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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宋两国情报战,契丹人竟压汉人一头?

 冷兵器研究所 2020-06-09

“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孙子兵法·用间篇》

情报战争的历史源远流长,至少在奴隶社会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相传在夏朝时,夏后(夏朝的天子称后而非称王)少康就曾派遣一名叫女艾的间谍到浇进行情报活动,最终在其帮助下灭掉了过国和戈国,恢复了其统治地位.这也是中国古代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情报活动。

而在儒家经典《周礼》中,更是明确记载了名为“士师”的掌管情报工作的官职,可见最迟到西周时,情报工作已经成为了中央政府职能的一部分。西周以后,情报工作更是不断加强,至北宋时期,更是出现了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个直属于皇帝的间谍机关——皇城司。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原王朝周边的势力尤其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势力都是极端野蛮与落后的。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但是有一股势力,经过长期的发展,成功建立了封建王朝,甚至在情报工作上,也是大有作为。这就是由契丹人所建立的辽朝。

这可能是世上最有名的契丹人

辽朝使用间谍进行情报工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据说他就曾利用间谍获取室韦的虚实从而大破室韦。辽朝获取燕云十六州后,更是将其谍报触角深入到了中原地区。根据五代笔记《玉堂闲话》记载,后晋时汴梁城有一“貌美而无腿足”的妇女,与其“父”一起在汴梁沿街乞讨,后来官府查明这名妇女是一个辽人间谍组织的头目,与其“父”沿街乞讨也是为了搜集情报,这与之后明代西厂太监汪直化妆乞丐刺探情报颇为类似。最后,官府处决了这名妇

辽朝对中原地区的渗透自然不止在这对父女,宋朝建立以后,对宋朝的情报工作更是十分重视。根据辽朝卢龙节度使贾师训的墓志记载,辽朝在宋辽边境设有一个专门针对宋朝的谍报机关负责间谍与反间谍事务,“事无巨细,必先阅之而后行”,甚至操有生杀大权。考虑到宋朝是辽朝的主要对手,这个部门的权力堪比冷战时期美国的CIA与FBI的集合。

辽朝派遣到中原的间谍,主要都是从宋辽边境上的汉民中招募。他们为了方便在中原活动,自然都要以各种身份作为掩护,其中比较常用的身份,就是商人和僧人两种。有时,辽朝还通过派人以高丽或者回鹘出使宋朝的使团成员的身份,进入宋朝境内刺探情报。除此之外,正式的外交活动如出使宋朝,也是辽朝进行情报活动的幌子之一。出使宋朝的辽朝师团往往都带有“间谍任务”。007电影里的英国间谍有事就往英国大使馆跑也是符合事实的。

乔装成商人的辽朝间谍往往以到设置在宋朝境内的榷场进行贸易为由,堂而皇之的在宋朝境内搜集情报。面对这种情况,宋朝政府还一度在咸平六年关闭了位于雄州的榷场。乔装成僧人的辽朝间谍往往以“出家人云游四海”的名义在宋朝境内活动,或者到五台山出家后潜伏下来搜集情报。最终,宋朝政府也出台法令,河北地区的寺庙不能收留来自辽朝的僧侣,要在五台山出家也必须有人担保才行。此外,辽朝间谍还重金购买宋朝官僚文人的诗赋政论,以获取情报。

为了防止这些遍地都是的辽朝间谍探清宋朝虚实,宋辽边境上的宋朝官员可以说是草木皆兵。1038年,雄州境内的水塘因为旱灾而干涸,知州葛怀敏为了防止辽朝间谍得知水塘深浅,马上调集大量人力将界河的水注入水塘,以求能防止辽朝间谍探知水塘深浅。为了防止辽朝间谍通过购买诗赋政论了解宋朝政治情况,宋廷还屡次下令限制这些文字的传播。

虽然宋朝方面通过种种努力严防死守,尽量限制辽朝间谍的活动,但是从结果看,辽朝还是大量获取了宋朝的情报。仁宗年间,宋臣孔道辅在于辽朝使臣接触后发现,辽朝使臣对宋朝官吏制度相当了解。宋臣聂冠卿出使辽朝,辽帝连其著作《蕲春集》都知之甚详。而“三苏”之一的苏辙出使辽朝时,就发现自己写的文章已经流传到了辽朝,并感叹道:“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

而与辽朝的情报工作相比,宋朝的情报工作虽然不至于在重大情报上出现一无所知的情况,但仍稍显逊色。如宋仁宗时期,名臣包拯就曾对情报工作的成果十分不满,认为“全不能深入,只是到得四榷场及幽、涿间,传得民间常语或虚伪之事”,可见宋朝对辽朝的渗透工作并不深入,但考虑到辽朝内部的复杂环境,幽云、辽东、塞北三大地区差异极大,倒也情有可原。

辽朝情报工作的明显成果,除了在战争中可以了解宋军的动向以能在战争中获取优势以外(宋辽战争中,辽朝在大多数时候都占着上风),就是在与宋朝的外交谈判中争取主动。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辽朝与宋朝爆发“关南地之争”。在谈判的最后阶段,使臣富弼携带三份国书(三个宋廷允诺的谈判条件)的情报为辽朝间谍所知,是故在谈判时辽朝一方直到富弼出示第三份国书时才同意宋方的谈判条件,也就是宋每年向辽增加银十万两 ,绢十万匹的岁币,这一事件史称“重熙增币”。可以说,在这次谈判中辽朝之所以掌握了主动,就归功于辽朝优秀的情报工作。

辽朝情报工作的又一大成果,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当时,辽朝侦知到宋朝内部正在进行王安石变法,并且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便开始从外部制造压力以干扰北宋的变法进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契丹军队在界河捕鱼,抢夺界河上的船只,射伤北宋士兵,甚至还派遣数千骑兵越过拒马河。同年六月,辽军在宋辽边境上大肆加固城池,校阅军队。这些反常的行为,都是在获知宋朝正在进行变法而作出的对策。最终,在辽朝的反复干扰下,王安石被罢相,宋朝还在与辽朝的“河东地界之争”中落了下风,让辽朝得了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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