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汉武帝

说不尽的汉武帝                     

           周绚隆           2017-02-10                  

   与当下历史剧所普遍采用的戏说方式相比，正剧无疑能在人们的心里激起更大好奇——人们期待着从中了解历史的真实样子。但这种好奇往往容易导致一种误会，会使普通的观众把戏中的故事当成实际的历史。
　　

   《汉武大帝》播出时，一时间好评如潮，评论中有一种响亮的声音，一致都说它忠于历史。对于这部剧，我断断续续看了一部分，总体感觉不错。说实话，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是回避看历史剧和古装剧的，主要就是受不了这类片子的粗制滥造和荒唐无聊。《汉武大帝》我是看下去了，而且还愿意看。我觉得，这部戏在整体剪裁上很紧凑，对一些人物关系和主要事件的处理也很到位，陈宝国的精彩表演更给全剧增色不少，这些都是很吸引人的地方。当然，问题也不是一点没有，如对司马迁的处理就让人感觉差了一些，但这些并不会妨碍普通观众对它的欣赏。　　

  我所担心的，倒是这种所谓“忠于历史”的提法。不过这种担心并不全是冲着电视剧来的，有一半是对着我们的观众和评论界的。　　

  说得绝对一点，历史是没法“忠于”的。　　

  且不说我们与西汉隔着两千多年的时空距离，就是与武帝同时的司马迁，他的记载也不能说完全客观。　　

  《史记》《汉书》提供给后人的其实只是一个历史梗概，要重现这一段历史，大量的细节得重新补充。　　

  说到细节，名堂可就多了，同样的一句话，一脸严肃地讲和神情诡秘地讲，效果会截然不同。这里涉及一个叙事策略的问题，它直接影响着人们阅读时的感受。　　

  比如《史记》中记载的尽是汉武帝迷信神鬼、上当受骗的事，而且记载不厌其详，《汉书》的记载相对就要全面得多。如果没有《汉书》，后人对汉武帝形象的认识肯定要大打折扣了。所以对史家来说，应当警惕对细节的迷恋（班固对司马迁的《史记》最不以为然的就在这些地方）。　　

  而对电视剧的导演来说，则应尽可能地捕捉和补充细节，这是安排场面、刻画人物最为有效的手段——蹩脚的细节设计当然不能算在内。所以历史记载的简略，恰恰给了电视剧编导们一个大大发挥的机会。　　

  对电视剧来说，这种发挥只要不出格，只要能达到表现的目的，完全是合理的。但对于想从中了解点历史的人来说，则难免会上当受骗。因此“忠于”一说是要打折扣的。　　

  回到《汉武大帝》，有几个细节就是靠不住的。如最早说过让梁王做储君的乃是汉景帝本人——此话当然也中窦太后的心意，只是景帝说了没有当真，而太后与梁王听了都当了真而已。电视剧将其改为是太后一意主张让梁王做储君，并且还逼着景帝表了态。另如钩弋夫人，《汉书》只说她“从幸甘泉，有过见谴，以忧死”，电视剧为了表现汉武帝的英明远识，改成他为防止在自己百年之后出现皇后掣肘、外戚乱政的局面而将其赐死。这样的改编虽然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但对于表现汉武帝的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和杀伐决断却是有积极作用的，不但没有破坏他性格的完整性，而且有助于对其形象的塑造。所以对电视剧来说，完全“忠于”历史未必就一定好，要想让戏好看，有时候也得对历史稍稍地“不忠”一下。　　

  历史上许多真实的内幕和细节，正如电视剧中汉武帝的一句台词说的：“天知道呢！”人们常说，政治就像演戏，戏中所演的政治，不是儿戏，也近于儿戏。　　

  放弃了对电视剧的幻想，喜欢“求真务实”的人难免感到遗憾——心中悬着的念头还没有落实呢。　　

  历史上的汉武帝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给出各自的答案。研究军事史的人，会告诉你汉武帝时期如何北击匈奴、东征朝鲜、南服南越，以及每一次重大战役是怎样打的；研究历史地理的人，则可以给你画一幅汉武帝时期的帝国疆域图，这样的地图记载着我们民族过去的骄傲；研究外交史的人，当然要自豪地告诉你汉武帝时期如何开通西域——张骞和苏武是使臣中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明星；研究经济史的人，要告诉你汉武帝时期如何实行盐铁专卖，增加国家税收；研究政治史的人，会告诉你汉武帝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增强朝廷的控制能力，从而使汉王朝走向鼎盛。　　

  这些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是旁观者的视角，是不计切身利害的观点。　　

  翻开历史，我们永远能看到一群群无言的身影，他们永远是背景，史书中没有他们的名字，代表他们的只有数字。汉武帝时期的对外战争，汉朝军队死伤人数动辄上千上万。即使几次出使西域，派出的使团也常常去多回少，有时甚至有去无回。张骞第一次出使时带去了一百多人，最后仅二人生还。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对于相隔久远的我们来说当然不会造成太深的刺激，但其现实的伤痛却在距其不远的后世诗文中被反复咏写，所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即是一例。　　

  由此出发，又涉及到一个如何看待汉武帝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对汉武帝的功过应该是四六开，甚至是三七开。我觉得这样的处理太过简单。因为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具体如何评价，而在于要确定怎么样的判断标准。毕竟，用现代的法律标准对一个两千多年前的人进行评判，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产生歧义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同的人们所持的标准不同：有人坚持政治标准，有人坚持道德标准，而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政治有强烈的目的性，强调的是结果；道德则强调过程的合伦理性和合理性。　　

  这样在政治上合理的，常常不一定合乎道德的标准，所以不择手段就成了政坛黑暗的一个代名词。相反，合乎道德法则的，又并不一定能适应政治的游戏规则。矛盾的凸现应该引起我们更深的思考：一个人可以影响历史，但不能决定历史。决定历史走向的是各种力量的合力。　　

  所以对汉武帝，我倾向于另外一种立场，更愿意对他进行描述。　　

  我始终认为汉代在我国历史上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的文化融合，而且这三次都是在由乱而治的过程中实现的，每次融合都带来了文化上的大繁荣。第一次融合就发生在汉代。　　

  秦以前，中国的文化分别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形成了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两大分支，虽然两种文化在战国纷争的局面下也时有交流，但各自始终保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楚文化一直在中原受到鄙视和排斥。秦代虽然统一了全中国，但因天祚太短，制度上的统一尚未彻底完成，加以秦人起于北方，对南方文化抱排斥的态度，所以秦的统一并不稳定——特别在文化心理上还没有形成统一性。　　

  汉代秦以后，承袭秦制，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文化的统一。特别是汉兴于楚，汉初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都是楚人，他们把楚文化带到了中原。这样楚文化开始在中原得到重视，与中原文化取得了平等的资格，两大文化支流才真正地开始了融合。　　

  到了汉武帝时代，这种融合基本完成，其主要标志是出现了散体大赋这种新的文体。这次文化融合的最大意义是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同时也使全中国初步形成了统一的文化心理。此后，统一的国家观念一直深入人心。另外，后世作为传统的许多东西，也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确立的。　　

  如对于儒术的尊崇，确立了儒家学说在此后近千年封建统治中的核心地位。武帝以前，儒学与其他诸子之学基本上是平等的，孔子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这种局面就彻底被改变了。　　

  有了这样一个核心作保证，中国文化在经历魏晋南北朝大动荡的时候，才能不被外来文化所吞没，并在隋唐以后重放光彩。　　

  对此，只能说是时势造就了英雄。但对漫长的中国历史，能施于如此深远影响的，又有几个人呢？这恐怕又不完全都是偶然吧？　　

  诚然，刘彻并非完人。他的暴戾、强横、自大、专制，让人恍惚中看到一个魔鬼的影子常常出现在他的身旁。但是纵观历代的皇帝，有几个不是有着这样那样的魔鬼附身的呢？所以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体制上，专制使最高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人性中的各类魔鬼自然时不时地就会探出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