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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估的景色 景观评估被开启了另一个方向，它既不是形式分析传统也不是面向审美，而是面向生存、进化和宜居。Heerwagen 和 Orians (1993)[5]讨论了“宜居的环境线索”，其中的四个关键组成能帮助人们的生活与生存——资源可获得性、庇护、危险线索和寻路。他们认为，人们对环境的反应不仅是对环境本身的反应，而且也是对其象征意义的反应。人们会被水吸引是因为生存目的而对水产生的先天性的依赖。如果把这个生态性的进化论与景观偏好联系起来，就能更好地影响设计. 2 恢复性环境 当今城市生活的典型特征是刺激过多、信息过剩、节奏紧张、人员拥挤等，城市居民在其中体验到持续的压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心智健康和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人类福祉的两大杀手(WHO, 2008)[6]。长期的压力对包括心血管在内的身体器官有严重伤害。ETH的Hansmann 等人（2007）[7]发现接近一半的被试者（43.3%）都表示了至少体验一项压力。压力最多的是与求学、工作有关（23.8%）; 然后是噪声（6.1%）、时间压力（4.9%）、出行压力（3.7%）和争论和社会冲突的压力（3.1%）。被试者通常采取的减压活动有：林中漫步(68.9%)、运动(48.1%)、听音乐(35.4% )、逛公园(22.4%)、睡觉(18%)、读书(13.7%)等。当进行了户外活动（森林或公园）以后，被试者报告说压力释放了87%，头痛减少52%，幸福感增加42%。 良好的城市自然环境对改善市民的压力状况和身心恢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经证明，有些环境确实可以帮助人们减轻压力和各种不良情绪, 促进人们的心理和生理健康。这被称为“恢复性环境”（restorativeenvironment），其定义为能够帮助人们减轻压力、减少心理疲劳、促进心理和生理健康的环境。国外学者 (Ulrich, Kaplan,Kaplan, Hartig，Herzog，Nasar等) 以及台湾张俊彦、曾慈慧等对恢复性环境作了较长时间的研究。截至2007年的恢复性环境文献中，29％是关于绿地面积的研究；35％是城市与自然地恢复效果的比较研究；23％是关于自然与城市子分类的比较研究；最后13％对观看自然景观组与控制组进行了比较（Velarde等，2007）[8]。 2.1减压理论 目前主要是两种假说来解释环境对人体心智上的恢复作用，虽然它们在不断融合。Roger Ulrich (1979，1984)[9、10]提出了减压理论，也可以称为心理进化理论。他认为城市建筑、交通和环境刺激复杂多变, 拥挤、噪声、垃圾等环境问题严重地侵扰了城市居民生活，城市居民常出现焦虑情绪和自主唤醒水平持续偏高, 处于较高的压力水平。Ulrich指出当个体处于压力或应激状态时，接触某些自然环境可缓解由应激源造成的生理、心理及行为上的伤害。透过自然景致吸引人注意而引发正向情绪，继而带来减缓压力的功效。Ulrich 等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恢复性环境应满足以下条件: 有适当的深度与复杂性, 一定的总体结构和特定聚焦点; 包含足够的植物、水体等自然元素，并且没有危险物存在。只有这样的环境设置才有可能具备良好的复愈能力。 2.2注意力恢复理论 人们需要“集中注意力” (directed attention) 来保持认知清晰。集中注意能力的下降会导致很多负面影响，譬如频繁出现失误、冲动行为及容易激惹的状态。而在恢复性环境中，个体将有效恢复衰退的集中注意能力，体验到身心深层的修复。这个理论是由Kaplan 和Kaplan 提出的 (Kaplan, 1995;Kaplan & Kaplan,1989)[11、12]。Kaplan夫妇确定了恢复性环境的四个特征：远离、迷人、延伸性和相容性。远离（being away）指从疲劳或压力状态中逃离。远离可以是身体上的也可以是心理上的。迷人（fascination）是说这样的环境要够有趣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大自然被很好的赋予了吸引力——植物、动物、水和光。人们也有被自然吸引的趋势。延伸性（extent）, 是指一个空间具有足够的内容让人们感觉到他们正在远离压力。相容性(compatibility)是指环境可供性与人的喜好和活动相一致。 3 恢复性评估与健康 景观评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测量一片风景、一个环境，它对于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Ulrich 的减压理论和Kaplan夫妇的注意力恢复理论，都预言有某环境特质可以帮助人们减压，或是提升直接注意力。有大量的研究支持自然环境有助于心智的恢复。海边、大河、湖泊、森林、牧场这些安静惬意的自然场所都是远离城市；它们自然、丰富而连贯，有足够内容和结构，也包括许多有吸引力的元素，如动物、植物和水。但相比而言，城市的日常环境对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影响最大，应该是城市设计和景观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向，也应该是恢复性评估的主要环境。 3.1城市绿地与公园 过往研究都是把街道环境与野外环境做对比，得出了自然野外的恢复性效果较好的结论。 Wilkie 和Clouston (2015) [13]的系列实验认为，对城市公共绿地的环境体验，可以和在自然状态下得到类似的恢复性效果，也好于城市街道环境的体验。Grahn 和 Stigsdotter （2010）随机调查了瑞典953个城市居民，在排除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状况下，被试者对公共空间的使用与他们健康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显著的：当他们去绿色城市空间的频率越多，他们所报告的与压力有关的疾病就越少，每周在绿色空间里呆的时间越长，与压力有关的疾病也越少。而且发现，与城市绿色空间（如花园、庭院等）的距离是其使用的决定性要素。社区周边的绿色覆盖率差异越小，社区间由收入差距引起的循环系统患病率及死亡率的差异也越小 (Mitchell& Popham，2008)[14]。.市民通常不会因为所居住的区域缺少绿色空间，就会更高频率地去城市公园和森林。所以在高密度住宅楼附近应该设置和安排更多的公共绿地，可以获得更好的恢复性效果。 距离和时间是城市绿地使用上的两大障碍。离绿地越远的人对它的使用也越少。儿童、成年人、老年人的可以步行平均时间是204米/5分钟。如果不算老年人的话，则是294米/5分钟。如果不算儿童的话，则是325米/5分钟 (The Urban Traffic Network 1975). 时间是作为重要的使用成本被考虑的。绿地的服务半径直接影响了居民使用绿地的积极性。 重庆大学的谭少华和李进（2009）[15]访谈了绵阳市的游憩市民，发现公园游憩已成为大多数人日常释放压力的首选（29.70%），有60.47%人认为城市公共绿地在消除疲劳的效果较好。有10.37%的人认为非常适合思考问题和观景需要, 有41.68% 的人认为比较适合。这个调查发现一些问题，譬如公园的座椅设置不够，休闲、游玩人群没有方便的休息设施。另外应该增加健身设施以及老年及儿童活动设施，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要。最近谭少华和洪颖（2015）[16]调查了重庆不同绿化状况的三个住区，发现绿化状况直接影响了居民在绿地的活动意愿和活动量。不同绿化状况下的住区居民健康状况差异显著；提高住区绿化状况是促进居民健康的有效途径。 城市公园和绿地中的哪些品质是被市民喜欢的呢？Grahn 和 Stigsdotter （2010）辨别出八种知觉维度，其中居民们最喜欢的维度是平静，然后是空间宽敞、自然性和物种丰富。不太喜欢的维度是庇护、文化、景色和社会性。在这些知觉维度中，庇护和自然是对压力纾解最为有效的。庇护是采用了Appleton（1975）的概念，描述的是一种围合的、安全的、能在其中玩乐或看到其他人的环境特征。除了大型绿地以外，Peschardt和 Stigsdotter（2013）[17]在他们研究小型城市公共空间（5000平方米以下）时发现，“社交性”、“平静”和“自然”对于有严重压力感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 高密度区域中的大型绿地是城市稀缺资源。小型绿地与家的距离近，是日常使用的绿地，因而其恢复性价值尤为显著和重要。Nordh (2009)[18]等人对城市小型绿地（3000平方米以下）调研后认为，最小的公园也可能会产生很高的恢复性效果。恢复性效果的首要环境特征是面积，其次是草地、灌木和树。这个结果说明户外空间变得更绿、更自然，恢复性效果也更好。在恢复性四个参数中，迷人是与水体和面积有关的，远离是与草地、灌木、树木和面积有关。但是他们的研究中没有明确面积到底多少比较合适。人们都喜欢有着更多树木的风景。随着树木数量的增加，评价也随之增加。景观设计可以帮助人们在较小的绿地中体验到恢复性效果。 3.2 康复花园 学校、医院、办公室周围如果有生机盎然的绿色植物，被证明能促进健康，提高注意力、提升工作效率和满意度。Wells (2000年)[19]。Taylor, Kuo和Sullivan（2009）[20]表明了树木和其他自然元素对儿童和成人有积极作用。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儿童即使在自然环境中仅仅待二十分钟，这种症状也会有所减轻。 康复花园研究必须要提到Ulrich 和Marcus。Ulrich [21]的支持性花园设计理论认为，病人接触自然能够减压，那么康复机构中的花园会有很大意义。Cooper Marcus和Barnes1999）[22]对加州北部四家带花园的医院进行调研，她们访谈了143名病人、家属和医护人员。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提到了花园中的树木、花朵和植被有助于身体健康，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提到其他积极的感知体验，比如令人愉悦的声音、气味、沐浴阳光、新鲜的空气等。 Stigsdotter （2005）[23]调查了656名瑞典人的工作空间，发现花园对他们工作的舒适、愉悦和压力恢复都有积极效果。作者认为在工作场所边上或周围安排更多的花园，可以提升环境的恢复功能，排遣工作的压力。Whitehouse .(2001) [24]的访问对象是一所儿科医院的花园，发现虽然多数人使用花园不到5分钟，但都产生了积极的知觉。花园的使用改善了情绪和对医院的满意度。Sherman 等（2005）[25]对一所儿科癌症中心的3个康复花园进行用后评估。在所调查的1400名使用者中，医护人员在花园里的活动常常仅是穿越或是坐一会吃点东西，很少有与环境的交互行为。大部分成人访客在花园的活动就是静坐。儿童互动性使用活动多于成人。使用者在花园中的情感和病痛体验都比在病房中小。最受欢迎的花园环境特征是河流和马赛克鸟巢。研究者建议在设计儿科医院的康复花园时，设计师应该考虑提供更多的座位让人们可以坐下和交谈、放松，同时能欣赏园中的鸟语花香和流水潺潺。为了鼓励更多的儿童使用花园，应该增加那些能鼓励孩子和家人一起活动的项目。 马科斯（2009）[26]说康复花园不仅仅是一处地方，更是一个过程，这是医疗设计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医学界只考虑自然环境对病人的内在疗效，而忽视它的潜在影响；设计师熟悉空间要素的设计，但如果忽视了这些要素对人的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对康复花园的建造和维持不利。医学人士和设计师应该密切合作。见图1. 图1：Marcus 和 Sachs (2014) 的新作《治愈景观》 3.3建筑环境 相比自然环境而言，人工环境的恢复性效果比较有限。Nasar 和Terzano（2010）[27]揭示城市的夜景天际线有较高恢复性价值。 Ouellette等（2005）[28]针对本笃会修道院的521名游客问卷调查显示, 修道院的静修体验对缓解精神压力具有明显效果。Kaplan 等（1993）[29]验证了博物馆对于经常去参观的游客是恢复性环境; 而寺庙对于朝拜者都是恢复性环境（Herzog等，2010）[30]。Scopelliti and Giuliani (2004)[31]发现，自然环境和城市户外环境对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恢复性潜力，户外环境对年轻人特别重要。因为与恢复性相关的情感反应不同，年轻人更倾向兴奋而不是休闲。Grahn 和 Stigsdotter(2003) [32]建议说，户外环境的使用与压力纾解之间的积极关系主要表现在：1）户外活动与锻炼。2）自然光。3）各种感官的刺激，4）审美体验。 设计精良的城市环境也可以纾解压力、提升情绪，即使它绿景的规模不大。水体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恢复性环境（Karmanov和 Hamel，2008）[33]。人类偏爱绿色也偏爱水体，这是有进化缘由的。林穎萱等（2014）[34]在台湾的调研也提到，水体的恢复性环潜力要高于绿色山体，因为水流的声音也是有恢复性效果的。Ulrich（1993）认为水体是具有高度恢复性潜力的环境特征。公园、花园结合水体应该是提升城市环境恢复性潜力的重要途径。如图2. 图2：Karmanov和 Hamel 研究的城市环境和自然环境。（来源：Karmanov和 Hamel） 建筑环境中的绿视率与减压的关系是个重要问题。Jiang和同事们（2014)[35]发现，压力纾解与绿视率之间是一个倒U型的关系：纾解压力最好的绿视率，既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而是中等的24-34%。这个结果既令人意外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当树木过于浓密就会遮挡人的视线，导致人会感到不舒服甚至引起恐惧。当树木密度增加会导致视觉开敞性的减少。因为人们既偏好绿色景观，也偏好开敞的视野。所以中等覆盖率的树木植被对于休闲活动而言是最好的。这个研究显示，如果创造一种减压的环境而且只用一个维度，那么自然环境是最佳选择。如果采用两个维度的话，就是庇护特征的自然环境。最有恢复性效果的环境是一种庇护、自然、物种丰富以及很少有他人在场的一种混合物。这个结果与Grahn 和 Stigsdotter 的发现一致。 为建成环境提供自然元素并方便居民进入，有助于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这些自然元素包括水体和绿景、自然光、空间宽敞、视域宽广、有特色。规划和景观设计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它能提高环境的愉悦、魅力和趣味，帮助人们情绪恢复。杰出的景观和城市设计可以将环境的美质、文化、生态各部分整合在统一的整体中。 4 绿色城市主义 4.1 支持性环境 从社区绿地的用后评估来看，可坐、游憩和锻炼的设施需要加强并提升品质，这可以更好的鼓励使用。积极生活研究（active livingresearch）已经揭示，社区绿地是社区的健康资源并提升步行性（walkability）。与公园的距离越近，就会产生更多的步行活动，体育健身活动的机会与交往活动也会越多，于是健康的各项指数就会提升。适于步行的绿色空间是与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延长是有关系的 (Takano等， 2002)[36]。自然环境良好的住区居民参与身体锻炼的概率, 会比自然环境不太好的住区居民高3倍, 发生肥胖的概率低 40% (Maas等, 2007) [37], 然而，附近绿色空间的大小、数量与健身活动如步行和骑自行车之间是否是正相关的关系，依然在激烈争论中。社区里可用的绿色空间是与观察到的身心健康有关系的（de Vries 2003,Rappe et al 2006）[38、39]。生活在高水平绿地率的社区居民报告了更好的心智健康（Sugiyama et al2008）[40]，这意味着社区中的绿色空间可能是对心智的健康而不是身体性的健康更有贡献。总之，绿色空间与健康的关系是复杂的，因为富人可以负担得起居住在公园和水边。 在高密度城市环境中，应该将恢复性环境的潜力与积极生活研究相结合。有资料说明，暴露于绿色环境之中的人们会有更多的社会交往活动（Sullivan, Kuo & Depooter, 2001）[41]，而且绿色景观能降低犯罪率（Kuo, Sullivan, 2001）[42]，这是因为绿色环境能鼓励更多的身体活动，温和的促进社会交往，增进空间的归属感。在高密度环境中，重要的是将恢复性环境与社会交往空间联系起来，共同构成对于高密度环境的健康生活必不可少的支持性环境（supportive environment）。 4.2. 高密度的绿色城市主义 我们还可以沿着Marcus和Sachs (2014) [43]康复花园的概念，将绿色屋顶、空中花园、都市农场、垂直绿化等新型绿色空间，结合传统的城市绿地、公园，共同组成一个系统的、扩大的和密集化的城市治愈空间网络，扩展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构成，增加其在城市土地中占比，最大化生物多样性。使之不仅有利于城市生态，也有益于身心健康，达成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形成一种可持续城市化。 高密度城市环境中的绿色城市主义实践，已经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展开。有影响力作品包括JERD事务所设计的日本大阪难波公园（2003），Boeri 设计的米兰垂直森林公寓，英国RMJM 设计的新加坡邱德拔医院等，这些作品的标志性特征就是将生态系统与高层建筑相结合，通过绿色屋顶、空中花园，垂直绿化等手法，不仅使空间形态具有标志性，更重要的是，绿色空间与日常居住、生活、工作活动结合，提供包括视觉交流在内的日常性互动，使得环境更加怡人，具有更好的恢复性价值。见图3、4。 从奥姆斯特德的波士顿“翡翠项链”，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设计结合自然（麦克哈格，1969）[44]，城市设计结合自然（法尔，2013）[45]和生态城市（瑞吉斯特，2010）[46]等等，目前景观都市主义的风起云涌，都显现出一种将建筑、空间、环境联系在一个整体脉络中，致力于环境和健康福祉的研究。当代景观实践已经见证了景观不再是纯粹的艺术和园林作品，而是对人和自然、人工和城市环境的重新思考，面向于人类健康、社会、环境生态的复兴之路。 图3：难波公园综合体（图片来源：Nikken Sekkei； Hiroyuki Kawano； 严佳钰，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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