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画说与吉祥寓意

朱万章

从小在瓜棚豆架下生活，对紫藤蔬果自然便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

记得常常在夏夜，和一帮孩子一起聚集在瓜棚下乘凉，听大人们讲古论今，闲话聊斋。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完成了少年时代的文化启蒙。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瓜棚及父老乡亲大多已物是人非，当日的瓜田李下也渐行渐远。但随着年龄的递增，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幻，少年的记忆非但没有越来越模糊，反而愈见清晰。

其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葫芦。

从一粒粒种子，到播种、浇水、长苗、搭架，直到爬满支架，长出一个个浑圆、鲜活的葫芦瓜；从翠绿、青绿、深绿、浅黄、深黄直到暗黄、金黄，葫芦的颜色次第变化。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葫芦便完成了一生的新陈代谢。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几乎每年亲历葫芦兴衰的我，在脑海里留下了铭心印记。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可以每天对着一大批明清以来的书画，观摩、鉴赏、临习，于是，便有了将心中葫芦转化为纸上葫芦的冲动。

图1、清·金农《花卉图册》，纸本设色，24.6x30.9厘米，176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十数年前，在前人书画的感召下，我开始拿起画笔。一开始是临习“青藤白阳”，再后来是八大山人、金农、罗聘、吴昌硕、齐白石、唐云、朱屺瞻、陈大羽、丁衍庸、冯其庸、饶宗颐；题材上，一开始是兰草、山水，后来则专攻葫芦。几年下来，对葫芦已颇有心得。因本人并非美术科班出身，画起画来，不求形似，但求遣兴。惟其如此，在逸笔草草中，或许更可见性情所在。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卢延光说，我的“葫芦，葫芦叶、藤、蔓等等，都有非常深厚传统文化的功底，深厚的学养，才能画出来这个东西”。虽然是溢美之词，但我一直看作是前辈对晚辈的勉励，使我未尝少懈。在此鼓舞下，先后在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四川和广东顺德、东莞、广州、肇庆、封开、开平、江门、佛山等地举办个展，作品被四川博物院、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博物馆、岭南美术馆、江苏镇江市博物馆、广东开平美术馆、江门美术馆、江门市博物馆、山东青州市博物馆、肇庆学院美术馆、顺德博物馆和南海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美术馆等机构收藏。很显然，这是对我葫芦绘画的极大鼓励与鞭策。

图2、齐白石《葫芦》，纸本设色，66.5x35厘米，北京画院藏

纵览历代名家翰墨，以葫芦入画者，唐宋元以来，并不鲜见，但多半是以人物的佩饰出现于画中。在道释人物中，以葫芦作为随身携带之酒器、法器或吉祥物者最为多见。因葫芦不仅因其肚大口小而成为盛酒之天然器物，更因其谐音“福禄”、“护禄”，其枝茎称“蔓”，“蔓”与“万”谐音，“蔓带”与“万代”谐音，“福禄”、“万代”，是乃“福禄寿”齐全，因而成为吉祥的宝物；同时，从传统风水上讲，葫芦嘴窄身肥，所收煞气，易入难出，因而是驱邪纳福、化解各种不利风水的法物……如此种种，数千年以来，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葫芦被广泛运用于中国画题材中。从宋代的李公麟、李嵩、明代的吴伟、清代的金农、罗聘、黄慎、晚清的吴昌硕、近代的齐白石及现代的唐云、陈大羽、丁衍庸、冯其庸、饶宗颐等等，无不在其笔下将葫芦的各类形态展露无遗。所谓“葫芦虽小藏天地”、“葫小乾坤大”、“一葫一世界”、“万事不如依样好”……等各种意境，都在其画中得到生动体现。

不仅在画中，在器物中，也出现葫芦形的各种物件，如牙雕、陶瓷、木雕、铜器、铁器、玉雕、玻璃、印章、金器、珐琅器、石雕……等等，几乎囊括了重要的各种文物器形。葫芦成为传统文化中最具有吉祥寓意的文玩，被上至文人雅士、达官贵人，下至普罗大众所青睐。因而无论在民间传说、神话戏剧，还是生活器皿、宗教法器等等方面，无不可见葫芦的小小身影。

图3、吴昌硕《葫芦图》，纸本设色，108.5x52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在葫芦的文化含义中，它承载了传统文化中的无数内涵，寄托着一种美好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画的题材中，葫芦更能表现出一种豁达、包容、恣肆、淋漓的大写意状态。将传统民间文化与文人画相结合，正是我在多年学艺相容的一种尝试。因而，我选择葫芦作为创作的主题，便是想借助这一特有的题材，表现自己在学术研究之余的笔情墨趣，也希望借助一个个小小的葫芦，在修身养性的同时，为观者带来一种视觉的清新与吉祥的祝福。

图4、朱万章《白石逸韵》，纸本设色，117×53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本文作者朱万章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