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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宋 代 一、宋代政府组织 （一）宋代中央政府 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从政治制度上看，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而已。只能说有变动，却不能说有建立。宋之于唐，似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无制度建立。 1、相权之分割 宋代的相权，较唐代低落得多。 （1）三省 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在皇宫外面，因而只有中书省单独取旨，称政事堂。中书为丞相，地位独重。门下、尚书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政府之最高命令。 （2）两府 枢密院是晚唐五代传下的管军事的新机构。宋人不能纠正，沿袭下来，成为一重要官职。中书省与枢密院，同称两府，然两相对立，也就是宰相管不着军事。 （3）三司 宋代财政，掌握在三个司。 第一，户部司 第二，盐铁司 第三，度支司，度支即是管经济出纳的 司，唐代尚书六部下面的官名。安史之乱，财政困难，为方便直接处理财政问题，有宰相亲自兼领尚书的一个司，如盐铁、度支之类，此虽不可为训，究竟是宰相亲握财政大权，还可说得过去。宋代，因其弊不能革，提高三司地位，由三司独掌全国财政，变成政府财权专落在司的手里，这是极不合理的。 —— 王安石与司马光对宰相掌握财政权的不同认识 王荆公（王安石）变法推行新政，第一措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把户部、盐铁、度支三个衙门，重新组织起来，统一到新衙门（制置三司条例司）里。这一措施，在荆公是想把财政大权重新掌握到宰相手里。 司马温公（司马光）极反对唐代由宰相兼领司职。他认为，财政应该由三司管。三司失职，可以换人，不该让两府参与其事。 这里可见到荆公、温公对当时制度上的一种歧见。 荆公之意，是想把财政大权仍隶属于宰相，这属制度问题，非人事问题，与当时三司长官之称职不称职不相干。荆公是想重新厘定三司权限，把当时所谓中书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的军民财政之职权三分，重新绾合起来。若就制度论，则军民财职权三分，到底是不合理想的。 温公之意，仍主旧贯，只着眼在人事上，并非着眼在制度上。 （4）考课院（审官院） 政府用人，本隶属宰相职权。什么人该用，什么官该升，应是宰相下面尚书吏部的事。但在宋代，却另设一个考课院。考课就等于铨叙，后来改名审官院。又把审官院分为东、西两院：东院主文选，西院主武选。又别置三班院，来铨衡一辈内廷供奉及殿直官。如此则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这是宋初皇室在一种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添设的。如是则不仅宰相和唐制不同，就是尚书成为行政总机关的制度，也都破坏了。 2、君权之侵揽 宋代军事，财政，用人三权都分割了，这显见相权之低落。相权低落之反面，即是君权提升。 （1）唐宋朝仪之比较 唐代，群臣朝见，宰相有座位，并赐茶。古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唐制还是如此。 宋代，宰相上朝，也一同站着不坐。 （2）宋代朝仪演变的原因 五代乱世，黄袍加身作皇帝的，到宋太祖赵匡胤，已是第四个了。皇帝中又能有几个，获得如冯道（五代宰相，先后历仕四朝）那般的客观地位与受人尊崇。皇帝的体统尊严不如宰相，也易使皇帝与宰相之间产生猜疑。据说当时宰相是为了避嫌起见，为表示忠诚拥戴新皇帝，所以过自谦抑，逊让不坐，这样才把政府尊严皇帝尊严渐渐提起，渐渐恢复了。固然这是当时大臣不知大体，又兼之以心理上的自卑，才至于如此。这一转变，说来甚可慨惜。若使在唐代，他们决不会如此。纵使在西汉初年，一辈朴讷无文来自田间的人，也不会如此。那是晚唐五代进士轻薄传下的一辈小家样的读书人，才如此做。但他们当时的用心，终还是可原谅的。然而事隔时久，事情演变的本义忘失了，后人便只见得皇帝之尊严与宰相之卑微了。 （3）唐宋拟撰诏书之比较 唐代，皇帝诏书作为政府最高命令，归宰相中书省拟定，此种拟稿叫做熟拟，亦称熟状拟定。熟状拟定是详拟定稿的意思。中书熟拟送呈皇帝，皇帝亲揽后，在纸尾批几句，用皇帝御印可其奏，此谓之印画。经此手续后，便可降出奉行。此项手续，其实是宰相出旨，只求皇帝表示同意就算。用现代话说，政府所下的一切最高命令，皇帝只有同意权。 宋初，宰相为避嫌，推尊皇帝。为使皇帝威望地位抬高，遇政府定旨出命，先写一劄子，即对于某事的办理提出几项意见，送由皇帝决定，所谓“面取进止”。然后宰相再照着皇帝意见正式拟旨。所以宰相面取进止的诏文，仅是一种草案或条陈，不再是定旨出命的定稿，这与唐代宰相之熟拟相差很大。宋代最高政令的最后决定权在皇帝，不在宰相。至少皇帝不仅有同意权，而有参加意见之权，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所以君权就重，相权就轻了。 （4）唐宋政府政令决定之比较 政府的一切重要指示，本来并不全要有皇帝诏敕才能行之的。 唐代，政事堂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 宋初，尚按唐制，当时谓堂帖势力重于敕命。但后来有诏禁止，中书不得下堂帖，于是改用劄子指挥。实则劄子也还如堂帖。后一地方官不服中书处分，把原劄封奏。宋太宗大怒，令政府公事须降敕才能处分，即用劄子，亦当奏裁。于是，一切政令的决定权便全归了皇帝。直到神宗时，才仍许用劄子。据此诸点，可证宋代宰相之失职。 （5）小结 我们不能因宋代宰相之失职，便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独裁与专制。举一例试说明： —— 宋太祖时，遇某官出缺，叫宰相赵普拟名，赵普拟后交太祖，恰好这人是太祖平时最讨厌的，他愤然说：“这人怎好用”，就把名纸撕了掷于在地。赵普不做声，捡起废纸收起来。过一两天，太祖又要赵普拟名，赵普把已用浆糊黏贴好的破纸又递上。太祖诧问：“如何还是此人”，赵普答道，据某意见，暂时更无别人合适。太祖醒悟，点头说：“既如此，便照你意见用吧！”由此故事，可想象赵普到底还有一些宰相大臣传统的风度。实际上，赵普并不是一个道地的读书人，只因宋太祖信赖他，同时也因实在无其他像样之人物，他才做了宰相。然而赵普却已是宋代开国一好宰相。这并不是赵普个人如何杰出，这是作为宰相，其传统的历史习惯当如此，而赵普也如此了。 宋代相权虽低，我们仍应根据历史事实，不能单凭想象，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全是帝王专制与独裁 。而且宋王室，家训相传，要尽量优假士人，不许开诛戮朝官之戒。北宋诸帝，基本也无暴虐，无专擅。宋代制度之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直到南宋宁宗时，已快亡国，皇帝时时下手条，当时称为御札，激起朝臣愤慨，认为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可见宋代相权，还有它传统客观的地位。宋不如唐，宋代宰相失职，一切仍是制度问题。 3、汉、唐、宋监察权之比较 （1）汉代监察权 —— 御史大夫监察权所及范围，对外是中央、地方内外百官，对内是王室和宫廷。 —— 副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专门监察王室和宫廷，也可说是监察皇帝的。 —— 副御史大夫御史丞，监察中央、地方政府。 —— 就职权分配而言，御史大夫是宰相的耳目或副手。宰相发命令，副宰相御史大夫则帮他监察。宫廷和朝廷，皆受宰相之节制，自然监察权也要内及宫廷了。 —— 后来御史退出皇宫，单独成为御史台，其职权便只限于监察政府，而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但政府官职中的谏官，可以监察皇帝。 —— 谏官自汉代便有，如谏议大夫之属，在汉代属光禄勋。就其官职名义，便是专叫他在皇帝近旁，谏诤和讽议皇帝言行。光禄勋，九卿之一，隶属于宰相，谏议大夫当然是宰相的下属。 （2）唐代监察权 —— 谏官，属于门下省，与给事中同属一机关，如谏议大夫、拾遗、补阙之类都是。大诗人杜甫就做过拾遗。这些官多由有学问，有气节，而政治资历并不深的年轻后进充任。他们的官阶位并不高，亦无大权，但很受政府尊重，还可向皇帝讲话。 “拾遗”是指皇帝遗忘了什么，谏官可以提醒他；“补阙”是指皇帝有了什么过失、要替他弥补。此外还有司谏、正言等，总之正名定义，都是专向皇帝谏诤过失的。 ——唐制，皇帝朝见文武百官后，通常没有特殊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后，皇帝另和宰相从容讨论，这时候旁人不得参加，而门下省的谏官们常随从宰相参加列席。宰相有不便同皇帝直讲的话，可让这些小官讲。皇帝生气了，也无妨大体。因谏官职责之所在，且他们人微言轻，讲错话也自可原谅。所谓言者无罪，听者足戒。有他们在，宰相可免同皇帝直接冲突，这是政治上的一种技术。这技术的产生，当然是因君权、相权之间调节的需要。他们间的关系：皇帝——>宰相——>谏官——>皇帝。 —— 谏官的职责与御史大夫的职责不同。御史大夫监察政府百官，谏官不监察政府，他只纠绳皇帝。如是，若把谏官也看作是监察官，则中国历史上之监察官，应分台谏两种。台是指的御史台。唐代的台官，虽说是天子的耳目，而唐代的谏官，则是宰相的唇舌。御史监察权在唐代已离相权而独立，但谏诤权则仍在宰相之手。 （3）宋代监察权—— 谏垣与政府之水火 —— 谏官本隶属门下省，到宋代，谏垣独立，台官谏官须由皇帝亲擢。即这些谏官，不准宰相任用，也不属于宰相， —— 对皇帝才称谏。谏官之设，本意纠绳天子，讲错话并不要紧。所以谏官的阶位低，权柄小，以言为职，挑选的多为有学问、有名望、有识见、有胆量、能开口的清望之官。一些因讲错话而被免职的谏官，声望反更高，更有升迁机会。所以由皇帝亲擢的谏官，不纠绳天子，转为纠绳宰相，宰相说东，他们便说西，总是不附和，以示“谏”之责。如此，谏垣遂形成与政府之对立形势，成为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 —— 只要是谏官，人人可以单独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且漫无统纪。而政府却不能不理他们的意见。这一风气，始从宋代，也算是清议。清议总是政府的对头。清议固未必全不好，但政府总有掣肘。谏官台官渐渐不分。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没人管。宰相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何以施展？当然，这些多半还是人事问题，而非属于制度。 4、小结 （1）宋代制度，大体都沿袭唐旧，只因宋初太祖、太宗不知大体，把相权拿归自己。然他们种种措施，自始就不断有人反对。 （2）宋初承袭五代积弊，社会读书人少，学术中衰，反对的人，也只晓得唐制不如此而已，并未能通览大局，为有宋一代定制创法。后来的皇帝读了书，懂了历史，懂了政治，社会上的读书人多了，学术中兴，直到仁、英、神三朝，才想对祖宗积弊，进行改革。然积势已成，急切中难以反转。范仲淹失败在前，宋神宗信任王安石，要他变法。然谏官与宰相互相对垒，互相水火，王安石失败在后。 （3）当时的谏官，不似现代西方所谓的反对党 。谏官皆是分散的，孤立的。他们的立场，更像是在主持公议，而并非为反对政府。在道义的立场上，比近代西方的反对党更有力。宰相不听他们所言，便求离职，然名声更大。再任另一谏官，还是依照前任之主张，继续反对。这一制度，这一风气，政府也实是难以对付，结果只有宰相求去。王荆公（王安石）新政失败，谏垣不合作是原因之一。皇帝加上宰相，依然无法扭转这局面。这是宋代制度特有的弱症。只是后来，谏官锋芒太凶，闹得太意气，太无聊，社会乃及政府中人，都讨厌谏垣，不加重视，不予理会，于是谏官失势。然而，权相、奸臣又从此出头了。无制度的政府，哪能有好施为，哪能有好结果。 （二）宋代地方政府 宋代制度，一面是相权衰落，另一面则是中央集权。讲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较好，宋代就太差了。 1、地方政府分三级 （1）最高一级称路，相当于唐代之道。最先分十五路，后来分成二十多路。 （2）中一级是府、州、军、监，相当于唐代之州府。 （3）最低一级是县。 2、武官之命运 五代以来，地方行政长官全属军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武臣不再带兵，也不准再管地方民政。不过中央保留这些勋臣武官原有的官号，给予丰厚的俸禄，并在首都供给大宅第，让他们安住下来。 3、地方官 若正名定义来讲，宋代根本无地方官。 （1）知州、知县 武官离开地方后，中央另从朝中派去文臣管理地方事务，叫知某州事或知某府事。他们只是暂去管理某州或某府事，为临时差遣，本职还是中央官。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还是人事，非制度。直到清代，知县、知府变成正式官名，这实在是不合理的。 （2）监司官 唐代，各道首长是观察使，本是由御史台派出去考察地方行政的，并非地方正式行政长官，可后来渐渐变成了地方首长。到了宋代，观察使改称监司官，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一般称为帅、漕、宪、仓： —— 帅，是安抚使，掌一路的兵工民事，领军旅禁令，赏罚肃清。 —— 漕，是转运使，掌财赋，领登耗上供，经费储积。 —— 宪，是提刑按察使，掌司法，领狱讼曲直，囚徒详复。 —— 仓，是提举常平使，掌救恤，领常平义仓，水利敛散。 这四个监司官，都不是地方长官，而是中央派到地方，监临指挥地方的。 （3）唐宋地方官之比较 —— 唐代州县，只要奉承一个上司，即观察使。宋代，则要奉承四个上司，即帅、漕、宪、仓，可想地方官之难做。 —— 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解中央，另一部分保留在地方。宋代四司，以漕使为最重要。地方财政都在他手，须把地方全部财富转运到中央，地方没有存储，平常日子就很艰苦，临时有事，更是不可想象。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 —— 用人集中在唐代也早已实行，且安史之乱的军力并不比宋时的金人弱，虽唐两京俱失，然州郡财富厚，每一城池都存有几年的米，军装武器都有储积，所以到处可以各自为战，还是有办法的。宋代，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在地方，地方贫弱，所以金兵内侵，中央首都（汴京）一失，全国土崩瓦解，很难抵抗。 二、宋唐考试制度之比较 （一）宋代考试制度，大体沿袭唐代，细节上略出入，但宋代科举所获影响，却与唐代不同。 1、考生之出身 （1）唐代，门第势力正盛，应考的多是门第子弟。门第子弟受家教熏染，早已懂得许多政治掌故，一旦从政，比较有办法。如是积渐到晚唐，大门第逐步堕落，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穷书生。他们自己留心应考科目，专心文选诗赋，或是经籍记诵，国家并未对他们有所谓的教育，门第教训也没有，对政治传统茫然无知。于是进士轻薄，成为晚唐一句流行语。 （2）宋代，除却吕家、韩家少数几个家庭外，门第传统全消失了。农村子弟，白屋书生，偏远的考童，骤然中式，进入仕途，对实际政治自不免生疏扞格，至于私人学养，也一切谈不上。 2、考试 （1）唐代考试，有公卷通榜之制。所谓公卷，考生到中央时，把平日诗文作品，遍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学问的先进大僚阅看。此辈先进大僚，为考生作品，揄扬品第。故未考前，早已有许多知名之士，获得了客观的地位。所谓通榜，考生考试后，主试者根据社会及政府先辈舆论，来拔取知名之士，并不专凭考试之一日短长。因为唐时科举并不糊名，试前，已预列知名之士，故得中者往往出于其中。甚至有的主考官谦逊，以不了解这一次考场中的学术公评，自己不定榜，而请人代定榜次，有时会求及应考人本人代定，而应考人又自定为榜首状元。此等事在当时反成嘉话，不算舞弊。 （2）宋代考试制度，远比唐代严格。那时考试有糊名之制，所凭者，考试成绩。其实考试成绩，只是一日之短长。有主考官想要录取平日最得意门生从学，但因宋代考试糊名，寻觅不出该人之卷，而该人终也落第。考试是为国家选拔真才，明白此项制度之主要精神与本原意义，又何必在细节上一一计较。当然有些人借制度之宽大处作弊 ，于是政府为防弊而将制度严密化。这是一切制度皆然的。但制度逐步严密化，有时反而失却本义，得不到真才。 3、考试机构 （1）唐代，考试在礼部，分发任用在吏部。礼部及第，未必即获任用。仍需经各衙门首长辟署，在幕府作僚吏。因此，对政事却先有了一番实习 。 （2）宋代，因经历五代长期黑暗，人不悦学，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即得美仕，因此反而不如唐代，还能保留住两汉以来一些切实历练之遗风美意。这些都是宋代考试制度之缺点。 （二）小结 1、考试制度在宋代时更重要了，更严密了，但并非更有真效。因政府积年提倡，社会学术空气又复活了。于是有许多人，在考试制度改革方面有些想法： （1） 用学校教育来代替考试，这是最关重要的。考试只能选拔人才，不能培养人才。社会培养出人才，政府考试始有选择。在两汉有太学，在唐代有门第，这些都是培养人才的。宋人颇想积极兴办教育，但此非咄嗟可望。 （2）想改变考试内容，不考诗赋，改考经义。这一层用意亦甚是。人人学诗赋，风花雪月，用此标准来为政府物色人才，终不是妥当办法。但改革后，得不偿失，考经义反而不如考诗赋。王荆公（王安石）因此叹息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反变秀才为学究。 2、每一制度必待其他情况之配合。若其他情况变了，此项制度之功效及性能亦将随之而变。 3、考诗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由唐迄清，绵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在历史上有过千年以上根柢的考试制度，吐弃了，不再重视了，抑且不再留丝毫姑息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幸而孙中山先生，重新还把此制度提出，列为五权之一。但我们对此制度在历史上千年来之长期演变，依然多不加意研究。好像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依然还只是我们独有的黑暗专制政治下面的一种愚民政策。这实在是我们的一种成见，非真理。 三、宋代赋税制度 宋代赋税制度，大体也是由唐代两税制沿下。本来两税制度，把一切赋税项目，都归并了，成为单一的两税。这样过了许多年后，这办法出了毛病。 1、差役法，社会公害 （1）晚唐时代，军事时起，军队到了一地方，依旧要民众出劳役如修路之类，又要民众土贡征发地方特产，他们忘了原来两税（已加重的田租）中，早已包括划并了这些劳役（庸）与土贡（调），现在又要地方出劳役，出土贡，岂不是又增加民众负担？这种流弊，在唐代改行两税制时，早有人提到过，但因当时单图税收便利，信不及，不想后来却渐渐出现了。 （2）更重要的是：汉代，本有地方自治组织，其首领称三老，掌教化的；三老之下有啬夫，主收田租，有游徼，管警察盗贼。他们都代表地方，协助政府。这一制度，到隋唐变成有名无实。五代时，军队每到一地，就要地方出力役，出贡调，于是找地方领袖（有名望的富裕私家）协办，向他们要房子、稻草、马料、用具、壮丁、给养。地方领袖无奈，勉强凑办。军队常川来往，这些地方领袖，变成了办差。地方行政官也觉得地方领袖作用大，即使地方上没有这样的人物，也硬要民众举出一个两个来。军队像水一样地流，所以办差三五年，领袖家的家私就垮了。一个垮了，再找另一个。以后即使没有军队需索，地方长官也依然沿用旧习 ，仍要地方领袖照常办差，这样后果是，地方上没有一个能兴旺的家，兴旺了，派差便轮到他。这是宋代之所谓差役法。宋代之差役，也如秦代之戍边，都是由前面历史沿袭下来，政府没有仔细注意，而遂为社会之大害。 2、免役法，失败 （1）免役法，王安石新法内容之一。即由政府规定，叫地方出钱，每家摊派，如此可免除地方上私家，为政府办公差而破产之苦。 （2）免役钱的施行引起了很大争论，民众摊出免役钱，岂非增重民众负担？ —— 王荆公（王安石）认为，既然政府不能避免向地方需索，与其择肥而噬，一家一家次第破产，不如平均摊派，为害转轻。 —— 司马温公（司马光）做宰相后，因反对王荆公所有新法，所以要恢复差役法。苏东坡原来也反对免役法，但司马温公力主恢复差役法，苏轼也反对。司马温公不听，在蔡京的帮助下，差役法恢复了。后来驱逐司马温公旧党，又重行王安石新法，也是这个蔡京。现在大家都知道蔡京是个坏人了，在当时连司马温公也认他是好人。 3、小结 （1）通过此一制度之变动与争执，可见要评定一制度之是非得失利害，在制度执行的当时并不易，而人物之贤奸则更难辨。蔡京害司马温公尚浅，他害王荆公却深。因蔡京王安石的新法，把宋朝弄坏了，后世遂连王荆公一并都骂作小人？ （2）王荆公的免役法，直到清代，直到今天，使得中国社会不再有力役了。 （3）正因为没有役，人口就不再详密计算。中国政府的户口册子，宋代有，明代有，清初开始有，后逐渐没有了。即便宋明两代有，也不觉重要，因而也不甚可靠。 （4）免役法，还需人人出钱免役，明代一条鞭法，则把丁税归到田租里，就更不看重人丁了。 （5）清代中叶后，有地丁摊粮永不增赋之令，于是便不要丁册了。然而这样一来，变成只有土地与政府发生了直接关系，人口与政府却像没有直接关系了。一个国民，只要没有天地，不应科举考试，不犯政府法令，甚至他终身可以与国家不发生丝毫直接关系，这又岂是中国政治上历来重看轻徭薄赋制的理想者所预期而衷心赞成的呢？ 四、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然而也有其因缘来历，不能过分责备宋人。 （一）配军制 唐末五代，藩镇骄横，兵乱频仍，大家几乎都当兵。开始军队还像样，以后都变成老弱残兵，不能上阵打仗了，便像对待罪犯般，使作劳役用。为防逃跑，当时凡是当兵，面上都刺花字，称为配军。 （二）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一称厢军。 1、禁军 （1）配军制始自五代，直到宋朝，没能彻底改革。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用。其实这些军队，在汉是更役，地方自治之代表；在唐则是庸；在宋代之所谓役。此种转变，极不合理。只因积重难返，宋太祖也只能在这种军队中，挑选一批精壮的，另外编队，叫禁军。 （2）禁军的挑选。身长体重都有规定，起先用一个活的兵样，后来用木头做成一人样子，送到各地方各队伍，符合标准的，就送中央当禁军。因此禁军比较像样。 2、厢军 不合禁军标准的，留在地方作厢军。厢是城厢（靠近城的地区）之义，厢军是指驻扎在各地城厢的军队。这些兵，并不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们做。 （三）宋代之地缘 1、北方强敌辽国 按理，宋代开国第一件该做的事，便是裁兵复员，然而在宋代，复员则始终复不了。这也因宋代虽得天下，但并未真正统一全国，大敌辽国，已先宋立国五十多年。所谓燕云十六州，也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当时察哈尔、热河、辽宁乃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辽人手里。北方藩篱尽撤， 2、建都开封 （1）无山川之险 宋代首都开封，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黄河边。太行山以东尽是大平原，骑兵从北南下，三天多就可到黄河边。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所以宋代立国时没有国防。倘若建都洛阳，敌人从北平下来，渡了河，由现在的陇海线向西，还需越过郑州一带所谓京索之山，勉强有险可守；若从山西边塞南下，五台山雁门关是那里的内险，可算得第二道国防线；若能恢复汉唐规模，向西建都西安，那就更好。 （2）建都开封的苦衷 当时国防线早经残破，燕云失地未复，宋太祖不得不养兵备战。养兵要粮食，而当时的军粮，已全靠长江流域给养。由扬州往北沿今陇海线西达开封有一条运河，是隋唐大运河的首期工程通济渠。米粮到了开封，若要再往洛阳运，那时汴渠已坏。若靠陆路运输，要浪费许多人力物力。宋代开国，承接五代长期混乱黑暗残破的局面，没有力量把军粮再运到洛阳，而长安一片荒凉，更不用提。为节省粮运费用，所以迁就建都开封。宋太祖当时也讲，将来国家太平，国都还是要西迁的。 （四）国防政策 1、宋太祖时期有两个国策 第一策是，先打黄河北岸，对付了北汉及辽后，长江流域可不打自下。这个政策是积极进取的，不过很危险。假使对北作战打了败仗，连退路都没有。 第二策是，先平长江流域，统一南方，再打北方，这个政策比较持重稳健。宋太祖采用了第二策，先平了南方，却留下艰难的事给后人做。 2、宋太宗时期 宋太宗即位，曾两次对辽亲征，但都打了败仗。自己也因高粱河战役的箭伤，回来后因创发作而亡。自此，宋朝不敢和辽国再打仗，因为一旦打败，就退到了黄河边，国本动摇。 3、养兵制度 （1）开国形势如此，兵队必不能少。宋人把养兵视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便召募流民入伍，形成募兵制，越募越多，加之又不裁兵，不复员，募兵制成就了养兵制。然而更奇怪的是，宋代养兵却不看重兵，相反竭力提倡文治。当然，宋人不想再蹈唐末五代覆辙，提倡文治，重文轻武，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使得这些兵队可以抵御外患。这也未可厚非，毕竟宋代就是因为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的混乱局面，扭转过来的。然而，宋人养兵，却愈不得兵之用，以后愈养愈多，到仁宗时，已有一百二十五万。 （2）论到募兵制，本也不是全要不得。 —— 须有一确定的敌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几年内，定要把敌人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训练，及锋而试，或许比全国皆兵制还好些。东晋的北府兵便是募兵，也曾建有奇功。 —— 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就差误了。一个士兵召募来，轻易不脱行伍，在军队里直养到六十岁，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人也老了，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军队因此愈养愈多。 —— 宋军纪律并不好，捍御外侮不行，却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的骄兵悍卒，然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得不给他们待遇，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加意崇奖文人，提高文官地位，抑低武官。节度使被养在京城，无所事事。养了武官，还要养文，文官数目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4、保甲制 面对养兵的弊端，王荆公变法行新政，便想着手裁兵，恢复古代民兵制度，来代替当时的佣兵。但民兵制度，不易急切推行全国，遂有所谓保甲制，先在黄河流域一带试行。保甲就是把农民就地训练，希望临时需要，可以编成军队，而又可免除养兵之费。 5、分番戍守之制 （1）宋太祖时，为防兵卒骄惰，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之制。因为厢军是摆着无用的，各边防守，全须派中央禁军去。但亦不让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调中央，又隔些时再调到山西。这与汉唐戍兵退役不同。宋代是没有退役的，不在边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如是一番调防，军人只觉得是一番劳动，因此又要多送他们钱。 （2）宋代虽连年不打仗，经费上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军队老是在路上跑，并且又把将官和军队分开，军队一批批调防，将官还是在那里不动。如是则兵不习将，将不习兵。这也是怕军人拥兵自重，然缓急之际，兵将不相习 ，也难运用。 （3）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最有名武将如狄青，因其行伍出身，得军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然朝廷要提防他黄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6、国防资源 国防资源的短缺，是宋代一个最大的缺憾。 （1） 马匹 —— 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 —— 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在西北，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 —— 王荆公行新法，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在中国内陆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时所遇到的一大缺板。王荆公不得已，定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把马一匹一匹分散养寄养在私家，平时民间可以使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再临时集合。始时，民间情愿，然马在温湿地带饲养很容易生病死亡。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政府却要挨派，于是保马变成一秕政。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真有用。这是宋代国防所遭遇的大难题。 （2）铁。与马相关联的还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 7、辽宋时的国防线 （1）长城内险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都已在辽人手里，辽人倘向南冲来，宋人难有险可防。真宗时澶渊之盟，即由此形势下逼成。 （2）自宋辽两国讲和后，宋朝的国防形势是很可怜的。两国既不正式开战，中国人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只有奖励民间种水田，多开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杨。万一打仗，可以做障碍，稍稍抵御辽人之大队骑兵。这可说是无法中的办法。这真是极顶可怜的办法。然这办法纵可怜，辽人也懂得，时时不许中国开沟渠，种水田。又在冬令时节，放队四出小掠，在中国边境农村烧杀，使之破残凋敝，让中国永久不能有沿边的防御线，如是威胁中国只好保持和议。 （3）山西一面，太原向北，有一道雁门关内险，就是杨家将杨老令公、杨六郎等守御的一条线。不过这是次要的一线，主要的还是在河北。 （4）主要的国防线算是拒马河，在涿州附近，这是宋代中国不得已的一条可怜的国防线。由此一退下来，就直扣首都开封之国门。 （5）往南，淮南以北丘陵地带，渐渐和黄河流域中原的大平原不同。至于过了长江 ，形势更不同。所以南宋还能守江淮。 （五）小结 1、宋代国防上的先天弱点，不能怪宋人。不过，就以国防根本条件论，宋代若能出一个大有作为的君主，主动以攻为守，大大地向外攻击，获胜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总要失败，再迁就这一形势而决定的其他制度，自该无一是处了。 2、中国自古立国，也没有不以战斗攻势立国的。秦始皇帝的万里长城，东起大同江 ，西到甘肃兰州黄河铁桥，较之宋代这一条拒马河，怎好相提并论呢？况且纵使是万里长城，也该采用攻势防御。所以终于逼出汉武帝的开塞出击。宋代军队完全用消极性防御，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训深，矫枉过正至于如此。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用而又不能不要兵，始终在国防无办法状态下支撑。幸而还是宋代人特别重视读书人，军队虽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出什么大毛病。 3、宋代开国时，中国社会承袭唐末五代，饱受军人之祸，所以宋代自开国起，就知尚文轻武。宋太祖临死遗嘱告诉后人：子孙相传，绝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岂止不杀，宋王室实在是懂得优奖文人的。因此过了百十年，能从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学（理学），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这一辈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到现在，正因宋代人那样尚文轻武，所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就从那时传下来。今天从历史上平心评论，只能说宋代人为了补救唐代人的毛病，而并没有完全把毛病纠正过来，须知有许多毛病，还该怪唐代人。唐代穷兵黩武，到唐玄宗时，正像近代所谓的帝国主义，这是要不得的，所以不能全怪宋代人。罗马人因推行帝国主义而亡国，并且从此不再有罗马。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我们不能因宋代太贫太弱，遂把这些艰苦一并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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