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参加了1985年5月的《人民文学》青年作家座谈会，他在会上侃侃而谈，尤爱悖他人而言他，与少言寡语的莫言截然不同。大家都在比各等现代流派的浏览面，他却兴致勃勃谈霍桑的《红字》，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甚至哈谢克的《好兵帅克》。他说他喜欢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20世纪作家，最多也就推崇一下纪德的《田园交响曲》与《窄门》，或海明威。那次座谈会后，他给我写了一个短篇《喜马拉雅古歌》。这是一篇色调强烈的小说，写猎人诺布骑马带“我”去珞巴人居住的山中小村林达。结构是现实与诺布讲述他阿爸的故事交替。 诺布12岁跟他父亲来过这里，他阿爸爱上了这里一个美人，她是矮小的珞巴猎人的妻子。偷情暴露后，猎人就尾随他们上了山。诺布的讲述，清晨他在阿爸的鼾声中看到逼近的雪豹，同时见到了藏在树后张弓待射的猎人。猎人将箭射向雪豹，豹中箭扑向猎人，诺布阿爸打死了豹，牵马离开时，被猎人射死。诺布就一直将他阿爸拖到雪线之上，将他葬在了雪穴里。 在小说描写的现实中，他们到了村里一个老人家，见到一个老女人两边嘴角都被豁开，留下骇人的伤疤。她显然就是当年的美人。那么，屋里的老人是谁？如直接交代他就是当年的猎人，就太简单了。马原先让“我”问诺布：“你阿爸没死，他就是你阿爸。我注意到他右手食指掉了，你说过，是你阿妈咬掉的，她就是你阿妈。你阿妈做了对不起你阿爸的事？是被你阿爸还是被另一个男人剐了嘴？”再让诺布叙述，猎人的手指其实是被他咬掉的。诺布说，七天后叔叔陪他带枪来这里复仇，发现阿爸的坟空了，猎人把阿爸的尸体背到山顶，召来鹰群，正在天葬。于是他到山顶，跪在了猎人面前。马原是无意写传奇故事的，他的兴趣，在这故事里，诺布阿爸与珞巴猎人，雄壮与矮小的，角色是可彼此移换的，在移换中就有了丰富性。我印象深刻的是，小说里，诺布阿爸猎杀的公鹿在喷血中发狂撞断了自己美丽的角，才安静地“卧下来，优雅地闭上了眼睛”。而诺布阿爸死后，“男性”仍然勃起，猎人就割了它唤鹰。那是1985年马原对强悍的赞美。 我记忆里，马原是住在交道口东棉花胡同口万之的宿舍里，给我写完的这篇小说。那时万之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心不在焉地当着老师，正办着出国。作家出版社要给马原出他第一本小说集，万之在给他写序。《人民文学》那时在东四八条，骑车到交道口很近。马原是个对吃喝拉撒日常生活得过且过的东北汉子，而万之是个好脾气、有条理、又好整洁的上海人。万之让出宿舍任马原糟蹋，帮马原收拾，常无奈着，还满脸是笑。马原那时就忿忿于每年的小说评奖，一次次说，我们应该自己评一个奖，树立一个标准。他后来称这个奖为“喜马拉雅奖”，筹过款。我则以为，应该从北岛的《波动》、万之与铁生在《今天》上发表的小说开始，将80年代的好小说重新排列一遍。 与马原再见是1986年，还是夏天。他好像都是夏天路过北京，这回是住在北太平庄《解放军文艺》编辑李晓桦的家里，李晓桦写诗，是他大学同学，锦州老乡。80年代是亲密无间，可以没时没晌聊文学的单纯时代。那时大家都不视时间为珍贵，可以骑着自行车从一处聚会到另一处，到饭点无非加一双筷子而已。那时也很少有住旅店一说，朋友来了，就住家里，大家都在公共时代里尚未苏醒。到90年代，似乎大家才都被商业化洗礼，各自都珍惜起时间的价值，原来无间的朋友，也知道不预约是不便随意拜访的了。 那年夏天在北太平庄，记得我们边走边聊，走过很长的一段路。哪到哪，记不清了。只记得，到了李晓桦家里，马原出门去买了一只烧鸡、两个面包，算午餐，就又开始天南地北。马原虽兴致于叙述变化，但那时就对法国新小说、德语小说（比如伯尔、伦茨），甚至时髦的拉美小说没多大兴趣。那年他与我大谈麦尔维尔的《白鲸》的象征与多义性。 那次他给了《解放军文艺》一个短篇《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三种时间指昨天、今天与明天，他故意混淆时间叙述，写“六合之内，阴差阳错”。悬念是今晚康巴汉子为何白送“我”他昨天还叫价500元的漂亮头饰，而“我”老婆听到了“午黄木”昨天说的天花板上的声音。这有可能不是现实，是“我老婆”小说的构思。头饰与天花板上的声音是否构成了逻辑的悬念？马原还是用反逻辑的方法来组织悬念的陷阱。小说的结尾是明天，“午黄木”借到一支小口径步枪，邀去打猎。此时天花板上声音又起，“我”开枪，打下的是抓老鼠的黑猫。通篇吊诡氛围。这样的小说那时能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是因为陶泰忠在当编辑室主任。 1986年他写得最好的是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篇小说《虚构》，写“我”进麻风病村的恍惚经历。从遇见那个藏了30年枪的老兵开始，到与麻风病女人的交往，一步步写老兵与狗、麻风病女人的性吸引与性排遣，珞巴男人与石雕，切肤感极强。这大约是马原写得最感人的小说，原因是他和皮皮还真进过一次麻风村。马原说：“进村三小时。”皮皮说：“不是特意，是路过。”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则是黑暗中的浮想，三小时浮想成七天。这篇小说的结尾，“我”出麻风村后在公路道班睡了一觉，醒来是5月4日。而前面交代是，“五一”从拉萨出来，到玛曲是5月3日。按这个时间，一切也可变成只是他在道班过夜时做的一个梦，所有都只是一种叙述的逻辑真实。 那时候，我正筹备《人民文学》的1987年一、二期合刊，我希望将一些有拓展意义的作品集聚在一起，马原就给了我《大元和他的寓言》。说实在的，这篇小说我当年是不满意的，它将童年、知青的零碎记忆包裹在与李潮、金岱的现在时交往中，以寓意作诱饵。李潮是《青春》的编辑，金岱是《青春》的作者，都是真人真事。马原的意图，咀嚼轻漫而过的过去时，都可能产生寓意。因为他在小说中插入了卡夫卡、纪德的注释，卡夫卡就说：“只要你按照寓言去做，你自己就成了寓言。”因此，寓言是大人叙述的，大人叙述的寓言是属于孩子的，大人是借着给孩子的寓言，重度了自己的岁月。马原这样构思。 这可能是马原构思最松散的小说，当年他却固执地坚持要我接受这小说“很重要”。说它“重要”，也许因其中除了叙述寓言与生活的关系，都是他自己刻痕最深的记忆。比如蘸盐吃鸡蛋与往嘴里扔花生米，都是他真实的吃相。这是“干货”，未用技巧花招。他那时其实对技巧的使用已有了些警惕，但《零公里处》那样的质朴，还是很难回去了。（待续） 文 朱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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