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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1988：我的中小学生活 范学辉 1977－1988的11年间，我先后就读于枣林小学、徐村联中和栖霞三中。学制情况是这样的：小学五年，初中和高中各三年。当时胶东山村并没有幼儿园（育红班）的设置，孩子们都是七八周岁直接上小学一年级。小学、初中阶段，学生成绩实在跟不上的，可以选择留级，听说初中就有读两遍的。成绩好的则可以跳级，但我并未曾见过。高考落榜的，还可以复读，栖霞三中就办有专门的往届复读生班级，称之为“复习班”。 当时的学校，全部实行免费教育，除极少的书本费之外，不收任何学杂费。但学校的办学条件，相应地皆极其简陋不堪。而且，那个时候的胶东山村，父老乡亲们普遍很不宽裕，又崇尚“寒窗苦读”的古训，认定上学就是去吃苦的道理，无力更无意给上学的子女提供尽可能好一些的经济保障。当时上学的生活条件，的确是十分艰苦的，与现在相比更是有天壤之别。现在回想起来，我印象较为深刻的，就有饭菜、开水和取暖如下三个层面。 饭菜。我小学上的是本村小学，学生们都是走读，一日三餐自行回家吃饭。初中就设在邻近的徐村，从我村前去上学，需要趟过一条小河、翻过一座小山，得走它三四里远的山路。凌晨六点半，学校就要上早自习。为了赶路，天才蒙蒙亮的拂晓时分，我们就必须出发。早饭只能是在家匆匆吃一点，通常就是用开水冲泡几个大果子（当地一种桃酥类食品），条件好些的则是青岛出产的钙奶饼干。同时，还要预备好在学校里吃的午饭，通常盛在铝饭盒里，用绳套拎着。由于给孩子做饭，一大早就得起来，当时很多家长都怨声载道。学校只是提供一间厨房，两位同学轮流担任值日，在第四节课时前去烧火给大家热饭。 那时候，同学们所带的主食，主要是玉米面饼子。略好一点的，是带菜馅的玉米面饼子，称为“菜饼子”，条件再好一些的，就是带白面馒头、包子之类的了。我初中上学三年，一直都吃白面馒头、包子等，只有一次带了菜饼子，结果嫌不好吃，剩下了大半个。这是我很惭愧的事。菜，更是谈不上的。一般大家都是带自家腌的咸菜，咸鸡蛋、鸭蛋就很好了。零食，更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只是某年春节过后，家里余下些待客用的灌肠（农家自己做的，类似于香肠），我带了几次当菜吃。上课时实在忍不住诱惑，就低头去偷吃，结果被老师、同学们给发现，闹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来。现在回想起来，天不亮仅吃点早点就翻山越岭，十三四岁的初中生，又正在能吃贪吃的时候，十点多钟急于吃点零食，其实是很正常的，但当时并没有这种观念。 栖霞三中设有专门的学生食堂，但只负责做饭，同学们的一天三餐，都是在班级的教室里吃。主食，要靠家长为上学的子女“转粮”（也称之为“打粮”），就是把自家的粮食送到学校所在的镇粮管所，经由粮管所如数拨给栖霞三中的食堂。食堂再发给同学们饭票，分细粮和粗粮两种，标明二两、一两等，供同学们订饭使用。细粮，主要指白面馒头；粗粮，主要指玉米面窝头。午饭、晚饭时同时供应馒头和窝头，有很长一段时间，早饭时只供应窝头，县城来读书的同学们嗓子细，就吃不下去，很多人叫苦连天。但早上的玉米面糊糊是免费的，我十分喜欢喝。食堂大致是两周改善一次同学们的伙食，所谓的“改善”，就是做大包子而已，有时只是更加名不符实的打卤面。 菜。食堂实行“菜金”制度。高一、高二时，每人每月要交二元，高三时增长到了五元。当时人民币固然十分坚挺，但二元、五元要吃一个月的菜，能吃到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早饭配菜，都是学校食堂自腌的小咸菜，午饭、晚饭则都是菜汤。菜汤，一年四季以水煮的白菜汤为主，秋天则是各种瓜类汤，偶尔能见到几片肥肉。汤上面通常浮着一层明油，这是菜汤煮熟之后再浇上去的，为了好看；时常还有些许漂着的蚜虫，这是洗菜不干净、不用心的缘故，但当时大家都不以为意。白菜，都是学校菜地自产的，主要用学生当免费的劳动力。学生有专门的劳动课，菜地的浇水、施肥、管理、收获，都由学生们来负责。某年冬季，我们被安排在菜地里挖地窖子窖白菜，顶风冒雪的我越想越生气，连着挥动手里的铁锹铲碎了好几颗大白菜！幸好没被监管的食堂职工发现。其实，那时候的学校食堂，应该都是完全赔本经营的，如果不让学生自行种菜，根本不可能维持下去。我这样做，是很不应当的，如今深感自责。 饭菜，班级同学们分组轮流值日。担任值日生的同学，事先（前一天下午）负责订好饭，当天负责从食堂里把饭菜领回来。主食是用篮子，到后同学们自行前来领取；菜汤，是用水桶。同学们把搪瓷碗摆在教室前的空地上，值日生依次用大勺子把菜汤分给大家。有时候为了菜汤的多少，几片肥肉的归属，计较的同学就能同值日生较劲，甚至口角起来，几天不打招呼。想想也是无聊至极的事情。饭篮子和菜桶，平时都摆在教室的边缘，邻近讲课的讲台。一次老师正在上课，一只肥老鼠飕地从篮子里窜了出来，一场激烈的人鼠大战随即上演。但在事后，我班并没有更换篮子。当时农村中学的孩子们，就是这么粗犷。家乡父老们有句口头禅：“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现在想想，道理还是有的，当然这也与当时污染甚少有关。 说句实在话，菜汤实在是太难吃了。我的办法是，一年到头用瓶子从家里带来自酿的醋，吃的时候就倒进去一点，汤算是就有些滋味了。冬季，母亲还会给我炒上几瓶猪肉丁面酱，让我带到学校当菜吃。但在高二那年吧，吃了一冬天炒面酱的我，终于吃伤了，闻着味就吐，就没法再带了。高三的时候，功课复习太累，实在受不了，就在半夜时分约上几位一起夜读的同学，溜到镇上的汇丰饭店加餐。那时学校是开放式的，根本没有院墙，大致可以自由出入。汇丰饭店的名字，听着无比洋气，实际只是家不起眼的小饭馆。记得他们做的肉汤，特别地的道和实惠，羊肉汤一块五、猪肉汤更才一块钱，配上根大油条（面鱼），真是特别特别地香。吃完后步行返校，步履如飞，那满足的感觉，真是美妙极了……这可以说是我在中学阶段最高级的享受了，但每次近二元的花费，决不是经常能够掏得出的。再就是周日回家吃吃饺子，有时候也到亲戚、同学家里蹭饭，偶尔还会喝上一点点酒。 从高三开始，随着菜金的提高，食堂饭菜的品质改善了许多。同时，也开始有一些老师家属开设流动的饮食摊子，向学生们兜售一些自行烹制的饭菜，口味当然就要较食堂的大锅菜好很多了。那时正是1985年，中国人全民经商的大潮，开始在酝酿之中了。 开水。小学、初中时，几乎都是喝凉水。那怕是寒冬腊月，也都是用水瓢直接从水缸里舀水喝，那冰凉的滋味，真正是透心凉！上山干活，渴了就趴在泉眼边喝泉水，跟瞅着里面的小虾、小鱼游来游去。放学回家，路过小河，有时也会喝河里的水，不管老牛就在上游和我一起喝，只觉得特别的清甜……直至今天，我还没有彻底改掉这一习惯，虽然只能是喝农夫山泉了。 初中时，值日生中午热饭也会顺便烧一锅开水，供给同学们吃饭时喝。我们初中82级共七八十号人，分成两个班，我在二班。人多开水少，难免就会出岔子。我有次和老朋友傅兄一起当值日，就只给一班留下了一点点开水，结果一班班主任H老师不干了，把我俩押到一班给狠狠批斗了一番。现在想想，这是多么可笑无聊的小事，可当时就是挺看重这事的。我和傅兄都是老实人，我班当时班主任也是位厚道的女老师，H老师拿我们开刀，也有柿子拣软的捏的意思。 栖霞三中食堂有开水房，但主要是为教师服务的。学生也只是在吃饭时间，由值日生打一桶开水来，大家用搪瓷缸子一人分一杯。其他时候，开水是很难得的东西。至于喝茶，想都别想，那时的学生根本没有如此奢侈的想法。正因为吃饭时才有开水，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养成了边吃饭、边喝水，最后用开水冲剩菜喝汤的坏习惯，这恐怕是永远难以完全改掉的了。上高中时，同学们开始有了暖水瓶，家里也给我买了一只。这在当时学生当中，算是较高级物品了。女同学们经常洗头，需要用多个暖水瓶，就得找男同学们借。人缘不好的，咱还不愿意借给她哩。光有暖水瓶不行，还得有开水票。我们学生手里的水票，大概主要是买的，也有少量是老师给的，三中当时的水票印刷得很精美，只可惜手里的都早已丢光了。 取暖。1977－1988年的胶东，冬天气温特别的寒冷。零下十七八度，是司空见惯的情况，零下二十度也并不罕见。降雪大且频繁，真正是鹅毛大雪，通常是入冬以来，即碎琼乱玉、漫天飞舞，大雪封门绝非夸大之辞。原野、山坡，更是满眼皆白。我拂晓走山路去上初中，往往就是深一脚浅一脚，生怕一脚踏空滚到沟里去。到了山坡顶回头观看：自己的两行脚印，在雪地上特别的显眼。公路上的积雪则凝冻成冰，一冬天都不化，走路不小心的，一下子就能跌个大马趴；骑自行车快了的，更能摔得嘴啃泥。鼻青脸肿，那是小菜一碟。 这些，如今在雪花极其难得的济南说起来，似乎特别令人神往。但对当时我们那些在上学的学生而言，感觉却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冷！那时学校的教室，都是夏热冬冷的简陋平房，寒冬中唯一的取暖设备，就是在教室中间安装的一个生铁火炉子，使用一跟长长的铁皮烟囱，把烟送到窗外。小学时烧柴禾，中学时主要烧煤。个别时候，火炉子倒也能烧得通红通红，但更多的时候，取暖的效果不仅差极了，范围更是特别的有限。我当时个子小，一直坐在教室的前三排，就十分羡慕桌位在火炉子旁边的同学，但他们得忍受烟熏和脏乱。 高中三年住校。宿舍里连火炉子都没有，取暖条件就比教室还要差，还要冷很多。尤其是高二、高三两年，我们文科班男生住的，竟然是一间孤零零的荒凉宿舍。那里原本是学校浇菜地的机井，机井废弃后盖上水泥盖子改建的。可想而知，是特别的潮湿，更可气的是四面漏风，外面下小大雨，里面能下小雨。某个冬夜下大雪，我清晨睁眼一看，被子上面落了一层雪花。但那时候的我们，除了一床薄棉被子和棉袄（后来有了母亲手织的毛衣）、棉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取暖办法，全靠自己的身体来硬扛。那句俗谚：“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说得就是我们当时的样子。现在想来，仍能陡添几分霸气。个别城里来的同学，可能有暖水袋吧，但起码我并没有见过。 再冷的冬天，学生也难免得伸手出来，得拿书本读书，得拿笔来写字。由于严寒，我从小学起，就得了手脚冻疮病。先是红肿，再就是裂口，进而溃烂流脓，又疼又痒，真正难受极了。可有什么办法，呵呵手，挠一挠，照样接着读写。直到来年开春才会好，年复一年，折磨一个冬季。某次，我母亲对我初中老师唏嘘她做的棉手套（当地人称为“巴掌”）如何如何保暖，我伸出红肿的双手，气愤地说：“你们自己看吧。”手脚冻疮病这种情况，在当时胶东学生当中，是极其普遍的。后来我读历史，发现宋代的程颐很早就发明过一种治手脚冻疮的药膏，但当时的胶东并没有特效药，学校、家长也都完全不当一回事，全靠学生自己扛过来。高三那年，我的手脚冻疮才基本好了，记得是用滚烫的姜汤水烫好的。更重要的，可能是因为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烟台等胶东地区的冬季气温急剧上升，降雪随之大幅度减少。这种暖冬现象，对于我个人而言，使我解脱了十多年来冻疮的折磨，但对家乡环境而言，却造成了冬春两季降水的空前减少，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环境灾难。乡亲们都将其归咎于龙口煤炭发电厂的破坏，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家乡环境能恢复到降雪频繁、风调雨顺的当年，即使是个人承受再多的痛苦，也都是愿意的。 忆苦方能知甜，“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儿时父母对孩子们常说的话。当时我颇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他们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式的自欺欺人，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解放前究竟有多么苦，他们没有也没有能力告诉我们。时至今日，我觉得对今天大多养尊处优的孩子们来说，忆苦思甜倒是特别地很有必要，但每当我和孩子说起上学往事时，孩子也和当年的我一样，表现得特别不以为然。他毕竟没有经历过我们那个生活艰难的年月，需要我们给他们一个直观的起码是文字的交代。这篇小稿再三搁笔，最后还是咬牙写了出来，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此。再者，不论是枣林小学、徐村联中，还是栖霞三中，如今都已经先后进入了历史。按照“国亡而后史作”、“国可灭，史不可灭”的中国文化传统，我作为这些学校的一名学生，一位史学的学习者，也有义务略微实录一些它们的历史。这也算是一种“神游故国”，大发思古之幽情吧。 草于2016年6月14日，2017年2月13日改为今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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