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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型政府 数据开放条件下的政府治理与服务转型趋势  文 / 郑磊 我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正在研究的政府可能出现的变化和动向。首先给大家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上海 第一个来自于上海。5年前上海市绿化与市容管理局做了一个APP应用，因为他发现一个城市的痛点——不容易找到公共厕所，于是他就把政府所掌握的公共厕所数据做成一个APP应用，你可以像大众点评找吃的一样寻找附近哪一个公共厕所离你最近，点开可以看到厕所的开放时间，位置在哪里，是否有纸，蹲位有多少，还会有群众的评价。你甚至可以一键导航找到这个公共厕所。这个应用听起来感觉非常好，内部也是表扬的，但是我们回过来看这个模式，有没有什么问题？首先，大家注意到APP的名称叫上海公厕指南，在座的大家回想一下，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有过几次上公厕的经历？你最近一次找的厕所是什么厕所？是公厕吗？我自己一定会先去五星级酒店上高级免费厕所，或者会去麦当劳、肯德基内的免费厕所。而这个APP里面只有公共厕所的数据，没有其它的厕所数据。  我就反过来问，为什么不把其他的厕所放进来？他们一般的回答我完全可以预期，他们会说我们怎么可能有别的厕所数据？我们把我们的数据做成APP就非常好了，我们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了，就是公共服务的互联网模式。但是，我马上就反过来问，你们为什么要把公共厕所的数据开发成一个应用？这个应用实际上是一锅夹生饭，对公众来说，你告诉我500米外有一个公厕，你却不告诉我50米有一个酒店，你让我跑这么远。你能不能把这样的公厕数据开放给社会，让市场来应用？他们根据用户的使用场景或者公众的需求仍然能够让大家找到厕所，但是没有必要政府自己来做一个这样的应用。缺少公厕的数据，缺少市场的数据，这些公司自己会去找，他们会找遍厕所，酒店的厕所，麦当劳、肯德基的厕所，跟政府的公共厕所数据放在一起。如果公共厕所的数据开放出来，百度、高德会用，大众点评也会用，这是一个上海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纽约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是纽约市开放的政府部门对餐厅的检查记录，有几十万条，餐厅在什么时候发现了什么问题，或者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投诉？这是一个数据集，政府不用开发APP就把这些数据开放出来，开放出来以后就发生了一些情况。有一些码农（程序员），有闲散时间，同时也有技能，他们就拿这些数据开发了一个APP应用，叫“别在这里吃”。如果你走进一家餐厅，APP发现你进了，马上给你发警示，告诉你最近餐厅被查出一些什么问题？吃不吃你自己决定。  现在的大众点评可以告诉我们餐厅好不好吃，但不能告诉我们能不能吃？能不能吃的数据其实政府有，但是这个数据并没有被应用。老百姓只有走进餐厅看到墙上那个笑脸或者哭脸才能知道，或者吃完饭才能知道。美国版的大众点评，除了告诉你好不好吃，还有一个健康指数，你点开以后可以看到在2013年8月1号的常规检查当中发现了3个问题，89分，在2013年1月的常规检查发现了6个问题，降到81分，但是在2012年8月22号的常规检查中没有问题，变成100分。这个数据其实也来自于政府，但是开发这个应用政府一分钱也没有花。如果我们把政府掌握的数据比为大米的话，你把大米开放给社会，市场会根据他们的需求，开发出各种产品。根据自己的喜好，爱吃粥的就做成粥，想做炒饭就做炒饭，白米饭、煲仔饭、米粉都可以，同样的数据可以开发出五花八门的产品。但是，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自己把数据开发成了应用，经常开发出一锅夹生炒饭，想吃米粉没有，想吃白米饭没有，因为我已经把他做成炒饭了，想要数据不能给你，做的也不怎么样，所以叫夹生炒饭，所以满意度都不高。  故事之外 我们来看看国外的一些案例。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开始提出开放政府数据的计划，到目前为止已经开放了20万个联邦政府的数据集。除了开放数据之外，他们还把公众基于政府数据开发的应用挂在开放平台上。你用我的数据开发了应用，做好了我给你挂上来，渐渐的这个平台就相当于政府开的苹果应用店和安卓应用店，提供的都是公共服务的产品，但是开发不是政府自己完成的，而是共创完成的。英国已经有一位专家提出这样的模式，把政府开放的数据作为供给侧，把政府可以公开、不涉及到国家安全、商业机密、隐私的数据开放出来，让社会和市场来充分利用，形成一种合作共创的治理模式。  Data.Gov：美国政府数据开放门户网站 大家还记不记得早期手机上的应用是由手机公司和它的合作者开发出来的，你买不同的手机应用是不同的，你想要多的应用就要换个手机，只有它才有这个应用。这是目前我们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但是，现在的苹果手机或者是安卓手机，每一个应用并不是手机公司自己开发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开发的。应用开发完之后，苹果进行审核，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就给你挂出来。我如果是一个开发者，发现有一个需求上面没有应用来满足，自己就可以去开发。这样形成一个动态的开放共创的模式。政府的公共服务也可以借鉴这样的模式。英国的专家就提出了这样的概念，叫政府即平台，将政府传统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自动售卖机的模式。纳税人从这个口里面交了钱，我给你提供公共产品，但是公共产品的数量是有限的，种类是有限的，不一定是个性化的。有产品还是好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交了钱，机器发生故障，产品没有出来，钱也没有出来。这个时候老百姓会干什么事情？我们就会使劲地拍自动售卖机，只能投诉，不能干其他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们要推出一个新的概念，能不能从自动售卖机的模式走向一个市场的模式？我们是开超市的，或者是开集市的，政府的责任是把平台搭建起来，让市场的人进来，在里面提供产品、服务、信息，政府的责任变成了监管这个平台，而不是自己开发应用，不是自己提供产品。政府是一个召集人和赋能者，而不是一个行动者，不是你自己去开发找公厕的APP，而是你创造一个平台，制定一种激励机制和监管审核机制，召集大家来提供产品，然后把公共数据开放出来，让他们开发产品。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条件呢？因为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智能移动社会的产生，市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相互连接过，并具备技能和热情解决他们自己遇到的问题。 所以，一个开放的平台是能够让政府内部和外部的人都能够进行创新，而不仅仅是内部的人来开发，你可以充分利用社会上的这些力量。所以，你把平台做成一个集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产品，让这个集市成为社区居民自己交换产品和服务的地方。接下来政府是不是没事干了？不是，政府有更重要的责任，政府是一个市场的经理，你把这个平台搭起来，还要让它有活力，还要激励它，然后还要监管它，你不能让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进来，你仍然要维持这个市场的秩序。 （本文系复旦大学副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在2016“生活与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有删节） END  扩展阅读 我们讨论会 ID：WMtaolunhu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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