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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强盛与衰弱之间 ——中国历史的启示 之十九（下）、司马氏篡位：（豪族走向皇权政治前台捣毁帝国四百年立国之本 （四）司马师、司马昭巩固司马懿的劫夺 司马懿死于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八月，《晋书》说他是死于“梦贾逵、王淩为祟”。实际上是王淩反叛，司马懿抱其老病之躯，亲征淮南，难免对其健康形成损害，致命一击；亲征淮南也表明稳定淮南局势，对司马氏的皇权劫夺，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司马懿之子司马师以抚军大将军辅政，继续执掌朝政。司马师从嘉平三年执政至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去世，期间不足五年，为时并不长，但对司马氏代魏的进程，确是意义非凡。 司马懿死后，尽管司马师平稳地实现了权力的接收，但是其面临的政治形势相当严峻。司马懿对曹魏政权的控制更多的依靠其个人的政治声望和长期积累下来的人脉资源，其生前并没有完成对潜在政治反对者从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清洗，司马师继任时曹魏的权力结构大体是：“诸葛诞、毋丘俭、王昶、陈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邓艾、石苞典州郡，卢毓、李丰掌选举，胡嘏、虞松参计谋，钟会、夏侯玄、王肃、陈本、赵酆(fen)张缉预朝议，四海倾注，朝野肃然。（《晋书》卷二《景帝纪》） 这些人当中，“心存曹氏”，反对司马氏的人自然为数不少。 历史学者仇鹿鸣正确地分析说，司马师首先要面对的困境使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不足，司马懿专权尚可以以魏明帝曹睿的遗诏为借口，其本人本就是曹魏的股肱之臣，集威势、功勋于一身，且无出其右者。但是司马师的执政时权力在权臣家族内部传递的结果。尽管司马师援引“伊尹既卒，伊陟嗣事”的典故来为自己辩护，希望藉此将司马懿的威望与掌握政权的合法性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但是，截至此时已有的封建制度是，只有君权可以世代传递，大臣的权力来源是君主的授予，权臣家族内部的权力交接是岁君主权力的一种公开挑战，也往往意味着对于皇权的觊觎。司马懿、司马师父子之间的权力交接，明确昭示着司马氏的野心，必将激起忠于曹氏大臣的反对。威望以及功勋皆不及乃父的司马师，决心通过建立事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十一月令司马昭都督王昶等三道伐吴，不意却被此时的吴将诸葛恪大败于东关。无巧不成书，其实曹魏一方的司马师、东吴一方的诸葛恪都处于刚刚掌握政权的微妙时期，都需要通过建立疆场武功作为巩固执政地位的一个手段。诸葛恪筑城固然有挑衅的味道，司马师轻率的过激反应恰好堕入诸葛恪的圈套。 司马师在通过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三人的三征献策后，最终抉择的军事部署是诸葛诞、胡遵等率步骑七万围东关，作为主力；王昶攻南郡，毋丘俭向武昌，牵制上游吴军，基本上采纳的是诸葛诞提出的战役设想。但在战败之后，司马师却引躬自责：“我不听公休（诸葛诞），以至于次，此我过也，诸将何罪”。并么有处罚战败诸将，只是削除了其弟司马昭的爵位，以示惩戒。似乎是没有坚决遂行诸葛诞的围城打援的战役计划，当王仪提出主帅应当承担战败责任时，立即激怒了刚刚引躬自责过的司马师，并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可见东关之败是当时司马氏极其忌讳的一个话题。司马昭当时的身份是持节、都督、安东将军，可擅杀无官位之人，若在战时其权力则与使持节相同，可擅杀二千石以下。从王仪之死中可以窥见在司马师表面上宽容诸将、引躬自责的背后，更在警惕地防备着任何以战败为借口，动摇司马师执政地位的尝试，当时朝中安定的表象后面弥漫着紧张的政治气氛。 其后，司马师并没有放弃通过建立事功来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努力。又于嘉平五年公元253年令陈泰讨胡，亦无功而返。这两次战役的失败，沉重打击了司马师的权威，致使曹魏政权呈现出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更刺激了执掌东吴政权的诸葛恪的政治野心，嘉平五年，吴、蜀汉两国相约共同伐魏，司马师面临执政以来最为严峻的政治形势，幸好司马氏接受了傅嘏、虞松的正确建议，处置得当，首先集中兵力迎击乘胜大举攻魏的诸葛恪，任命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叔父司马孚都督前线，率军二十万迎敌，而诸葛恪则由于轻敌冒进，受困于新城，大败而归。班师回朝后被孙峻发动政变杀死。举毋丘俭、文钦以后发动淮南二叛时的檄文，此次大战归功于司马孚、毋丘俭等人，正是他们采取了杜塞要塞，不与争锋，还固新城的正确战役部署，而且这场战役中淮南将士“冲锋履刃、昼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涂地，自魏有军以来，为难苦甚，莫过于此”。（《三国志》卷二八《毋丘俭传》裴注引毋丘俭、文钦上表） 这次史无前例的据险死守、被动挨打得来的战役胜利，为司马师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诸葛恪死后，吴国一直内乱不已，再无力对曹魏发动像样的攻击。 司马师接受曹爽轻易改革旧制导致失去大批老臣支持的教训，维护曹魏官僚阶层的集体利益，为巩固权力赢得了时间；他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太后的从弟、才具平庸的郭悳(de),试图以婚姻关系巩固双方的同盟，同时内政上立政以威。 司马师所面临的另一项挑战是培养一支支持自己完成魏晋嬗代的政治势力。本来他作为贵戚子弟，青年时代就与许多曹魏重臣的子弟有通家之好，往来密切，所以他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司马懿的权势网络，吸收了许多曹魏功臣子弟作为其集团的核心力量。司马师这段时间迎纳的贾充、钟会等人，在魏晋嬗代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此时的司马师所征辟的人物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名士，可以弥补自己政治声望的不足，如山涛、李熹等人；另一种是出身不高，但确有才能可以为其所用的人物，如石苞等。司马师所采取的进用人才的方阵，既保证了曹魏贵戚子弟中原本的可运用基本力量，不断地转投司马氏的门下，也就是不断地削弱了曹魏政权的基础，又保证了新进才俊归于司马氏的私门，并逐步用霸府取代了朝廷的日常运转，使鼎革之势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形成。 司马师的高压政治统治与独断朝政，自然激起了忠诚于曹氏的大臣的反抗。嘉平六年公元254年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大夫张缉试图拥立太常夏侯玄辅政，被司马师发觉，给于皆族诛的严厉惩罚，终于给机会让司马师铲除了异己政敌。 此后的司马师借这次不成功的政变，采取了一些列的行动，加紧了嬗代的进程。三月废皇后张氏；九月废齐王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废后、废帝以立威，往往是权臣进行易代革命的前奏，立即引起淮南将领的反对。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正月，镇南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矫太后诏，起兵讨司马师，其时患有严重眼疾的司马师在傅嘏、王肃的劝诫下御目疾东征，全力讨平了毋丘俭、文钦，稳定了淮南局势，之后眼疾转甚，死于许昌。 由于司马师的突然死亡，西晋开国的皇权转入到司马昭一系的手中了，司马师与司马昭之间的政权传递是在非常仓促、混乱的局面下完成的。 司马攸本是司马昭之子，因为司马师无子，将司马攸过继，这就引来劫夺曹魏建立的西晋皇权新朝埋下了一个掀起更大皇权争夺乱斗的定时炸弹。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的伐蜀之役，功成之后邓艾、钟会二将的争功厮杀，演变成一出“二士争功”的悲剧，这是一段为人熟知的史实，后来再经过《三国演义》的妙笔生花的演绎，遂成为国史上家喻户晓的故事，或许太过脍炙人口之缘故，致使史家们很少注目于司马昭嬗代前后的一切。 从伐蜀之役展开的背景来看，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平定诸葛诞后，司马昭已经剪除了内部的最后一个政敌，仅仅三个月后，就有了“封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的动议。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于是成为中国著名典故。魏晋革命已是箭在弦上，性格刚烈的高贵乡公曹髦不甘心做一个束手待毙的傀儡皇帝，他很勇敢地亲率左右攻打司马昭，自然被司马昭给杀来。这是弑君，而且是公然弑君，这件事件是国史上最严重的罪行，再一次突破了士人礼教的原则底线，甚至在司马氏集团内部也引起了强烈的非议，事已至此，这个事件应该是促成司马昭下决心伐蜀以平息弑君之罪，以及他本人没有直接当皇帝而是让其子司马炎嬗代的原因。钟会全程策划了伐蜀，然后在邓艾功成之后，出乎意料地与亡国降将姜维勾结，反叛司马昭。聪哥司马懿开始，豪族们走向前台的这个字努力，从此浩浩荡荡，不可遏止。 （五）司马氏豪族集团内部的豪族争斗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的伐蜀之役，功成之后却因为邓艾、钟会两个豪族之间的“二士争功”、互相残杀，成为三国演义中的著名故事。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国史上知名度甚高的歇后语典故，正是出在伐蜀战役前后。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平定诸葛诞后，司马昭已经扫除了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对手，对于最后完成魏晋的嬗代，表现出何恩明显的迫不及待，仅仅三个月之后，就有“封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的动议。魏晋革命已经是箭在弦上。性格刚烈的高贵乡公曹髦不甘心做一个束手待毙的傀儡皇帝，竟然冒失地亲率左右攻打司马昭，虽然失败被杀，却也给正在按部就班、紧锣密鼓进行篡夺的司马昭以道义上的强大压力。这是赤裸裸的弑君行为，虽然汉帝国的气数已经，虽然东汉朝末期的汉帝国皇帝呈现出众所周知的腐败衰弱业已毁坏了本已破产的“皇权正统观念”和“君臣大义核心价值观”，虽然曹魏政权的篡夺事实上给以上社会观念体系已然遂行了决定性的摧毁，虽然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系统已经在沦落，士大夫因为价值观体系的坏灭，已经拉开了“由儒入玄”的虚无主义理念时代的序幕，然而毕竟，这个过程不是短时间就开始并且结束的社会变迁，而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的事情。  司马昭的弑君行为，给他的嬗代进程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使之不得不中断了完成篡夺的最后环节，并且不得不将这最后的环节留给了下一代去完成， 另一方面，主政的司马昭又不得不做些什麽，才能稍稍摆脱弑君所带来的政治危机，以便不仅仅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更能够使魏晋嬗代重新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蜀汉随着诸葛丞相的去世，东吴随着孙权的离世，都已经呈现出乱象和难以为继，中国的再一次大一统已经是必然的趋势，景元四年的伐蜀战役，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展开的，“因而在灭蜀之役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司马昭停顿数年的代魏的步伐也骤然加快。其年十月，在伐蜀之役初战告捷之时，司马昭就立刻接受了先前屡次辞让的相国、晋公、九锡之命；在平定蜀国之后，即刻与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三月受晋王封号；五月追封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七月又命”司空荀敳定礼仪，中护军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而裁焉”，并建立五等爵制，各种嬗代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在推进。由此可见，伐蜀之役实际上是一场服务于国内政治目标对外战争，司马昭之所以力主伐蜀，并非是有澄清天下、混一宇内之志，实际上只是想借伐蜀之功，为其嬗代铺平道路而已。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为何在魏晋鼎革完成之后，西晋君臣对于伐吴完成统一大业始终兴趣不大。”——引自仇鹿鸣著作《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当曹魏豪族集团被当时最有权势的豪族集团司马氏家族鼎革之后，豪族们群体之间的相互攻杀争夺战，才刚刚拉开了大幕。而且几乎是与曹魏与司马氏两大豪族集团之间的鼎革同时开幕的。这就是那时令人惊骇的关于伐蜀战役中两员主将钟会、邓艾两个豪族家族之间的相互杀戮。 钟会，出自颍川钟氏，其高祖钟皓也是汉末名士，《海内先贤传》曰颍川先辈，为海内所师者：定陵陈穉(zhi)叔、颍阴荀淑、长社鈡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识难尚，陈、鈡至德可师。’鈡皓为当时的士人领袖李膺所推重，与陈寔、荀淑齐名，是当时名闻遐迩的海内名士，为人所倾仰。而颍川鈡氏与颍川陈氏、颍川荀氏一样，也是汉魏之际影响力极大的家族。钟会之父钟繇是曹魏的开国元勋，位至太尉。  上图：钟会之父钟繇系三国演义著名历史人物，曹魏阵营中的骨干成员，图片来源于网络 钟会是荀勖之舅，钟氏与荀氏两豪族之间有通婚关系；鈡皓与陈寔之间相互倾慕，还成就了汉末士人之间交谊的佳话。司马氏仕魏之后，通过交往与通婚关系，与颍川陈氏、遗传荀氏建立起密切的关系；鈡会本人敏惠夙成，少年时就受到司马懿好友蒋济的赞赏，可知钟氏与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同处于一个关系密切的社会网络中；到了鈡毓兄弟、司马师兄弟时，两族之间已经是通家之好，相互之间情谊甚笃。  上图：钟会画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司马昭对于钟会的信任与重用，就建立在这样非同寻常的深厚友情之上。 邓艾则是曹魏政权创业过程中非比寻常的功勋元老。我么熟知的标示曹魏创业集团成功的重大政治路线指引下的经济政策——屯田制，也就是大规模的军屯、民屯，邓艾在淮下主持的上万顷的屯田，解决了大部分的曹魏军队军粮供应。 与大多数的曹魏大臣的出身不同，邓艾的出身非茶馆低微；本是襄城典农属下的部民，是司马懿发现了他的才能，辟为掾属，邓艾才得以步入仕途，其后无论是淮南的屯田，还是在关陇前线与蜀汉名将姜维的对峙于抗衡，邓艾都呈现自己是曹魏阵营政治军事领域中的卓越干才。尽管如此，邓艾从来没有成为司马氏豪族集团的核心人物。因为构成司马氏豪族集团决策层的核心人物，大都是曹魏功臣的后裔，司马氏兄弟与钟会等豪族子弟有着相类或者近似的家世、文化背景以及深厚的个人情谊。  上图：邓艾画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邓艾是司马懿提拔的人物，他在年辈上要长于司马氏兄弟，他与司马氏兄弟的关系自然无法如同钟会、贾充与司马氏兄弟般亲近。司马懿离世后，对于司马氏兄弟而言，也有一个如何驾驭邓艾这样的功勋老臣的问题。 为了防止出现诸侯坐大的局面，司马氏兄弟采取了削弱地方势力的举措，例如把一些原来控制地域较大的都督区分割为几个较小的都督区。按照这样的原则，原来的雍凉都督，就被分割为关中都督和陇右都督。甘露元年公元256年，邓艾以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的职位驻守陇右，而战略地位相对而言更重要的关中都督，则被授予授予司马昭的从兄司马望。这就已经昭示出司马氏兄弟与邓艾元帅关系的复杂性，司马氏兄弟需要邓艾的军政才干，以依仗为控制国家权力的柱石，而另外的方面，邓艾不是其豪族集团核心层的成员，因此又是他们防备的对象。而邓艾在对蜀汉开战的政治决策上持反对的态度，恶化了他与司马氏兄弟的关系。 钟会则不然。钟会与司马师本是通家之好。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淮南三叛”之一的毋丘俭起兵反叛时，钟会就随同司马师出征，是典机密事的重要谋士。同年，随着司马师另外一名重要的谋士谋士傅嘏的离世，钟会成为司马昭最得力的心腹谋士。其后，司马昭平定淮南三叛之一的诸葛诞反叛中，多是由钟会居间谋划，职位是从事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甚至被当时人称做是司马昭的子房。此时，钟会凭借司马昭的信任与重用，权势达到了顶峰，“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出自钟会之意。”（《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 因此，当司马昭弑君后需要借助伐蜀之战的胜利巩固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时，钟会成为澶某其中的重要腹心。 伐蜀之战役的结果，出人意料，按照战前钟会战役计划的细节，魏军最初的战略意图是，发动一个钳形的攻势，邓艾、诸葛续各统军三万，从陇西进攻实施一个战役上的牵制，具体计划是邓艾进取甘松、沓中阻扰蜀汉统帅姜维的行动，诸葛续进占武街、桥头切断姜维的归路，实施前后的夹击，阻止姜维退往汉中，以便使钟会主力大军实施快速的奇袭占领汉中，并且打通进攻成都的通道。可见，钟会应该是那个实施奇袭的胜利者；但是一切因为行动迟缓慢了一步的诸葛续而发生了改变，姜维随即迅速摆脱魏军的纠缠，引军退往了剑阁依仗天险，与钟会统帅的魏军主力对峙。如此，原定战役计划实际上已经无法继续，邓艾继续向东与钟会会师的行动也已经变成毫无意义。邓艾于是做出一个极端冒险的决策，他亲率分给他的哪啊三万军士，改走极其险峻的阴平小径，穿越七百里德尔无人山地，绕开了剑阁天险，直接到达了成都边沿。这是邓艾为魏军创造的不世奇功，惊世骇俗。邓艾确实通过这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奇功，令蜀汉一举灭亡，展现了司马懿拔擢他时的独到慧眼的应验。 然而，邓艾也确实违背了事先的战役计划，钟会此时如日中天，作为这次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领导者，钟会的最终结果是无功而返，这对于一向骄横自满的钟会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挫折。后来钟会发动暴乱【钟会之乱是钟会在新亡的蜀汉的将领姜维的帮助支持下，于264年反对曹魏的一场起事。钟会自认为能力足以战胜司马昭，进可以争夺天下，退也能占据蜀汉，遂陷害原同僚邓艾，并且图谋反叛。最终，邓艾被司马昭派来的大名士卫瓘(guan)所杀，杀害邓艾的缘由是卫瓘之前与钟会共同谋划构陷邓艾；钟会策动的叛乱也因为钟会部下的叛变而瓦解，钟会也被部下所杀。】 虽然是钟会谋划叛乱，然而司马昭在处置邓艾家眷时，却你处置钟会的家眷要残酷很多。邓艾子邓忠已经在绵竹与父倶死，“余子在洛阳者悉诛，徙艾妻子及孙于西域”，而对于钟会则只处死了其养子鈡毅以及参与谋叛的鈡邕子息，并因为钟繇、钟毓之功，司马昭赦免了鈡氏其他的子孙，官职如故。 几年后的伐吴战役，又出现了豪族王浑、王叡争功的类似故事。与邓艾、钟会之间的豪族冲突相类似，从益州顺流而下的王叡没有按照原定的战役计划在秣陵停军不进，并且接受王浑的指挥，而是直接攻取了建业（南京），逼迫孙皓的投降，夺取了伐吴之役首功。同样，这件事情引发了王浑与王叡之间的激烈冲突，并且差一点就重演了邓艾、钟会的悲剧。王叡尽管家世两千石，但其家族在曹魏时期没有仕宦记录因此与豪族司马氏家族缺少渊源，在司马氏家族政权中处于边缘的位置，而王浑出自闻名天下的太原王氏，其父王昶为魏司空，其家族与司马氏家族关系密切。王浑、王叡冲突的过程中几乎是邓艾、钟会冲突的翻版“王浑同样上奏王叡违诏不受节度，诬罪状之，有司依旧建议槛(jian)车征还王叡，幸好这次司马炎新朝初建，其处置比较温和。即便如此，司马昭依然无法抵抗强大的支持豪族（世族、士族）王浑 集团的政治压力，在封赏伐吴战功时，明显偏袒王浑，当时人都以为王叡的功重而报轻。王叡本人则为王浑父子以及豪强所压抑，屡为有司所奏，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常以邓艾第二自况，“始惧邓艾之事，畏祸及”。因此为保全自己，不得不处处小心，甚至于王浑会面时，“严设备卫，然后见之”（《晋书》卷四二《王叡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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