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抗癌的上策、中策与下策究竟是什么

孙子兵法中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在抗癌的战斗中，也有上策、中策、下策之分。

上策是健身防癌；中策是早诊早治、主动杀癌；千万要避免下策——被动杀癌。

抗癌上策：健身却癌

孙子说“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主要就是孙子说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就是通过谋略、策反和外交手段，而不是通过战争。

如果从抗癌战的全局看，上策确实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主要就是癌症的预防。通过改善环境。避免接触致癌物，改进生活方式、增强自身抗病能力，使癌症不发生，或使癌症长期处于可控状态。

可惜的是，尽管大家都知道吸烟不好这么简单的事，很多人还是不能下决心戒掉。

不通过消灭肿瘤的手段来控制癌症，笔者以为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机体和癌的力量对比处于相对优势，这样才有可能通过“外交谈判”来达到目的。如果处于明显的劣势，您想谈人家也不会和您谈(除非您联合了很多其他势力)。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和中医“治未病”的思想似有相通之处。《内经·素问》中有一句话，“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意思是说，如果不重视预防，等癌症已形成再去治疗，就好比口渴才想到去挖井，为时已晚。

2013年10月，我看外宾门诊。患者从印尼来，1997年首次来诊，为乙型肝炎处于稳定期患者，俗称“乙肝小三阳”，即乙型肝炎病毒标记中表面抗原阳性、e抗体和核心抗体阳性；谷丙转氨酶(现称丙氨酸转移酶，ALT)正常。但甲胎蛋白(AFP)略高于正常，为50微克／升(正常值为

通常在不伴有肝病活动证据基础上的AFP异常升高要警惕肝癌。但仔细的超声检查，除见肝硬化结节外，未见占位性病变。

我们只好给予中药小复方治疗，请患者3月后来复查，结果未见变化，以后改为半年来查，亦未见病灶。但AFP始终徘徊为40—55(仍略高于正常)，而肝功能化验也始终正常。

这次门诊已经是AFl>轻度升高的16年(此次为52微升／升)，但仔细的超声检查仍然和以前一样，只见肝硬化结节，未见肝癌病灶。

16年来患者只是服用这个小复方中药，开始每天服，后来隔天良，有时间断；仍每天上班、走路。患者脸色红润，精神好。

这个例子很少见，过去这类情况常在几个月或1—2年内出现肝癌。直到最近我们的实验研究发现这个小复方可下调肝癌干细胞样细胞标记(使细胞趋于良性化)，下调肝星状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改善细胞所处的微环境)，从而提示其有可能有助减缓肝癌细胞恶变的作用。如果真的这样，是否属于孙子说的“伐谋伐交”的作用呢?笔者不敢下结论，但值得思考。

抗癌中策：早诊早治、主动杀癌

孙子在“谋攻篇”中说到的“伐谋、伐交、伐兵、攻城”，是指通过谋略和外交都未成功才“伐兵”，最后才是“攻城”。

这里的“伐兵”，在癌症治疗中应属于采甩消灭肿瘤疗法；而“攻城”则似可属于大规模消灭肿瘤的办法，例如各种实体瘤的手术根治术，较大剂量的放化疗等。

在百余年的抗癌战中，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癌症的早诊早治成为可能，几乎所有实体瘤病例都证实，早诊早治是大幅度提高癌症疗效的最主要途径。

到21世纪，国际抗癌联盟仍认为癌症的早诊早治可挽救生命。以肝癌为例，同样是手术切除，直径小于5厘米的小肝癌切除，生存5年的比例将近占六成，而大肝癌切除者只占三成。前者事半功倍，后者事倍功半。因为这时癌肿还较小，用消灭肿瘤疗法(手术、放疗、化疗、局部治疗等)，可以既消灭肿瘤，又不太损害机体。

现在的情况往往相反，对如何发现和治疗早期癌症不够重视，例如年度体检，很多人说我身体历来很好，没有必要每年去查。说也奇怪，往往就是这些所谓身体很好的人，因一次体检遗漏而丢掉性命的。对一些已知的某种癌症的高危险人群(例如有乙型或丙型肝炎的人群是肝癌高危险人群)，又未能做到主动定期检查，也同样会失去早诊早治的机会。

抗癌下策：被动杀癌

前面已经说过，孙子认为用兵之法“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说的是攻城是下策，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孙子还十分形象地描述攻城的弊端：为了攻城，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做各种准备，而将领攻城心切，不惜牺牲三分之一的将士，但敌方城池仍未攻下来。

这就是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末所每天遇到的情况，肿瘤巨大，手术要花十几个小时，手术中出血有时可达1万毫升，术后每天忙于抢救，而患者常在几天或几周内死去。那时为救治患者心切，还有采用“超根治手术”的，对腹部的癌症，几乎将腹部脏器掏空，手术可谓异常“壮烈”，观战者人山人海，而结果可想而知。

即使现在，医生经常遇到的是，患者患晚期癌症，家属和单位就急着托关系，找最好的医院和医生看病，一大批家属和单位人员都陪着患者来“求”医生。

其实这时即使华佗再世，恐也难以达到治愈的目的。一仗打下来，往往是两败俱伤，手术下来半条命，放化疗下来头发掉光，再贵的“补药”也补不起来。这就是孙子所说的“其下攻城”，等到病情较晚，需要大规模应用“消灭肿瘤疗法”，“仗”打得空前激烈，甚至可以登报，而后果甚差。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为此，无论从抗癌战的角度，还是从个别人对待癌症的角度，都要力争上策(健身防癌)，抓紧中策(早诊早治，主动杀癌)，避免下策(被动杀癌)。

（本文摘自汤钊猷教授所著《中国式抗癌——孙子兵法中的智慧》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