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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认真阅读了《维特根斯坦传》这本很早就被我列入必读书目里的书，总觉得对这种书有种一定要去读的责任。这本传记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天才如何度过了焦虑而备受折磨的一生。他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在我看来，是20世纪最动人的一句话。 他度过了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一生。 他是罗素眼中“天才人物的最完美范例”。他的一生是宗教的，诚实的。他让逻辑融入伦理，让哲学重返生活。如此，他彻底贯彻了魏宁格的格言，那句曾让他投入哲学怀抱的话：“逻辑与伦理根本上是一回事，它们无非是对自己的责任。”他尽责了。 他始终过着一种在道德上如圣徒般的绝对命令式的生活，在智性上也要求一种彻底的严格，一种理性上的诚实，一种近乎偏执的反思冲动，也正是这些引导他走向精神世界的最深处。不论后世如何评价，他终其一生都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做了所有力所能及的事。 接下来我想梳理一下他的哲学思想。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难懂自不必多言，而我认为难懂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我们不理解他所关心的问题为何物。所以下面先从远处扯起。 16世纪之后，西方社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短短一两百年间，统治者从国王变成了议会，生产主力从农民变成了工人，科学研究从懵懂变到了成熟，大跨步地进入了工业时代。西方的哲学家们这时候就想了，当年哲学号称是“科学的科学”，多牛啊，可如今再看看哲学的发展历程，发现几千年来，哲学连一些最基础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反过来看人家科学，你哲学家一天到晚说什么没有因果律了吧，不能用归纳法了吧，科学家理都不理你，闷头做实验。结果就在这么短的一两百年里，科学坚定不移地朝前发展，一个个新的理论代替了旧理论，那是名副其实的日新月异，改变了世界。哲学家们不得不开始反思。 哲学和科学其实很像，两者都坚持理性，但是发展的结果却不一样，这差在哪呢？显然，这不是某一个哲学观点的问题，而是哲学从根本上就出了问题。就好比有的老师批评学生说：都是一样的老师，都是一个班教出来的，怎么你就不如别人呢？原因无非是那么几种：孩子不够努力，或者脑子比较笨，或者是学**方法上有问题。对于哲学来说呢，说哲学家研究不用功？脑子笨？这都说不过去。所以结论肯定是哲学的研究方法出了问题。 所以这时就几乎同时出现了出现了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这两个学派。但他们的思路完全不一样，后者看到了科学的严谨性，希望哲学也能和科学一样严谨。他们认为哲学必须要采用和科学一样严谨的研究方法，立足于经验，不容许一点儿独断论。实用主义则看到了科学的实用性，看到科学家没哲学家那么多废话，在科学研究中什么理论好用就相信什么。实用主义者觉得，哲学也得像科学这样，不再说空话，不再讨论空泛的大问题，而是重视哲学的实用性。 我们重点来看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派。这还得先从维特根斯坦的老师罗素说起。罗素和怀海特一起写过一本《数学原理》，这是一本非常猛的书。罗素说，据他说知，只有六个人从头到尾读过这本书。虽然销量不好，但罗素在写作时受到了启发。他发现能从少量的逻辑公理推演出整个数学，那么他想，是不是也能用类似的方法推演出整个语言，或者说，按照逻辑规则重新建立一套严谨的语言呢？ 为什么语言这么重要呢？我们先想想，在科学研究中，我们是如何确认某个理论是正确的呢？科学遵循经验主义，也就是说，科学重视实验和观测。那么，必须符合实验和观测结果的理论才能说是正确的。而这里“符合实验和观测结果”有一个条件，就是这结果必须能经过反复检验。假如有一天你写了一篇科学论文，但是你引用的实验其他人都重复不了，得不出和你一样的结果，那你的科学理论就没人相信。因为没法证明这实验结果不是你个人的错误、幻觉或者偏见。既然真理需要多个人去检验，这前提自然是，这些人对同一个真理的理解必须是完全相同的。要实现这一点，人类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真理都诉诸于语言。真理的全部表现形式就是语言，而且这语言需要尽量严谨。 然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却发现，我们平时使用的语言大有问题。因为我们生活中的语言并不一定遵守严格的逻辑规则，有些话模棱两可，有些话有多种理解方式。特别是在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因为哲学问题经常涉及一些理性难以把握的终极问题，再加上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受过严格的逻辑训练，所以一些哲学作品词不达意。就像类似“生命意志”、“权力意志”等词都是一些在特定的体系里有专门意思的术语，不了解的人一不小心就容易用乱。 所以逻辑实证主义者想到，我们把语言变得更加严谨，严谨得完全遵守逻辑规则，让语言能完全准确地表达意思，那么哲学就可以像科学一样，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了。为此，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他们用大量的符号代替词汇，使得原本一个用语言写成的命题如今写得好像数学公式一样。逻辑实证主义者还希望，这种严谨的语言能够成为一切科学的工具，这样科学研究也能更可靠有效了。 逻辑实证主义者想的不错，他们要发动一场继承苏格拉底、笛卡尔和休谟怀疑精神的运动，他们要用逻辑工具去一一考察所有的哲学命题，把所有没有意义的、不可证实的命题都剔除出去。 逻辑实证主义的巅峰就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写完这本书以后，维特根斯坦以为自己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语言都被他用逻辑工具分析光了嘛，他觉得所有用语言能表达的句子他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 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凡是可说的事情，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可说的事情，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句话的意思是：凡是符合逻辑实证规则的语言，内容都很清晰准确。凡是不符合逻辑实证规则的语言，说了也是没意义的，就不用说了。 这么一来，维特根斯坦觉得他没有困惑了，就去乡下当小学老师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后来在剑桥当老师的时候，他的学生收集了他上课的言论，再加上他平时留下的笔记，在维特根斯坦死后，有人把这些文字归结成书出版。这本书显示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之后的哲学思想和逻辑实证主义完全不同。 维特根斯坦发现，原先用逻辑去分析语言的想法太天真了。比如生活中有人说一句：“我还是我吗？”这话如果用逻辑来分析，那么答案是显然的，这是一句没什么用处的话。然而我们知道，在生活中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有自己的意思，而且不同的情境下还可以表示不止一种意思。 如果我们掌握了逻辑分析的方法，到生活中一看，其实没意义的句子比比皆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发现，剔除到最后，能留下的只有类似“这朵花是红色的”之类描述片段经验的命题，或者是不产生新知识的、纯粹在逻辑上成立的命题。而大部分哲学问题，特别是形而上学问题，全都是没有意义的伪问题。要么违反了种种逻辑规则，要么无法用经验去验证。 所以维特根斯坦发现，语言并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逻辑分析上。同样的一句话，说话的情境不同，说话人的语气、表情、手势不同，常常会表达不同的意思。换句话说，每一个情境都给语言制定了不同的规则，语言得和规则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真正的意思。而这规则又是没有逻辑可言的。 哲学研究也是这样。如果你给你的哲学讨论制定了或者寻找了一套语言规则，那么你的规则必然是独断论的。如果你坚持反对独断论，你不停地怀疑，结果就是你最后必须把语言规则都怀疑掉。但是没有了语言规则，你也就没法再说话，再表达你的意思了。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无限的怀疑来防止独断论，但是怀疑到最后，唯一的结果是什么都给怀疑掉了，什么都没法信了。而你一旦要建立自己的学说，你所用的语言，必然要在一些不言自明的前提之下，而这前提只能是独断论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理论不能自己解释自己，道理就在这里。你要讲世界是什么，你必须得张口说话吧？你一张口说话，怀疑论者马上就可以追问：你这句话的根据在哪里呢？就像逻辑实证主义本身的规则也经不住自己的分析一样。 所以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其实是一件很主观的事。命题并不一定非要经过逻辑实证的严格检验才有意义。日常语言（也就包括传统哲学家对哲学的各种讨论）既是有意义的，也是建立在各种独断的规则上的。因此哲学不可能成为严谨的学科，不可能去严谨地解释这个世界。它只能描述这个世界。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们研究逻辑实证主义，是因为我们觉得哲学的逻辑基础不牢靠，应该好好加工一下，把哲学改造成科学，然后再扎扎实实地追求真理。但我们怎么最后竟然得出了“用逻辑和理性没法研究语言”，“哲学都是主观的”这一结论？ 这里只能再总结一下，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说明了几件事情。第一，大部分哲学问题，特别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按照严格的逻辑实证的方法——也就是科学方法去研究是无法得出答案的。第二，符合逻辑实证规则的语言的表现能力非常有限，也就是说我们能用理性严谨研究的问题很有限。语言仿佛是上帝扔给人类的陷阱。人类的救赎是不可能依靠语言的。 于是，我们不得不感叹维特根斯坦的天才，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完全否定自己，提出两种截然不同、又都对哲学史影响深远的理论的哲学家。他深刻影响了哲学的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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