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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都在何处(转文))

 逸心茶舍 2017-02-15
   关于商族起源于何地,自汉代司马迁至今, 大约有过陕西说、东方说、冀鲁豫说、河北说、 东北说、山西说、浙江说等多种不同的观点。 至今这些分歧仍然存。究其原因,一是文献记 载较少且含糊不清,二是有些学者不太注重文献 材料需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治史方法,三是一些 学者对考古材料的利用和解释不够慎重。
      要正确地研究商族的起源,就必须对文献和考古材料 进行综合研究,以此追溯先商历史。由于商族起 源问题不仅是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 涉及到中国三代文明之一——商文明起源于何时 何地等重大问题,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 无疑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本文即以文献和考古资料为基础,运 用历史与考古相整合的方法对商族起源问题进行 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先商文化的发现使商族起源研究成为可能
     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 的商文化已被学术界公认为早商文化,而以此为 基础,先商文化的发掘与研究亦日益深入。 先商文化早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掘辉县 琉璃阁遗址时就已发现,由于当时认识水平的问 题,被作为殷代遗存来看待。1957年,考古工 作者又发掘河北邯鄣涧沟遗址期间,发现了典 型的早于二里岗期的商文化遗存。随着六七十 年代河南新乡潞王坟、河北磁县下七垣@、界 段营固等遗址发掘报告的发表,1980年,邹衡先 生首先提出了“先商文化”的命名,认为以新 乡潞王坟下层、磁县下七垣第层、层为代表 的一类遗存,即为早于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的先 商时期文化。而对于这一类先商时期文化遗存 的命名,也有学者因下七垣遗址发掘面积较大, 出土文化遗存较为丰富,而命名为“下七垣文 化”。但邹衡先生对这一命名并不认同,认为 下七垣遗址并不具备所谓“下七垣文化”的典 型性和代表性@,因此,还是“先商文化”的命 名更为合适。 主,次为泥质黑陶、夹砂褐陶。纹饰常见绳纹、旋纹、楔形点纹、绳切纹等,其中以细绳纹最具 代表性。器物造型多小平底器、三足器。主要器  万方数据 从先商文化的主要来源看商族起源地 35 形瓮、细泥鼓腹陶盆、器盖、豆等。石器以磨制为主,常见小型石镰。骨、蚌器发达,见有卜 骨。发现有少量如刀、镞之类的青铜小件。先商 文化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北至河北中部, 西至太行山麓,东至古黄河沿岸,南至沁河、新 乡一带。此外,先商文化的势力也曾伸入到豫东 西部地区@。关于先商文化的年代,李伯谦先生 认为可分为连续发展的三期:第一期以河北省磁 县下七垣遗址第层为代表,第二期以磁县界段 营H8、H11为代表,第三期以磁县下七垣遗址 第层为代表@。此三期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二 里头文化的二、三、四期,绝对年代约公元前 19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范围内。 二、先商文化来源辨析 
   
 依据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先商文化只代表 古学文化还不明确。但先商文化为探讨契至相土之间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基点。 对于先商文化的来源,邹衡先生认为,“先 商文化漳河型的来源并不是单一的,它应该有三 个主要来源:一是河北省的河北龙山文化涧沟 型;二是山西省的河北龙山文化许坦型;三是山 西省的夏文化东下冯型”。而且特别强调,“若 就地区而言,这三个主要来源中,有两个山西 省,因此另一意义上又可以说,先商文化漳河 型中的不少因素是从山西省来的”。实际上,限 于当时的资料贫乏,邹先生仅对漳河型与河北龙 山文化涧沟型的遗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比较,而 对山西省的两个来源则多基于推测@。李伯谦先 生虽然没有涉及这方面的细致比较,但据先商文 化中大量存的陶鬲,推测这种情况“也许暗 示出下七垣文化的主流是继承晋中龙山期文化逐 渐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凹。 随着考古材料的日益增多,目前有学者对此 提出不同的看法,如有学者认为河北龙山文化涧 沟型是更早的先商文化,也有学者认为河北哑 叭庄龙山文化是契时的先商文化凹。对于这两种 认识,以现有的考古资料考察,我们认为不太符 合考古实际。
 1.从所属年代和考古学文化面貌来讲,河 北龙山文化涧沟型与先商文化之间存明显的差 别对于先商文化的界定,目前学术界一般认 为,先商文化“是指汤灭夏以前商族(或以商 族为主体)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哆。由于先商文 化与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商代早期文化关系密 切,其分布范围又是文献记载中商族灭夏前相土 至汤期间的活动区域,即豫北冀南地区。其年代 与属于夏代遗存的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相当 (公元前19世纪至前17世纪),故可以断定, 先商文化应为商族建国前300年间的文化遗 而对于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其分布区域亦主要豫北冀南地区。汤阴白营和安阳后岗遗址 的大规模发掘,使得学术界较多地采用了20世 纪60年代初安志敏先生提出的后岗二期文化来 命名这一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存。后来有学者依 据豫北冀南和晋东南地区后岗二期文化面貌的不 同,将其划分为后岗类型、涧沟类型和小神类 型@。由此可以看出,豫北和冀南地区的龙山文 化虽有一定程度的不同,但这种差别仅是同一考 古学文化内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别,因此,涧沟型 龙山文化的相对年
代仍不出后岗二期文化的年代 范围。对于后岗二期文化的年代,学术界多认为 公元前25一公元前20世纪之间曾,因此,后 岗二期文化涧沟类型与先商文化虽分布地域上 存一部分的重合,但年代上不相符合。 由于涧沟类型龙山文化与先商文化年代上 存一定差距,使得两者的文化面貌也表现出根 本的不同。如该类型文化的陶器以深灰色为主, 大部分陶器有绳纹和篮纹,还有少量的方格纹。 炊器以鬲和深腹罐为主,其他常见器物有赢、 甑、高领篮纹瓮、敞口碗、大平底盆、大圈足盘 等。而先商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如前所述,其主 瓮、卵形瓮、细泥鼓腹陶盆、器盖、豆等,流行绳纹、旋纹、楔形点纹、绳切纹等。不可否认, 两者中的鬲和觑存较多的共性,但这两种器物 仅占两者各自整体文化因素的一部分,因此这种 情况只能说明先商文化一部分文化因素来源于涧 沟型龙山文化,而不能说明涧沟类型是先商文 由于年代不符,考古学文化面貌差别较大,所以涧沟型龙山文化与先商文化应为两个性质不 同的考古学文化。 
2.从主要文化因素的来源来讲,先商文化 的主要来源应为晋中地区的龙山文化,而非河北  万方数据 考古研究 哑叭庄龙山文化 一般认为,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主要包括 遗迹、遗物等,而其中遗物中的陶器由于多为日 常用品,且出土数量往往较为丰富,因此,陶器 类别和形制的变化最能反映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和 演变,所以考察先商文化主要文化因素的来源即 以陶器为主要分析对象。如前所述,细绳纹鬲、 形瓮、矮把豆等先商文化中均较常见,且自身各有一定的发展序列,因此可将其作为先商文化 的主要文化因素。 作为先商文化中最具特征的器物,细绳纹鬲其第一期较少,第二期逐渐成为主导因素。相 关考古资料显示,这种细绳纹鬲与晋中地区的高 领鬲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晋中地区的高领鬲为 体由瘦高向矮胖发展,实足根由高向低发展,绳纹也由细向粗发展。因此,有学者指出先商文化 的陶鬲是由晋中地区分化而来的。 觑是先商文化中自始至终都存的典型器 物,其特征是均有腰隔,腰外侧也多有一周附加 觑的来源,有学者联系到冀北任丘哑叭庄龙山文化的瓶圆。这一点我们不敢苟同。哑叭庄龙山文 化的觑形制上虽然与下七垣文化的觑较为相 似,但其大都没有腰隔,腰外侧也没有附加堆 纹。觑龙山时代也是较为流行的一种炊器,纵 观各地龙山时代的觑,虽其形制大同小异,但饰 要区别之一,其中饰附加堆纹带腰隔的瓶唯晋中 南一带较多,其次为涧沟型龙山文化,而其他地 区少见。因此,先商文化有腰隔觑的来源应为晋 中地区龙山文化或涧沟型龙山文化,而非冀北任 丘哑叭庄龙山文化。 
     先商文化中的另一类重要器物——蛋形瓮, 其第一期虽几乎不见,而到二、三期却突然呈 现勃发的趋势,同陶鬲一样,成为先商文化一种 重要器类,据李固遗址的统计,其数量已占据整 个器物群的第4位固。蛋形瓮从形制上看又有平 底、圈足和三足之别。其中的三足瓮,已有学者 指出源于晋中地区龙山阶段的圆底篮纹瓮,而 豫北冀南地区的龙山遗存中并没有使用这类器物 的传统。所以先商文化中的三足瓮也当是来源于 晋中或其周围地区。 先商文化中的典型器物除高领鬲、赢、蛋形 瓮等能晋中地区找到渊源外,其他如饰有圆圈 纹的细泥鼓腹盆、矮把豆,甚至占卜用的卜骨 晋中地区的龙山文化中也都可找到其祖型。先商 文化中的其他流行因素,如口沿花边装饰、楔形 点纹、鬲和觑实足根上的竖行沟槽作风等晋中 地区龙山文化中亦有不同程度地存。 由此可见,先商文化中主要的文化因素当来 源于晋中地区的龙山文化,而河北哑叭庄龙山文 化则对先商文化形成影响甚少,因此河北哑叭庄 龙山文化并非先商文化的主要来源,更不可能是 3.晋中地区和豫北冀南地区之间存的天然通道为两地进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便利 附加堆纹带腰隔和没有附加堆纹不带腰隔是其主 条件 商文化下岳各庄。。。
     先商文化的主要来源看商族起源地 37 据文献中记载,从山西到河北,虽有太行山 阻隔,但因太行山中有八个天然的通道,即 “太行八陉”,使得古人经此八陉能够较为轻易 地山西和河北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其中 “滏口陉”漳河的北面,即今河北省武安县之 南和磁县之间的滏山,是沟通豫北安阳、冀南邯 郸与山西的通道。古人云: “由此陉东出磁、 邢,可以援赵、魏。”“井陉”又称“土门关”。 故址今河北省井陉县的井陉山上,是连通太原 和石家庄的要冲。因此,晋中地区龙山文化尽可 以由这些通道进人先商文化分布地区,并进而成 为先商文化的主要来源。 综合以上分析,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性质 上并非先商文化,而是先商文化的来源之一。先 商文化的主要来源当是晋中地区的龙山文化,而 非河北哑叭庄龙山文化,并且该文化与先商文化 的来源并无明显的关系。 三、晋中地区龙山文化大量融入先商文化的 历史背景 以上的分析研究表明,先商文化形成过程 中融合了大量晋中地区龙山文化因素。而有学者 认为,晋中地区以高领鬲和空足三足瓮为代表的 龙山文化遗存很可能已经进入夏纪年,并且将该 类遗存称之为晋中地区夏早期文化遗存。因 此,先商文化与进入夏纪年的晋中地区龙山文化 年代上应有相接甚至一部分重合,这为大量晋 中地区龙山文化因素融人先商文化提供了可能。 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这一考古学文化现象的 出现有着一定的历史背景。据文献记载,王亥、 上甲微两代曾联合其他部族发动对有易氏的战 期,因此考古学文化上应属先商文化时期,这是先商史上社会局面最为动荡的时期。当时曾发 生了两件大事,即商族首领王亥被有易氏所杀, 为替王亥报仇,上甲微曾向河伯借师,发动对有 易氏的战争,最后取得胜利,杀掉了有易之君绵 臣。这两件事《楚辞 天问》、《易经》、《山 大荒东经》、今本《竹书纪年》等书中均有记载。王国维、顾颉刚、吴其昌等先生都进行 地,学术界一般认为今保定至北京一带,以下岳各庄遗址为代表的先商文化保北型可能即为有 易氏的文化遗存四。而上甲微所联合的河伯,有 学者认为其原住地晋中地区锄。这样,上甲微 去晋中地区向河伯借师,发动对有易氏的战争, 客观上造成了大批军民从晋中地区进入冀南,加 强了商族与河伯的交往和联系,不仅壮大了商民 族的军事力量,也引进并吸收了晋中地区的鬲及 蛋形瓮等文化因素,从而丰富和繁荣了先商文化 的内容。 四、从先商文化的主要来源看商族起源 由以上分析可知,先商文化的主要来源当为 晋中地区的龙山文化。而从晋中地区龙山文化拥 有大量形式多样的袋足鬲来看,很显然该类文化 发展过程中应受到了晋南陶寺文化的影响。这 一文化现象正与文献记载的商始祖契始居晋南相 符合。据文献记载,商始祖契居蕃。蕃之地望, 《水经注 渭水》云:“(渭水)又东过郑县北。 则今峦城是矣。”北魏时的“郑县”,位于今天陕西华县一带。王国维先生也据此认为商始祖契 主要活动于陕西华县一带锄。李民先生也认为商 族的策源地今山西永济至陕西华县之间,山西 南部是商族的摇篮固。因此,先商文化主要来源 的确认为解决聚讼多时的商族起源问题提供了线 综上所述,从先商文化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商族的起源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民族迁移和融 合的过程。龙山时代晚期,商的始祖契曾经活动 于晋南地区;直到夏代早期,由于夏族控制了晋 南地区,迫使商族开始顺“滏口陉”向东穿过 太行山,太行山东麓的豫北冀南一带发展,形 成了漳河型先商文化。而先商文化形成之初发生 的上甲微借师河伯进攻有易氏的战争导致了晋中 地区大量龙山文化因素的融入。因此,我们认为 晋南地区是商族的起源地,而晋中地区龙山文化 则是先商文化的主要来源。环境考古资料表明, 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早期先商文化形成过程中, 曾经发生过气候突变和洪水事件,因此这一时 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大范围的族群迁移的现象, 那么,龙山时代晚期商族晋南地区的起源和夏 早期被迫迁至豫北冀南一带发展也许与这一时期 发生的气候突变事件有关。 

    商人迁都,前八后五,最后应该是殷,也就是河南省安阳市市郊,朝歌应该是淇县,算是离宫所在。

  《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仲丁算起,经九世正好到盘庚时期,说明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
   据文献记载,商代曾五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不过考古学家至今只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四个都邑遗址。这四个遗址的面积都很大,均在三、四百万平方米以上。考古学家已在这四个遗址中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遗存,如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的一号宫殿,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在洛阳偃师和郑州发现了规模很大的城垣。安阳殷墟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王陵区祭祀场。从这些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商代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机构,有各种职官、常备的武装(左中右三师),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规等等。
   但上述这几个都城,它们与文献中记载的名字是甚么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看法比较一致。
  对商代历史上多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盘庚篇》中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兢兢业业、不敢荒宁,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他四出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在这些征战中,商王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如铜、铅、锡三元合金出现了;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这样的重器。武丁之世在青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祭天祀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史前时期的考古中曾一再发现这类遗存。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们为祈求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而产生对天崇拜。它是自然崇拜中的一种。祖先崇拜又叫灵魂崇拜。它源自对先人怀念,把梦中的情景理解为先人的灵魂作祟而产生。人们祭祀祖先,为的是求得先人的保佑。夏代开始的家天下局面,使原始宗教的内容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帝王是世上最高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就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结合起来,创造了天或上帝这样的至上神。从文献中可以知道商代有“天”这个神,1899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把湮埋了三千余年的古老文字重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并让人们识读。甲骨文的发现,使商代的存在无可争议,并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安阳殷墟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社会中发生的许多事情。经过几代人的整理和研究,揭示了它所包藏的丰富内容,为研究商代历史开拓了重要的途径。甲骨文中则有“帝”或“上帝”。所以商汤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打出“天命”的旗号,鼓动军士和同盟者去执行上帝的意志,奋勇讨伐。但天上的上帝与地上的下帝(商王)是相对的。为了执行上帝的意志,下帝通过巫与上帝沟通。商王在祭祀祖先时,用五种祀典,对上甲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安阳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场中发现了上千个祭祀坑,武丁时一次使用人牲达数百人。这种情况反映了商王对祖先崇拜的重视,因为上帝既是至上神,又是宗祖神。
   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能长久延续下去。祖庚、祖甲以后诸王,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四方诸侯也起来反叛。面对这种情况,商王帝辛(纣)不思改变,不听忠谏,一味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同时,他穷兵黩武,调集大军征伐东夷,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也使国内兵力空虚。周武王的大军打到商郊牧野,商纣王才组织力量,仓促应战。结果,商王的军队毫无斗志,“前徒倒戈”,为武王的军队开道。帝辛看到大势已去,逃到鹿台,拿出珠玉宝货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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