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城市更新正在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议题，我想也会成为一个常态化的热门议题。我们大多数认为2014年将会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拐点，城市发展的重要领域将从对外扩张转向内向优化，这意味着城市更新将是新常态中的一个持久性进程。 城市更新对我们而言应该并不陌生，但是每当真正面对这一课题时，却仍然还是感到有些迷茫和陌生，因为大家的理解角度千差万别。人们经常会将城市更新与棚户拆迁、旧城改造等现象，或者与历史保护、建筑翻新等措施等同起来，但是从宏观视角来看，这些内容所呈现的是城市空间更新环节中的直观现象，构成了我们平时对于城市更新内容的感性认知，并渗透到日常的项目操作之中，但是城市更新其实意味着更为深刻的含义。因此今天我所要讨论的就是从总体层面来理解有关城市更新的结构性议题。 对于城市更新这一议题，最大的误区是将其理解为一次性的事情。城市更新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议题，每一次的城市更新其实只是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 以纽约为例，尽管这座城市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发展也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在这200 多年的过程中，它每一阶段的空间痕迹依然保存完善，并且依然鲜活。例如High Line，这原本是1930年修建的一条连接肉类加工区和三十四街的哈德逊港口的高架铁路货运专用线，在上世纪80年代遭到废弃后，经过改造而成为了一个非常具有创意的高架公园。该公园以野趣、野生为特色，在一个高楼林立繁华大都市的核心地带营造了一片别样的自然空间，纽约人深深引以为豪。
我想，这一项目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对于城市而言，它的影响具加广泛而持久。放大到整个纽约地图来看，High Line的实施和影响范围并不很大，但却是一个承载着城市历史的标志物。该段铁路在历史上为哈德逊港区提供货运服务，在过去，大量货物在码头区被卸载后，通过该铁路运输到仓库和其他地方，在当时，High Line是一段非常繁忙的交通线路。从19世纪末开始，该铁路就更为繁忙，并于1930年实施了高架化，以提高运行效率，伴随纽约度过了半个世纪。然而到了1980年代，由于哈德逊河航运的减少以及码头区的搬迁，该铁路逐渐衰退，直至停运。在此之后有不少开发商和机构试图将铁路拆除，以图相应的商业开发。 大约2000年，在这条铁路即将被拆除的时候，事情发生了转机。两位大学毕业后一直住在铁路旁边的年轻人Joshua David和Robert Hammond分别发起了保护运动，通过广泛呼吁，他们成功使得公众注意到这段铁路的重要性，并引发了纽约市民的广泛反响，因为它所包含的不仅仅是铁路本身的故事，还包含了周边地区的历史记忆。于是随后他们成立了Highline协会，举办着眼重新利用的设计竞赛，并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举办了该竞赛方案的大型展览，共有1000多个参展方案，最后是Diller Scofidio & Renfro的方案中选。该方案计划将High Line变成一个城市公园，通过咨询植物、生物专家，使公园的种植特征符合纽约周边的生态环境，事实上也相当于一个科普性的植物园。该方案后来实施成为今日的高线公园，整座城市因此都能够从中受益。 伴随着High Line项目的推进，它在周边地区也产生了很大的辐射效应，所带动的有住宅、商店、学校、办公楼等等，整个地区都开始跟随着逐渐复苏，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投资进入，旧厂房、旧住宅逐渐翻新，很多老旧的历史建筑得以复苏。同时也有很多新建建筑，并且是一批知名建筑师的作品。现在的这段高线公园仅仅是一个开端，在将来，与High Line相连接的铁路调车场也将转变为一个更加宏大的再开发建设。 一段原先荒弃的铁路通过一系列的改造成了一个城市创新公园，但它的故事不止于此，因为这个事件给一个旧城地区带来焕发新生的契机，我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不仅仅涉及到城市设计、建筑设计等方面的问题，还涉及到社会参与、城市运营等其他方面的事宜，以便在社会层面上带来广泛的共识性，从而有效带动市场化的运作，在政治层面上又有足够的可行空间，再加上技术上的可操作性，从而将一个濒临危机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了回来，这也是为何今天纽约人仍然深以High Line为荣的根本原因。尽管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项目本身可能在几年前就已经实施结束，但它的故事仍然还在延续，在周边地区引导着进一步各种尺度上的变革。 因此，城市更新是一个更加广泛的课题，而不是某种单一性的项目设计。城市更新是关于整个城市地区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聚焦于某个建筑的问题。如何理解一座城市，一个地区，这对于规划师而言是非常核心的，如果定位不准，任何单一性的节点保护或者局部改造对于城市的整体结构来说就会显得微不足道，由于所涉及的范围太小，以至于难以在城市发展的浪潮中留存下来并再次成为更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策源地。 相反，如果当一个城市的活力被激发后，就会引导更加进一步的城市更新进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城市更新的要点并不在于那些可视化的标志性建筑，虚假的城市更新表面上往往昙花一现，对于实质问题缺乏触动，这在许多城市的工作中反映的特别突出，其中的关系需要更多的探讨。 再以英国伦敦的Covent Garden为例。从18世纪起，伦敦市民就以Covent Garden和其附近的圣保罗大教堂作为城市生活核心，非常的繁华。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由于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Covent Garden面临着衰退的局面，许多商家纷纷外迁。到上世纪70年代时，政府部门曾经提议将其动迁并重建，结果引发了附近地区的居民集体抗议，并且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将Covent Garden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尽管原先市场的功能后来被搬迁到了外围地区，但Covent Garden仍然还是一个非常舒适宜人的步行区，直到今天，该地区依然是伦敦最为繁华的地段之一。
与之相反的情况则是巴黎的Les Halles，Les Halles原先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地区，规模巨大。但是在1977年时由于地铁枢纽站点的建造，因而完全遭到拆除，虽然也有许多社会人士进行广泛呼吁，但最终由于涉及到成本、技术等一系列原因而未能成功。原先的市场被取而代之为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但旺盛的人气一去不复，无法与原先的情况相比。到2000年时，由于形势所迫，Les Halles又面临着新一轮的改造工作，以改变目前的清冷状况。
Donald Appleyard在其著作The Living City中曾说：“老城市展示了人的尺度，个性化、相互关怀、手工技艺、美轮美奂和多样性这些在机器制造的、现代造型的城市中所匮乏的一切，后者只有单调重复及尺度巨大的特性。”我们在此可以理解，老旧的城市环境是一个具有一定区域范围的空间链接整体，这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环境或建筑节点是两种概念。 当我们在思考一个老旧城市区域的复兴问题时，如何从一种真正意义上城市视角进行思考，去建构一种可以扩展的、可以持续的行动计划，一种可以激发他各种外部发展的激励机制，我想，其中的关键点则是时间因素的思考。我们很多的城市更新项目在时间上具有瞬间的光鲜效果，但缺乏时间上的连贯性，从而容易造成老建筑的冷却性。 城市更新必须是可持续的，在一种间歇性、交互性的有机模式中进行操作，因为人们对于城市空间环境的认知也是具有延续性的，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需要一种平衡感，这对于一个城市活力区域的维护非常重要。我们一般在从事城市更新时，实际上都面临着很多方面的时间性问题，包括物质/结构性过时、功能性过时、形象过时、法规性过时、区位条件过时、财政性过时、经济性过时等等。如何去思考这些时间性问题，这可以回复到那些经典教课书所提供的解答，许多案例解剖和问题分析其实对于我们今天而言仍然较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Jane Jacobs在其《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到的纽约SOHO区为例，在历史上，SOHO区是工业区，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有机更新后，逐渐变成为一个中小企业云集的办公区域，这是后来很多创意产业园区的参考样本。但是又经过多年后，由于该地区的热度提升，导致了过度的开发，使得原先的一些创意产业和艺术家无法维持下去，从而纷纷撤离，这使得今天的SOHO地区已经和过去艺术家的根据地大相径庭。
如果从一种时间性的角度来看，一个地区由旧而新的变革是一种持续性的进程，为了能够支撑这样一种持续性的进程，除了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相关因素之外，城市的空间结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城市地区空间结构的适宜性，影响并决定着城市能否持续性地维持活力。Jane Jacobs强调应当更加注意多样的、更小规模的街区建设规划，强调现有邻里组织的功能机制，然而这些因素在现实中其实也非常难以分辨，有时它们会起到正面性的作用，有时也未必起到一定的效果。相对而言，物质性的空间环境具有更加持久的支撑效应，因此城市设计可以在这其中大有作为。 对于纽约而言，更有决定性效应的城市规划应当是1966年编制的《曼哈顿下城规划》（The Low Manhattan Plan），在当时，包含着华尔街金融区和纽约市政厅等重要节点的曼哈顿下城由于内部空间壅塞以及物质环境陈旧等问题，在面临来自曼哈顿中城等其他区域快速扩展的压力之下，各种企业、机构纷纷外迁，使之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 《曼哈顿下城规划》对此做出了非常全面而完美的回应，在经过多方位的调查和研究之后，该规划通过扩展办公空间，改善工作环境，丰富生活内涵，强化内部交通，提升城市的经济活力和税收基础，以增强中央商务区的核心作用。
在具体操作中，曼哈顿下城规划通过最大化地区分步行交通、干线交通和服务交通，来使中心区的交通合理化，在步行化程度非常高的地区（商务核心区）分流穿行曼哈顿的交通，缓解步行交通和机动交通之间十分严重的矛盾。同时通过在城市各个角落提供日常宜人设施和服务，通过提高公共空间和内部循环的质量和品质来提高工作环境质量。为了达成此目标，该规划将滨水区作为未来商务核心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设计，通过最大化地利用中心区优美的滨水区域和空间环境，为商务社区的居住人口提供了最具吸引力的休闲设施。 该规划后来所造就的成果就是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了，随着城市地区整体结构的优化，曼哈顿下城的空间结构得以优化，许多宜人性的环境得以营造，地区性的活力得以提升，而世贸双塔的建成则将这次城市更新过程推向了高潮。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曼哈顿下城仍然是全球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 因此，所谓城市更新的结构性视角，我们可以认为它不仅是关于某种具体空间环境的构造方式，而且也整合了城市功能、人群活动、街区活力等各方面的因素。城市结构不仅在于宏观领域的结构视角，也更为精确地体现于众多的微观领域，这也就是Jane Jacobs为什么如此着重地强调街区中人行道的环境与安全，街区公园的作用与功能。正是在这样一种多层次的结构性体系中，城市多样性才能够得以孕育。从本质上看，城市就是一个具有生命的有机整体，城市更新就是周而复始的生长繁衍，有新有旧的混合发展，如何去促成这个活动，前面所述的案例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意图。 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应对城市更新这样一个既新又旧的核心议题，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有关城市更新的思路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梳理，其关键就在于如何在一种结构性的视角下，既要避免简单的控制性保护，也要避免轻率的变革性重建，并且使当前操作与未来的土地利用、交通系统、社会结构以及地区活力的考虑结合起来，从而能够有效而长久地为城市建成区域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本文根据童明教授于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学术讲座整理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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