件的一个象征”，既然是“象征”，就没有什么真假的问题。“历史事实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如果历史事实生动地展现在人们头脑中，那么此刻它就是现在的一部分”，“它只是形象地被再创造，再现于我们的头脑中”。(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231、233页)贝克尔的这些观点可以说与柯林武德的思想如出一辙。客观发生的历史事件与记载它的材料之间有着“差距”，这无可否认。在历史学家头脑中的“重演”也好，在人们的头脑中被形象地创造也好，都不可能与客观的历史事实完全一样。 过去经验在历史学家们的头脑中的重演不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也只有同他所研究的人物、历史事件有“同感”时，他写出的著作才更真实、才更可信、才更感人。司马迁写的《屈原列传》就是其心声之作。司马迁与屈原可以说有着相同的思想、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愤世嫉俗，都敢于直言。然而，屈原被谗言所害，司马迁也因为为李陵辩解而遭受腐刑。司马迁之所以能忍受这莫大的屈辱而活下来，就是为写《史记》这部传世之作。“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志洁”、“行廉”、其志可与“日月争光”。这些肺腑之言，谁又能说不是司马迁之心声的写照呢？屈原之作《离骚》与司马迁之作《史记》又何其相似乃尔！“史公作屈原传，其文便似离骚，婉雅栖怆，使人读之，不禁觑欷欲绝。要之穷愁著书，史公与屈子实有同心。宜其忧思唱叹，低回不置云。”(见《古文观止·屈原列传》篇尾)试想，如二人没有相同之“心声”，《屈原列传》要写得如此传神，恐难矣！可见历史学家能不能客观地重演过去的经验，主要在于历史学家本身的素质。但是，如果把这种做法扩而广之，那就必然会走向反面。 历史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关于将来的信息 或：(1)发生的概率 (2)确定的信息 (3)一种可能性 历史会不会重演，即历史是否受某些不可能抗拒的规律支配？ 会…………必定会 会…………可能会？ 汤因比的历史重演论则是另一种情况。汤因比认为历史可以重演的基本观点是基于他的文明周期论。在汤因比看来，一切历史都是文明发展的历史，文明的发展是有周期性的。文明的发展是有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灭亡的，每个文明都会走同一条路，因而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讲就会重演。 文明有生、长、衰、亡的周期，每个文明都会走上同一条路，因而历史在这种意义上讲就会重演。在自然界中日夜的更换和一年四季的交替都带有周期性，日夜之循环支配着人类所有的工作，季节的周期通过控制我们的食物供应而支配了人类的生存。“总的说来，这些大自然中周期性的，可预测的现象依然统治着人类的生活——即使就西方人现有的技术水平而言——并就它们把人类事务置于它们自己重复的、可预言的模式的范围内，它是主人。”(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但是，“历史会像它在人类活动中明显受到自然运动中的周期性控制那样重演吗？比方说，南北战争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吗？而且，这能否把它作为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已重演的一类事件的典型呢？作者倾向于后一观点”(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例如，历史的规律性、周期性，或者说历史的重演在下面几个历史事件中就可以得到说明： 一、美国的南北战争与德国俾斯麦1864～1871年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具有重复的性质。 第一，这两个还未臻完善的联邦都面临着全面瓦解的危险； 第二，这两次战争都是多数联邦的主持者获胜； 第三，得胜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都有先进的技术，而且在工业方面的优势可以压倒对方； 第四，随着联邦事业的胜利而来的都是工业的巨大发展，这样就使美、德成为英国在工业方面竞争的对手。(见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三章“历史会重演吗？”，第30页) 二、英国工业革命在世界的重演。 英国的工业革命看来好像是一次独特的历史事件，但是，它确实已经成了经济变革的最早实例。从1870年开始，类似的革命逐步在大批西方国家以及一些非西方国家发生。 “从近代西方世界诸多联邦国家的形成及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工业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在产生一系列或多或少是同一时代人类相同成就的典型的意义上重演着。但这些不同事件的同时代性只是非常近似的。”“结论看来是这样的，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在一些场合确实时常进行着很有意义的重演。”“我认为，这种在人类事务中表现的重复的趋势，不过是著名的创造机制的一个实例而已。……如果人类历史重演的话，那么这种重演应是根据宇宙总的节奏进行的，但这种重演模式的意义在于它把创造活动推向前进。由此看来，历史重复性因素表现为一种创造活动的自由的手段，而不是上帝和人作为命运的奴隶的特征。”(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三章“历史会重演吗？”，第31～32页) “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来眺望历史，迄今，历史在产生我们西方所属的这种人类社会中已重演了大约20次了。把我们自己作为可能的例外，所有这些称之为文明的社会种类的代表都已灭亡或即将灭亡了。更进一步，当我们仔细研究、比较这些已经灭亡或即将灭亡的文明时，可以发现这样一些迹象，即在这些文明崩溃、衰落、消亡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重复的模式。”“教训似乎在于，一种社会遗产是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移植的。”(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33、96页) 从以上引文我们不难看出，汤因比的这些观点都基于他的一个理论，那就是：所有的历史在哲学的意义上讲都是同时代的。同时代的重演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重复着。同时代的思想是汤因比历史重演论的基础。 戴名世曰：“虚其心以求之，平其情而论之。”立传须“设其身以处其地，揣其情以度其变”。(戴名世：《史论》，见《南山集》，第1册，第100、99页)司马迁欲设其身以处孔子之地，故“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史记·孔子世家》，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7页)；“吉朋欲设其身以处恺撒之地，故访罗马废墟，摩沙古人遗迹，‘流连徘徊者数日’；……虽身处其地矣，若不揣其情、度其变，则亦枉然。揣情度变要能神交古人、将心比心。柯林武德谓：……若化作古人，思古人之所思，想古人之所经历，决古人之所决，而后可以知古矣。”“近人马士丁(Rex Mastin)谓，人心可通，然今古有异，故今人欲得古人情思，宜‘通史变而为言’(transist orical generalization)，详阅氏著《史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pp.249～250。可补柯林武德之未逮。”(以上详见汪荣祖：《史传通说》，第83～84页) 汤因比为了了解希腊也曾在希腊和罗马的废墟上漫步，进行实地考察，回想古代战争当时的情景。他在《我的历史观》一文中曾说过，为了考察义巴敏达将军和菲罗波门将军的遗迹，曾在希腊作徒步旅行。他也曾感受过修昔底德所感受过的经验，他说：“我记得1913年的一天，当我沿着索夫克郡的灰蒙蒙的、平静的北海海岸散步时，我对历史上有名的地中海产生了一种深切的怀念之情。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我正在给贝力奥尔学院读古典文学的大学生们讲授修昔底德的著作，那时，我的理解力突然得到了启发。我们在当时的世界上所感受的经验，修昔底德在他所处的世界中早已经历过了。我用一种新的理解，即通过领悟他的文字的含意和体会他的语言中蕴含着的感情，重新读着他的著作。直到我本人也遇到了那种曾经启发修昔底德写出他的著作的历史转折点，我才体会到这些含意和感情。……不管年表怎样说，现在已经证明修昔底德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在哲学意义上说是同时代的。”(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75页) 一些历史学家反对“历史重演”的理论。在他们看来，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事件，过去既然已经消失，它就一去不复返，所以历史学不是科学，也不可能成为科学。历史学研究的既然是过去的事件，是一次性的、永远消失了的，因此是不可能重复出现的事件。所以它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的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的定律告诉我们，物质与能量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转换，即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从有效到无效，从有秩序到无秩序。”(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页)“时间不等人”、“时光流逝”、“时间不会倒走”，“时无重至，华不再阳”、“岁月如流水”等等，确是至理名言。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时间是不可逆转的，时间流失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前。历史学既然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那它当然也就不会倒转，因此它也就不可能重演。他们认为，历史上有一个汉高祖，以后就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汉高祖；历史上有一个鸿门宴，就不会再有第二次鸿门之宴。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虽然汉高祖只有一个，但是皇帝却不止一个；他们的共同特点就在于都是封建皇帝，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叫鸿门宴的宴会尽管只有一个，但是类似于鸿门宴的历史事件在历史上却屡见不鲜。鸿门宴之所以出名，至今为人们所传诵，乃是有其经验教训在内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之所以有用，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古人云：“古今事苟无一相类，复用读史何为？”因此，“古之事虽异，而所凭借之境，则无不同”。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必须把这一点与柯林武德“历史重演”论区分开来，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概念。柯林武德指的是历史学家在写历史著作时在自己的头脑中重温过去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历史事件一再出现。 排版 | 许靖利 编辑 | 谢达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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