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木有情 笔墨传神 论张振铎的花鸟画艺术 李瑞洪 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张振铎先生的花鸟画作，体味其中的摄人气魄，我们都会有些新的解读。见画如见其人，其品、其情、其境、其神跃然纸上。那画中溢出的情与境，似乎是他生命脉搏的跳动，呈现出他平和、朴实、睿智、敦厚的品格。他那自成一格的笔墨境界，弥漫着一个时代的生活气息和人文精神，总会让人追忆起中国花鸟画创新的艰难历程，让人追忆起他对中国画创新做出的贡献。
一、人格气格与品格品位 张振铎先生1908年出生于素有“画乡”誉称的——浙江浦江，他是画坛耆宿张书旂先生的堂叔，他曾任前国立艺专的中国画教授，并与赫赫有名的中国画巨匠潘天寿是知交。张先生在题为“忆寿师”一文中曾这样写到：“二十年代，潘天寿任教于上海美专,我是他的学生；三十年代，由他倡议成立’白社’,我是其中成员之一。由一般师生关系发展成亦师亦友，情谊至笃”。如果说生长于传统文化故乡和浓厚书香门第与优越的绘画氛围，为张振铎奠定了良好的艺术根基的话，那么，1938年的延安之行，让先生平生第一次觉察到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力量，以及人民斗争的浩然大气。1943年张先生同赵望云、关山月、吴作人先生自蜀登祁连、敦煌的写生，沟通了画家的人格精神同大自然造化的关系，拓展了画家的创造境界。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环境以及十年浩劫的“文革”，便是对先生人格精神的最好锤炼。正因为这两个因素，才形成先生高尚的人格与气格，以及花鸟画的高品格高品位。 白社社员合影左起张振铎潘天寿褚文韵张书旂吴弗之
二、花鸟画的时代风范 历史上每一个时期都会产生一些画家，但不一定都是具有时代风范的艺术大师。所谓时代风范是具有一定前瞻性，并对绘画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典型艺术风格与代表。张振铎先生无疑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当之无愧的花鸟画大师。其所以如此定位理由如下： （一） 张力与冲击感 现代构成与表现意识并非西方绘画独有，就中国花鸟画而言，我们的前辈大师，早已具有了很强的东方现代构成与表现意识。吴昌硕大进大出半回旋式的势与力的构成组合；潘天寿的纵横交叉构成和超越画面时空的张力构成。张振铎则是多取势对角斜线甚至是近乎直上直下的纵向直线画面构成形式，这种构成形式富有很强的冲击感与纵向张力感。在张先生的作品中，那些冲出画面的墨竹、牡丹、杜鹃等等，我们通常会感到有一种气势如洪、锐不可挡的力量。
（二）旋律与节奏感 旋律与节奏往往是衡量绘画语言的重要方面。观赏张先生作品，那种朝气蓬勃、蒸蒸向上的感觉，既是先生花鸟画的表现特色，更是他对生活和大自然饱含激情的写照。我们从先生作品中明显地感受到，所绘花卉植物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发态势，构成了先生画面中一种特有的节奏—— 动感节奏。生发旋律与动感节奏使其画面中的一切，都富有了生命的活力，体现出一种进取精神、向上精神和奋进精神。
（二） 艳雅与和谐美 由于受西方绘画影响，近现代的中国花鸟画，其色彩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看到，任伯年是靠在颜色中普遍调入淡墨，而降低纯度的办法使颜色变灰，来协调整个画面色彩关系，而体现其文雅的色彩风貌；吴昌硕是用色墨浑然的浓艳色块来强化画面中的力量感与厚重感；张振铎则是用艳丽明快的色彩，点画出成片的花叶，形成对比并谐和画面整体关系，体现出艳雅和谐明丽的色彩风貌。 一唱天下白 三、影响与启示 张力与冲击感、旋律与节奏感、艳雅与和谐美的风貌构成张先生三位一体的绘画语言风格，它构筑起新时期写意花鸟画发展的时代特色与时代风范。 纵观张先生的花鸟画作，我们发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为张先生的花鸟画艺术创作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他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他的创作高峰。这其中1979年应文化部邀请在颐和园藻鉴堂与关山月、叶浅予、黎雄才等画家作画，有着重要的影响。此次北京之行，更坚定了他推陈出新、创建新花鸟画艺术形式和风格的探索实践。他阅尽人间春色，感悟到生命自然与艺术精神同行的神圣，自觉回到诗、书、画的内在精神对生命的关照，回到笔墨诗性的物我同化的境界。在他笔下，无论巨幅或是小品，都散发出生命节奏的音乐旋律，笔墨和色彩尽在“写”的风格中呈现出张振铎的人格特征。 看张振铎的画作，似乎是在读中国花鸟画创新的历史文本、观精神世界的图景、游弋诗意的精神家园，使我们怀着肃然起敬的心情去细细品读。张振铎花鸟画艺术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留给我们诸多启示。 清幽 （一） 开创花鸟画艺术新画风 当代中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曾题词赞颂张振铎的艺术：“花木有情，笔墨传神”。我以为这是对先生艺术成就最贴切的评价。张先生的花鸟画艺术是时代的产物，也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成功体现。他曾说：“生活中的新事物是层出不穷的，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画家，要善于在生活中捕捉新的事物，表现别人不曾注意的东西。熟悉的东西要画，但新的东西更应该去探索表现”。正是基于这一点，为弥补今人和现代画家，对传统花鸟画意境上的狭隘与不足，先生开创了花成片、调明丽、色艳雅的新画风。此后，张先生的学生陈立言、郭方颐、刘一原等一批画家又将这一画风继承发展起来，并把它推向了一个新的表现阶段。 （二） 学者型画家的榜样 张振铎的书法，与他的绘画一样，充满了独特的个性色彩：书画之“如其人”，真可说是张先生的一个重要特征。自然，以其人为核心，散而为书、为画、为诗，也都统一在一个基调之中，造型浑厚、风骨遒劲，充满张力。人的个性与书画的艺术个性，书与画之间截然有别的不同艺术种类的不同表现个性，在这里取得了偏于大美的浑然一体的和谐。 张先生认为：“画家的书法修养是解决‘骨法用笔’达于‘气韵生动’的有效途径”。（张振铎谈艺录）张先生一生创作的书法作品并不多，致使我们很难寻出其详细的发展脉络来。他曾为东湖风景区题写过“东湖”二字，可看作是其书风的早期典范。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他心情极为畅快的时期，画集中所选的书法作品，杜甫诗《古柏行》、王维诗《鹿柴》等，其用笔结构都显得炉火纯青，无懈可击而个人风貌极其鲜明。 春早 （三）花鸟画新的现实与使命 张振铎为中国花鸟画所做的贡献，他在艺术人生道路上不断升华的人格境界和笔墨境界，都不会从历史的记忆中消失。相反，随着历史的推移，他的历史地位和他作品的艺术价值将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 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并具独特审美内涵的中国花鸟画，以其漫长的发展经历和璀璨的艺术成果，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树立了一座辉煌的丰碑。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花鸟画正面临着西方文化空前的冲击，各种艺术思潮不可避免地逐渐渗透到我们本土文化形态中，如何让历史深处走来的中国花鸟画，在世界艺林继续散发它独特的风采；如何在保持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深厚的人文价值的基础上，寻求中国花鸟画在新时代发展的新途径，是摆在每一个中国画家面前的严峻课题。 李瑞洪于汤湖 原文6千余字，发表在《武汉文史资料》2008年第4期.此文有删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