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广场的中国性特征浅析

蔡永洁

摘要

以中国传统空间的基本理念为对照，通过对典型现象与案例的分析，将中国城市行政广场的空间文化特征解释为中心性、不定性、图谱化及内向与外向的矛盾体四种中国性特质，并以此说明，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并没有西化，它只是不成熟地消费着中西方的空间理念。

原文摘要

当今中国的城市建设充斥着对西方文化的廉价模仿，城市广场则不然。本文试图讨论的不是中国的城市广场受到来自西方的何种影响，而是讨论这种来自西方的城市文化传统在今天中国的呈现具有何种中国式特点。具体而言，中国当代的城市广场看似西化，但通过深层次的观察与分析可以发现，其具体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中国人的传统空间理想。这似乎又涉及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话题，中国的城市建设有没有西化？

本文持一个基本观点：中国城市建设史上从没有出现过可与欧洲城市相提并论的城市广场，中国的城市生活也缺少广场文化。欧洲的广场是一种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文化选择，呈现出显然不同的城市文化传统。基于这样的认识，才能产生下面的关于当代中国城市广场的中国性问题的讨论。选择城市广场来讨论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化，是因为它是城市的核心，反映文化价值观的城市造型理念在这里可以得到集中的体现，同时还因为它来自西方城市文化传统，从这里可以看到两种文化的相遇以及结果。本文选择行政广场作为当代中国城市广场的典型代表，讨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意识。
一、中心性

1. 中国式轴线

强调中心的城市造型并不属于某一种特定的文化，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中”代表着社会和文化的中心，也代表着聚落的几何中心，而中心象征着社会、政治意义上的终极权力。中国古人的中心观念源自山水崇拜，中国的城市总体造型是从山川崇拜到权力秩序的转换。“天地之轴是中国古代宇宙模式的核心，整个宇宙都围绕它旋转”，通过“‘天心十字’……确定人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中’”，这二者构成“中国古代聚落的两个基本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聚落空间衍生出特有的轴线文化以及由聚落中一系列建筑节点的‘座’与‘朝’构成有机的轴线形式”。李约瑟也认为在中国聚落中存在着“一种始终如一的秩序图示和有关方位、季节、风向和星象的象征意义”。这种有别于西方的城市空间轴线在周王城图中被基本固定了下来，其中城市的中心位置被王宫把持，这种空间模式与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治理的理想相呼应，所以成为天之子（古代皇帝）进行城市规划的蓝本。因此，中国式轴线具有两层社会学含义：一是山川崇拜，二是权力秩序；这两层含义在轴线的具体处理上显示着严格的组织层次和上下有别的等级观念，城市的中心（原点）就在这条轴线上。

2. 中心与原点

以行政广场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城市广场始终如一地坚持了轴线和中心，而且努力地融入城市的总体构图。那些没有条件形成城市轴线的地方（如旧城改造），就至少完成局部范围内的轴线体系。城市广场取代了过去衙门的所在地，堂皇地占据了城市（区）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建设之初，负责人陈干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启示，将数学的原点概念（0）运用到城市建设中来，把北平内城视作一个坐标体系，0点就是紫禁城，城市其余部分都据此安排而构成分明的轴线。但新中国首都的原点显然不能在紫禁城里，这不符合国家形象，城市的原点应该定在天安门广场，在升起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旗杆位置上。北平城的中轴线上承先秦时代的城市规划思想，0点仍然必须在这条纵轴线上，故宫不能动，广场横轴就要随着这0点南移，这只能是东西长安街了。于是这条大街的历史命运就被这0点所决定：被打通、拉直和拓宽。天安门广场的建设开创了新中国城市广场建设的先河，南移了城市的原点，延续了“天心十字”式的轴线体系，城市的中心由原来的禁区（紫禁城）转换成为一个开放的城市超级广场，以此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中华民族的时间和空间从那一刻起将从这个新的原点从新开始。

3. 轴线序列

中国式轴线区别于西方城市轴线的关键之处在于空间的序列构成方式。中国城市轴线并不强调完全的对称，而是关注轴线两侧造型的均衡，重点在于营造南北主轴上的空间序列组织。北京的城市南北轴线是中国式轴线的最典型代表，它上面串联了一系列重要的空间单元与建筑物。尊贵的建筑都是直接横放在轴线上的，构成坐北朝南的空间格局，人们必须穿过或绕过建筑到达其后的空间单元，比如故宫大三大殿以及三大门。天安门广场的建设依托保留下来的天安门城楼作为背景，并未将人民大会堂横放在南北轴线上，后来的毛主席纪念堂被设置在了广场的中央。由此看来，天安门广场的空间概念是延续性的，在它的南面还有前门以及再向前到城市南门永定门；广场北面的空间序列就更为层次丰富，穿过三大门、再过太和门，就面对宏伟的三大殿，其后是御花园；再往北，城市轴线被景山收住，轴线上如此的层次序列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在这里，天安门广场、故宫以及景山共同构成了前庭后院空间模式。将这种空间序列进行概括，可以归纳出三个空间造型上的关键元素：轴线上的尊贵建筑、尊贵建筑背后的后花园、尊贵建筑面对的景观。天安门的北面虽然不直接是后花园，但故宫、故宫内的御花园以及景山取代了它，天安门广场也因此成为这个轴线序列上的新原点。在上海的人民广场，市府大楼面对上海博物馆，后靠人民公园。在这样的格局中，市府大楼将人民广场作为庭，将原来的人民公园自然转换成了后花园。上海的世纪广场则以世纪公园作为后花园，长春的文化广场也具有同样的特色。

二、不定性

1. 独立建筑

中国的空间是通过独立的建筑和独立的墙共同合作完成，这与西方传统中通过连续的建筑来定义的空间概念形成对照。中国式的独立建筑与西方现代主义以来主张的独立建筑有着不同的动机和内涵。在现代主义时期，西方建筑界提出一种新的空间类型，让建筑的四周流动起来；而中国传统中的独立式建筑是社会（家庭）等级秩序表达的一种需求，通过相互的独立来展示主从关系。中国的空间并不需要流动，因此加入了第二个元素墙，它可以被理解为中国空间概念中甚至比建筑更加重要的元素，它赋予每个空间单元明确的定义（划分与围合）。由于建筑彼此间的这种独立性，离开了墙，中国的空间概念将不复存在。以故宫三大殿为例，通过建筑秩序与等级关系来展现皇权的威仪，尊贵建筑因此居中，并与周边的建筑脱离开来，形成主从关系（如传统庭院中的堂屋与厢房），空间的概念（街道、庭院）以及空间的认知还必须借助于墙。

2. 模糊空间

建筑的表达非常明确，但空间的表达却产生了不定性，没有了墙，空间变得模糊。并且，由于中国行政广场一般具有的超级尺度，围墙即使在场，也不可能高到可以对空间感知产生明显影响的地步。此外，由于城市中心区建筑越造越高，一般都明显超过广场上的尊贵建筑，广场附近的建筑物也对广场空间产生影响，由于它们在建造时显然不会充分考虑到与广场空间的相互关系，广场空间的模糊性更被强化了。在北京，由于市中心区域对建筑高度的控制，没有出现明显影响天安门广场空间效果的高层建筑；在上海，由于高楼林立，人民广场上很难辨认出空间的边界（图8），浦东的世纪广场是如此，深圳的龙城广场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行政广场都是如此。

三、图谱化

1. 拿来的广场

西方的城市广场起源于一种特定的公共生活方式，与他们的民主政治传统密不可分。中国土地上最早建设的广场源自近代殖民者的实践，殖民者带来了西方的空间传统，但却没有带来他们的民主文化，因此它只是一个没有内涵的空壳。这种现象与欧洲殖民者在美洲、非洲的城市建设有着明显的相似。受其影响，民国政府在上海大都市计划中主动地采用了广场元素作为城市造型策略，当时的动机很简单，要与西方殖民者抗衡，表达中国人自己也能建设和管理现代城市的能力。显然，当时的决策者如同今天一样，认为来自西方的城市广场是现代的象征。在这种淳朴动机的驱使下，没有经过文化与道德层面的价值评判，没有讨论过广场的移植是否服水土，没有讨论过与自身文化传承发和发展的关系，在缺少必要的社会土壤情况下，城市广场被拿来了。天安门广场建设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决策者充满了政治自信，但显然缺少对自身文化传统传承与发展的正确把握，对古城北京动了大手术，拆掉了千步廊，建起了大广场。紧随其后，中国的各大城市也相继完成了西方城市广场的移植。

2. 标准图形

近代和新中国早期的城市广场是一种对西方城市空间元素的借用，它在中国的呈现明显带有巴洛克和古典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倾向。这些广场是一种城市景观元素，具有明显的政治抗争与权力展示色彩，少有服务城市公共生活的社会学价值。但无论如何，这种陌生的空间类型让中国人第一次注意到了城市公共空间造型的意义，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公共生活的发展。

四、内向与外向的矛盾

西方的传统城市广场因其空间的封闭特征而获得广场空间内向特征，但围合广场的建筑与广场空间从造型和功能组织上形成合作与互动，建筑的开放特征又使得广场获得外向性。因此，西方的传统广场看似封闭，在广场内部却因建筑的开放性而获得外向特征。以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市场广场为例，主宰广场空间的建筑首推市政厅，它是城市自治的象征，是城市政治的中心，这里举行议会会议，议会的决议在市政厅的露台上向聚集在广场上的市民宣读。议会大厅也是市民活动的场地，市民可以租用，举行生日、婚礼派对。市政厅的底层或地下层常常是酒吧，那里是市民日常聚会的地方。广场附近一般还是教堂所在，它是中世纪市民最重要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场所。此外，广场被连续的商业建筑所围合，商店的买卖可以非常自然地延伸到广场内来。这种建筑与广场空间互动的传统一直被延续到今天，也构成了前面提到的广场空间那种生动的内容与复杂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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