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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南部，有许多村落都是单姓的宗族村，如笔者曾调查过同安西柯镇的三个行政村，其情况就是如此，在笔者调查的阳翟、吕厝、后田三个行政村中，每个行政村都是由几个自然村（民间俗称“社”）构成的，每个行政村都以一个姓氏的村民为主，如阳翟行政村以陈姓为主，其居住在圳岸、土楼、荔枝宅（二房三）、下店仔尾、东亭、西亭、泥山、双溪口、瓮窑等社(自然村)中，仅烧灰社聚居方姓村民；另外，在下厝叶角落，有一些叶姓村民与陈姓杂居在一起；还有，在瓮窑社有几户蔡姓村民。吕厝行政村以吕姓为主，其居住在吕厝、东头埔两社中，而何姓居何厝社，吴姓居后吴社。后田以林姓为主，林姓居住在后田、蔡林两社，占姓居后詹社。换言之，每个行政村有一个大姓，其宗族成员占据较大的生存空间（几个自然村），而小姓则一般只占据一个社或一个社中的一角落。 这种单姓宗族村往往是由该姓的开基祖进入一个村落后慢慢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会某姓会在某地发展成为一个单姓的宗族村落，当我们问及该村人时，他们都有一种自我解释，即都认为是因为他们的开基祖先得到该村的风水，所以他们发展起来，同村其他原居民由于没有得到风水这才衰落而搬迁走的，实际上历史的真实似乎并非如此，那么，历史的事实是什么呢?根据笔者在同安所调查的三个村落的情况看，笔者认为控制生存资源----土地才是一个单姓宗族村落形成的关键。下面我们先简略地看一下笔者所调查的三个宗族村落的发展情况，再来讨论控制生存资源的问题。 一、阳翟陈姓宗族与村落的形成与发展 在闽南，现在的许多单姓村落都是由一位开基祖在很早以前进入一个原是他姓的村落而慢慢发展起来的，换言之，在历史的长河中，某姓在一个村落里发展起来而取代原来的他姓而成为该村的主人。同安西柯镇阳翟村陈姓就是一个例子。阳翟陈姓来自金门岛，灯号“浯阳陈”，其开基祖叫陈大益，陈大益字承宪或承愚，号谦斋，是金门阳翟浯阳陈第十四世祖。根据《浯阳陈氏家谱》记：“我们浯阳乃是开漳圣王派的支派，始祖达公奉镇浯洲（今金门），卜居地名阳翟，到十四世祖大益公号谦斋，为避倭寇之难而逃内陆教学，卜居地乃旧名阳翟，是我同安阳翟之始祖也。” 跟据陈姓耆老说，他们的开基祖陈大益是一个教书先生。他从同安的翔风里十七都（现金门县）阳翟先迁居同安的灌口（现厦门杏林区灌口镇）陈坂阳翟村营生，在那里娶妻卢氏，生了鲁潜、鲁寅、鲁习三个儿子，卢氏过早去世，陈大益又娶继室王氏，又生了鲁吉、鲁加两个儿子。后来，陈大益觉得在灌口不能发展，就到同安县城附近来谋生，被同安城西门外的在坊里阳翟村的蔡姓宗族延聘为私塾先生，教蔡姓子弟读书识字。陈大益尽心尽力教书，感动了地主蔡姓，就送他一块地在阳翟建房长住下来。这样陈大益就在阳翟扎下根来，并把灌口的继室和其生的孩子鲁吉、鲁加接过来居住，并在此发展起来。当陈姓不断壮大后，蔡姓则逐渐衰落，最后在整个阳翟地界中没剩几户蔡姓。 陈鲁吉字孔惠，陈鲁加字孔亨，他们都在在坊里阳翟村娶妻生子。鲁吉只有一个儿子弘光；鲁加则有四个儿子，其长子弘明（昊），次子弘振（铎），三子弘靖（文），四子弘举（昂）。他们五个人的派下后来成为阳翟的大五房，不过，这五房的排列是按年龄为序排列的，其中鲁吉的儿子弘光排行第三。在坊里阳翟陈氏的这代人似乎已掌握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或生存资源，因此，他们都各自在阳翟村中或附近建起自己的“厝宅”（住宅）。长房弘明迁居霞美村（现祥桥镇西洪塘行政村霞尾村），在那里开基。一说长房迁回灌口镇的阳翟村，因为现在那里有长房的派下，并且阳翟开基祖陈大益与元配卢氏的坟墓也葬在灌口阳翟村的祠堂口。二房弘振的住宅在下店仔尾社金霞宫边上；三房弘光的住宅建在东亭社；四房弘靖和五房弘举的住宅都建在现土楼社的范围内，并各自以住宅为中心形成自然村或角落。 在阳翟，目前大四房和大五房的人都不多，大四房的派下多居住在土楼社的公路边角落；而大五房的派下多聚居在土楼社与圳岸社。大三房的派下现主要聚居在东亭与西亭两社。据说大三房的第六代孙中出了一位叫陈锡英的同安有名富商。陈锡英俗称陈才，同安流行一句俗话曰“有陈才的富，没陈才的富”，反映的就是陈才的富有。陈才在东亭社中，并排建了三座前后三进加左右护厝的大厝。另外，据称当年由于陈才住在东西亭这里，离陈氏家庙较远。因此，每次祭祖时，他都到得较迟。每当这样时，家庙厅内的供桌都被其他几房的人占据，他的供品只好摆在天井的供桌上，碰上下雨就非常狼狈，供品都淋得不成样子，所以他很恼火，认为这是其他几个房头的人在欺负他，因此，就独自出资在西亭的“水牛穴”盖了一间祠堂－－思远堂，供奉从开基祖陈大益、二世祖鲁吉及三房公弘光以下的各代祖先牌位。同时，也在该祠堂的前后左右各建一座大厝，分家析产时，四个儿子每人一座，后都作为每支的私祖厅。 目前的阳翟，大二房的派下人最多。大二房弘振公有陈山、陈嵩、陈幽、陈嵘四个儿子。长子陈山字西溪又字廷仰，“贡生冠第”，而《同安县志》则说他是在“嘉靖乙酉（1525年）”为“诏安训导”的，有一点点功名。 因此，有人说，实际上，下店仔尾社的二房小宗祠原是陈山的住宅，而不是二房公弘振建的。根据族谱的记载，陈山有三子，长子致和的派下延续四代后不明。次子致敬派下人有一支迁安溪县。三子致恪生一子懋朗，懋朗有五子，分为五房。长房光祉现已无后裔。二房公光太有载甫、载春、载礼三子，为忠、信、义三柱（祧）。“忠柱”载甫在二房小宗祠对面建了住宅，后成为“忠柱”的祖厅。“义柱”载礼在其旁也建了自己的房子，后也成了“义柱”的祖厅。“义柱”也称“六公柱”，也就是说其派下至少有一代人有六个兄弟，而形成六支宗祧。三房公光瓒有弘、好、耿、万四子，其后有一支的派下分为七支，其中第五支的祖先建了下店仔尾社的“大棋盘”大厝。而第七支则迁居双溪口社。四房光胤公仅有陈福一子，陈福生陈乾，其后的派下有有一人为“八柱祖”陈天进。陈天进居土楼社，“承先志颇扩先业”，建置了不少家产，其中单房产就有“八柱旧厝”、“八柱祖厝”（坐东向西乙座，叁进并左右护厝）、“三落”和“小棋盘”四座大厝。当他们分家析产时，八柱旧厝分给长子与四子；八柱祖厝分给三子与五子，三落分给二子与六子，小棋盘则分给七子与八子，现都是各分支的私祖厅。此外，懋朗五子光俊公的派下人现主要居住在田厝埔和下尾角落。 由于缺乏族谱、家谱资料，大二房二子陈嵩派下五代后的世系不清楚，有许多缺环，但其派下人现分散居住在土楼、下店仔尾、泥山以及双溪口社。 现俗称“二房三”的支派，是以大二房第三子陈幽开基的。他的住宅建在现今陈氏家庙东北的荔枝宅社，后改为二房三的小宗祠。陈幽有长新、尚儒二子。长子陈长新建厝宅于陈氏家庙边上，开基“祖厝边柱”，但由于其三代都是单丁过代，所以其派下人丁较少。次子陈尚儒字有瑞，号珍斋，“生于明世宗嘉靖九年庚寅（1530年）十月二十五日，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年）六月二十日。”其妻“慈宜颜孺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年）七月二十七日申时，卒于庄烈帝崇桢四年（1631年）七月二十二日。” 他们生有从龙、应龙、起龙、登龙四个儿子。 陈尚儒的长子陈从龙字懋时，族谱记他“岁贡漳训导”。《同安县志》则记：“万历庚申（1620年），陈懋时阳翟人，漳浦训导”。陈从龙家为书香世家，其次子陈晋美（丰美）字光传，族谱记载他是“拔贡”，《同安县志》则曰：“顺治甲午（1654年）陈丰美，副榜”。 陈从龙也离开其生育家庭，出来独立建厝宅，其座落在荔枝宅社新潭埕内角落，是为“新潭柱”的开基祖，但现在没有后人。次子陈应龙字懋宗，自己虽没有功名，却供得起儿子读书，其长子陈晋明（光伦）为“顺治癸巳岁贡”，三子陈晋晤则是“庠生”，看来他也是家境殷实，所以也分出来自建住宅，其厝宅也是在荔枝宅社的社区空间内。由于该大厝面南，后其派下人又都聚居于附近，这就形成为“向南”小角落，这群人也就构成当地俗称的“向南柱（祧）”，不过，现在该宗祧仅剩下几户人家。三子陈起龙字懋见，被誉为“新旧厝祖”。然而，这新旧厝则是到陈起龙的曾孙辈手上才先后建了起来。陈起龙的孙子叫陈衡卿（乳名台娘）字载和，据说他亲生只有一子陈昌祚，可能是嫌人丁太单薄了，就又抱养了一子，取名陈昌祉。据称陈昌祚发了一笔横财，所以他在康熙年间不仅捐了贡，成为“附贡”，而且还把长子陈逢泰（陈鸾，纯斋）培养为“庠生”，并自建了一座“四落大厝”（现新厝支的祖厅），从而成为“新厝柱”的开基人。陈昌祉虽不象昌祚那样有钱，但据族谱记载他也是个“国学生”，也建了自己的厝宅，此大厝在陈氏家庙边上，当地人称之“旧厝”（现为旧厝支的祖厅），因此，他成了“旧厝柱”的开基祖。陈昌祉有两个二子陈参与陈留，也都是清代的“国学生”，他们则为“前柱”与“后柱”的开基祖。此外，四子陈登龙的家境较差，故他没有建自己的房子，后来他的后裔则主要都居住在荔枝宅社隔壁的圳岸社的后土山角落。 到1919年时，根据访员陈延香的调查，阳翟乡有“三百一十六户，计男丁一千，女口八百八十”，共1880人。 而到1990年，阳翟有15个村民小组，1095户，4700人。1998年有1280户，5070人。 二、吕厝吕姓宗族与村落的形成与发展 吕厝行政村的吕姓主要居住在吕厝社与东头埔社。吕厝社原名石井，原居民为洪、白等姓；东头埔社原名童头苏，原居民为童、苏姓。吕厝的吕姓与阳翟的陈姓一样，也是来自同安翔风里金门。根据《吕氏族谱．由浯江迁居霞崎谱系》云：太祖均寿公字维仁，谥自隐，．．．均寿公生于元顺帝己丑年（1349年），娶妣李氏，甫生三子。由浯江往南京，即于其地寓居，而再娶传有后裔，建置基业甚然殷富，迨明洪武二十五年壬申（1392年）七月廿八日卒于京师。其所遗浯江之子长讳长顺，因父均寿公既卒，思欲改居，遂于洪武二十六年癸酉（1393年）从其母李氏偕二弟由浯江刘澳吕厝村移居从顺里三都。有三卜室，始宅于浦头村，再宅于磁灶村，皆未惬其意也，三则宅于霞崎石井内，见其地脉精神雄壮，可以贻谋我后，遂作室于兹焉。则长顺公字宗裕，谥潜德，是为霞崎之始祖也。公之二弟外出，不知所之。其母李氏生于元顺帝戊子年（1348年），卒于明永乐癸卯年（1423年）九月十二日，在霞崎正寝，葬在从顺里四五都之山前村茂林边，土名柑榄树社后。该谱的〈霞崎吕氏世次宗谱〉又记：长顺公“生于洪武四年辛亥（1371年）”，“于洪武二十六年癸酉，从其母李氏偕二弟由浯江刘澳吕厝村移居从顺里三都霞崎石井，娶妣柯氏，生子有四，长大乾，次大宜，三大成，四大宾。” 也就是说，吕宗裕因其父在南京又娶，而同生母李氏及二弟一起迁居从顺里，最后碾转定居石井，娶妻生子，在这里发展起来。其弟则迁出，不知到那里去了。 现在的吕厝，以长房的派下人为最多，其次还有一些是四房的派下人。吕姓的这四大房是在第二代人时划分的。吕宗裕到了石井定居后，和隔壁村落的柯姓联姻，他们生有大乾、大宜、大成、大宾四个儿子，是为吕厝吕姓的大四房。在这代人中，似乎已掌握了地方的一些生存资源。据宗谱载，吕宗裕的长子大乾公谥奋豫，“生于永乐二年甲申（1404年），卒于景泰四年（1453年）”。“宣德七年（1432年）间创有海埭一所，在民安里十一都土名小崎。受种拾壹石九斗贰升”， 面积约有15亩左右。这时吕大乾才28岁，就已置办了不少田产，后他迁居童头苏社，在那里买块地建立他自己的住宅（后改为长房祠堂）。据耆老说，当长房公在童头苏建了大厝后，童姓、苏姓就逐渐衰落，最后也只好迁出，童姓迁到浦头村的童厝社。苏姓不知所踪。 吕宗裕的次子大宜公则走读而仕之路，并迁居北方。《同安县志》卷之一十五云：“正统十二年丁卯(1447年)解元陈俊榜……吕大宜……中应天经魁，涿州判官”。 族谱记载较为详细，他“生于永乐四年（1406年）”，“少游泮宫，以廪膳生选贡，入应天府国学，于正统丁卯（1447年）科，以易经中式第二名。公聪明颖异，过眼不再。至入应天府国学，与商辂仝河船看书，遂即撤下海去，后二人对诵，不差一字。及一人中元一人中魁，遂成契合。是科公染病适不入闱，辂中状元。上问榜中有通五经否，辂遂荐公。上召见赐五经博士、都御史，因朝对失仪，贬任涿州知判”， 其后裔也留在该地发展，而这里没有这一支系。 吕宗裕的三子吕大成“生于永乐丁亥年（1407年），卒于正统乙丑年（1445年）”，“移居民安里十一都地名刘塘治农事”，迁到东咀港的对岸去。三房四的体密公则迁东咀港东岸的浦头澳发展。至于吕宗裕的第四子吕大宾讳复礼，“生于永乐丁酉（1417年）”，他则在现吕姓宗祠的西北建了住宅，后成了大四房的祖厝。 到了吕厝吕姓第三代之后，除了在吕厝社与东头埔社发展的外，也有人陆续外迁，四房三的体质公（吕幹），“生于正统己巳（1449年），少游泮宫，至弘治乙卯（1495年）科，以廪膳生拔贡赴京，弘治丙辰年（1496年）五月初三日卒于京师。” 《同安县志》卷一十五选举：明贡生条记载，“弘治丙辰,吕幹”， 表明族谱所说非虚。又如长房二小二支的汝齐公，“生于成化乙未（1475年）”，“徙居归得里十一都刘山社。”再如长房长支二房仁就公的长子吕甫应“生于嘉靖甲申年（1524年）”，后迁古湖社。复如长房二支小二的理泰公“生于嘉靖癸丑年（1553年）”，“移居去广东惠州府海丰县甲子所”。 但由于族谱缺失了７－８代，而且从霞崎石井迁出的吕宗裕派下，有的又有迁回的现象，所以现在很难把吕姓的某代人迁居何处一一精确地标示出来。 根据耆老的回忆，目前在同安的吕宗裕派下人主要是长房、大三房和大四房的派下，尤以长房的派下最多。他们分布在吕厝、东头埔、四口圳、古湖、后垵、竹仔林、四角河、桥上、土楼、坝仔内、南山、后坂、官治、社仔后、面前山、湖林等十几个社中。而在吕厝与东头埔两社的范围内，也以长房的派下最多。目前在东头埔社，长房的派下主要分“亭仔墓”和“大五”两支，其中“大五”还分出“小五”一支。而在吕厝社，长房先分为“向东”和“堤仔内”两支。“向东”又分出“向北”一支。而“堤仔内”则分出“下厅”、“向南”、“祖厝边”三支。他们都是以分家后在外建立自己的大厝的形式，逐渐占据吕厝社与东头埔社的社会空间的。当然在扩展的过程中，往往是把原居住在该处的他姓挤走。据耆老讲，早期柯姓的东柯社是在吕厝社的东北，位于吕厝社与后吴社之间，当吕厝社吕姓人口膨胀而逼近该社时，东柯社的柯姓也感到“威胁”，认为不能再住下去了，所以他们去向浦头的保生大帝求告，保生大帝告诉他们向西迁移就可以保佑他们兴旺发达，因此，他们就向西迁到西柯村的近旁，紧靠其大宗而继续生存发展。东柯的柯姓走了，吕姓很快地扩展至该地，而直接同吴姓的后吴社接壤。 就目前的情况看，在吕厝村，有三个角落，东头埔社算一个，吕厝社则分为上下两个角落，其中“向东”、“向北”和大四房三支构成吕厝社的上角，而“堤仔内”、“下厅”、“向南”和“祖厝边”四支则构成吕厝社的下角。现吕厝社有307户，2620人，东头浦社有145户，620人。 三、后田林姓宗族与村落的形成与发展 后田社原是个杂姓村，居民有陈、张、许、狄等。当林姓迁进后田以后，他们就慢慢地衰败，最终使后田社成了一个几乎都是姓林的单姓村。后田林姓的开基祖来自安溪县莲兜美，属西河衍派的金紫林派下。至于后田林姓的开基祖为谁，由于该村的族谱丧失，现在没有人说得清楚。有一种说法是后田的开基祖直接来自西柯镇的潘涂（从顺里亨泥），但潘涂的美宗派林氏族谱中却没有记载。也有人反对此说，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不是来源于潘涂，虽然在清代曾与潘涂联宗，但与潘涂联宗是因为当时后田林姓与他们西边的36社坂桥张械斗，为了寻求同姓的援助对付张姓，才同潘涂林姓联宗，所以当时在康熙壬申年（1692年）当潘涂修建林氏祠堂时，后田林出资盖了该祠堂的前厅，以表示后田林与潘涂林有密切关系。因此，他们和潘涂林的关系是联宗的关系，而不是渊源关系。 另一说则讲，后田的开基祖是美宗派第四子林元成，他直接来自西柯镇的瑶头村。这种说法似乎较多人相信，所以，当1982年后田林姓重修祠堂后，也于1985年７月在祠堂神龛的右边挂上“美宗派第四房元成公之像”。然而，这说法似乎不是事实，因为后田林姓的字辈排行为“敦伯侯子臣，文章资国本，忠孝振家声”。笔者在三房的一间祖厝中看到一块神主牌，其上所写的最早的祖宗为三世祖，其写“皇清三世祖字子林公暨妣孺人神主，孝男盛、萃奉立”，是为子字辈，四世祖为臣字辈，五世祖为文字辈，如文爵、文德、文语。也就是说后田林姓的开基祖应该是伯字辈，换言之，如果后田林姓的开基祖是元成公，那么，他应该是伯字辈。然而，根据瑶头林姓编撰的〈窑浦两山事迹历载参考〉载，其开基祖也是元成公，但其十世孙才为伯字辈，十二世孙为子字辈，十三世祖为臣字辈，如臣密公、臣严公等，十四世祖为文字辈，如文兴公、文庸公等，两者相差十代人。所以，如果确认后田林姓与瑶头林有渊源关系，也应该是瑶头林姓的第十代人中有一人最终迁到后田，如是这样，自然他不是元成公了。另外，〈窑浦两山事迹历载参考〉还记载：“宋始祖美宗公入泉州，生四子，长真虎公住亨泥（西柯镇潘涂村），次真应公住山头（西柯镇山头村），三伯晋住浦头（西柯镇浦头村），四元成公住窑山（西柯镇瑶头村）一派，分林墩开基是也，一派于（莲花乡的）内田、后田。” 由此看来，潘涂、山头、浦头、瑶头、后田等村的林姓都属于金紫林的美宗公派，而后田与瑶头有渊源关系，是从瑶头分出来的，但其开基祖不是元成公。由于这样的不确定，所以后田林姓在林氏家庙供奉的一、二世祖的神主牌位上就没有写他们的名讳，只写：开基祖暨妣神主，长房公暨妣神主，二房公暨妣神主，三房公暨妣神主，四房公暨妣神主。而且也承认他们属美宗派的元成派，来源于瑶头村。 根据林姓耆老云，他们的开基祖从安溪县出来后，先到从顺里的瑶头村居住，但与那里的白姓并不和睦。后来白姓与官府发生纠纷，遭到官府的抄查，但也累及瑶头村的其他人，所以，后田林姓的开基祖就跑了出来。他先到天马山那里，在蚂蚁穴建房居住，因发展不太顺畅，就常跑到海边来讨小海，觉得住在海边不错，也有利林姓的发展，因此，就在海边的后田租了间房子（现“洞仔”祖厝）住下来。待有了钱以后，就在凤头买了现祠堂那块地建房，在后田定居下来，后来，在潘涂建了祠堂后，后田林姓也在这块开基祖的旧厝基址上建立起前后两落的祠堂－－林氏家庙。 后田林姓的开基祖有四个儿子，为林姓大四房。长房在林氏家庙的北面建房，现在没有几户人家。二房分为三支。二房长子在凤头林氏家庙之西南的“鸟下答”建房，后形成“鸟下答”支。二房次子则在林氏家庙的东南建前后两落加双边护厝的大厝，后形成“五柱”支，其中“堤内”一支迁蔡林社。二房三子买下开基祖曾租过的、俗称“洞仔”的房子（在林氏家庙的东边）居住，后建成前后两落的大厝，并形成“洞仔”支。“洞仔”支的长房现没有人。“洞仔”支二房公分出建了“砖仔厝”，其有二子，后分为上下“砖仔厝”两小支。“洞仔”三房后称“三柱”，下分三小支。“洞仔”四房后成“洞仔五柱”，下分五小支。 后田的三房公在祠堂的东北建房。其有二子，三房长住旧房，三房二在该厝西边自建了没有前落的厝宅。三房长有二孙，长孙萃盛公出来自建住宅，现形成萃盛公一支，不过，现多为萃盛公二房的派下人。三房二有二子，长子在三房祖厝北面建房，1948－1950年该支的旅居缅甸的华侨用了3000担花生的代价，翻建成前后两落的大厝。三房二的次子则有三子，后分为“四柱”、“六柱”、“虎落沙”三个小支。至于后田林姓的大四房，据说因为清代建的林氏家庙没有下吟，在风水上对大四房的人不利，所以，他们都迁到台湾去了。因此，现在在后田没有大四房的派下人。目前后田社有388户，1730人；蔡林社有34户150人。 四、地方的主位解释 从上述三个个案看，这几个村落都是由一个人迁到一个原已有他姓居民的村落后，通过人口的增殖，以阄分的方式，逐步发展成单姓宗族村落的。换言之，即由一个人“契入”一个他姓的生存空间，通过扩展本姓人口的数量，以阄分的方式使本姓的宗族组织逐渐扩大，占据原村落的生存空间，把他姓挤出该生存空间，而发展起来的。 关于在某个生存空间－－村落中，为什么有的姓氏的居民会衰落，有的姓氏会成为村落中的大姓，或使该村落成为该姓的天下，形成单姓的宗族村落的问题，这三个村落村民的解释多为：他们的开基祖懂得看风水，得到了该生存空间的风水宝地或龙脉，从而才使其他姓氏衰败，而他们则茁壮发展起来。如阳翟陈姓认为，他们的开基祖陈大益懂得看风水，从金门岛迁大陆时，先在灌口阳翟村发展，后觉得在那里不利于陈姓的壮大，就到同安城附近来寻找发展的地方。他到阳翟时，被当地的蔡姓聘为教书先生，教该村蔡姓子弟读书识字。他在阳翟村看到有块荒地风水很好，如在那里建房居住，就可以使陈姓人丁兴旺。为了陈姓的发展，他就想方设法谋取之。事先他不动声色，故意住在村外，每天来往居处与阳翟之间，教蔡姓子弟读书，虽风雨而无阻。蔡姓主人见他如此不辞辛劳地奔走住处与私塾之间，又尽心尽力地教授蔡姓的子弟，非常感动，主动提出要送给他一块地建住宅，免得他奔来奔去十分辛苦。于是，他就要了那块风水宝地（现浯阳陈氏家庙之所），在那里建起一座茅草顶的房子，并把继室王氏和其生的四子、五子鲁吉、鲁加接来一起生活；后来，又盖成“三间张”（一厅两厢房）的瓦房。就这样，陈大益在阳翟落了脚，并得到了风水宝地，这才使陈姓逐渐兴旺发达起来，而蔡姓则日益衰落，有的“倒房”，有的只好逐渐迁出阳翟村。最后，陈姓在此地发展成一大宗族、单姓宗族村落，被他人称之为“阳翟陈”。 吕厝的吕姓也是这样认为的，据吕姓的耆老讲，他们的开基祖吕宗裕也是一位教书先生，也懂得一些风水。他从金门岛来大陆上教书，先到从顺里浦头村，但见那里的风水不利吕姓的发展，就迁到磁灶教书。当他看到这里的风水也不能如愿时，这才在洪武年间，来到霞崎石井村谋生。在石井村，他看到现吕姓祠堂的那块地是块风水宝地，就在那里搭了一间草寮暂时住下，在村中延教。由于教书教得不错，学生的家长要他长留下来，他就要求学生的家长给他一块地建房居住。学生的家长就把那块地给了他。他就在上面建起一间单倒水的房子，并把母亲、二弟接来，以示定居。后来，又同当地的地主商量要扩建，以便在此娶妻生子，并可以用该厝的厅堂作为教书的场所，多容纳一些学生。当地人同意后，他就在该地建起双倒水的大厝。在此娶了柯氏，生了四个儿子，逐渐发达起来。据说，当吕宗裕在该地建了单倒水的房子时，就使该村的白姓逐渐衰落下去；而当建了双倒水的大厝后，村中的其他姓如洪姓等，也逐渐衰败，这样，其他姓才知道吕姓已夺得当地的风水命脉，所以只好走人迁出，石井也就慢慢成了吕姓的天下，而最终改称吕厝，意思就是吕姓人的厝。 后田林姓的情况大体也如此，据说他们的开基祖从瑶头出来后，先到天马山边（离后田只有2公里左右）发展，后觉得那里不利林姓的兴旺发达，又由于经常到后田海边讨小海，发觉后田社更有利林姓的发展，这才来到后田，先向人租房住下，后才买下现成在为后田林姓宗祠的风水宝地，使得林姓在后田发展成为大姓，成为单姓宗族村落。 综合上述三个姓的情况可以看到，三个村落对自我如何成为该地的主人或成为大姓的自我解释都非常相似，他们都不是直接到使他们的姓氏成为大姓的村落发展，似乎都是有主观的选择；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都有获取风水宝地的故事。不过，他们也有一点不同，即阳翟和吕厝的开基祖都是教书先生，在巧取风水宝地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比较接近，而后田的开基祖似乎教育水平不高，他主要是以农业和讨小海维持生存，所以其获取风水宝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些说法都表明，每个村落对他们的祖先能在生存斗争中，契入一个他姓村落，并使该姓发展成今天的大姓，有一种自我的主位解释。换言之，当一个移民到一个村落中去生活，并发展成为一个大姓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且，都与其开基祖及其他祖先的主观努力分不开的。当然，对其发展历程的艰难，村民并不十分了解，而且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能成为该村的大姓或主人，而其他姓氏就不能的道理，所以就想象出一个夺风水的故事，来合理圆满地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当地的大姓或者形成单姓的宗族村的事实。 五、对历史事实的客位解释 然而，这种主位的解释虽是地方知识或地方文化的一部分，是种自我的解释，不过，这种解释与历史事实或历史上的社会实践是有差距的。换言之，这只是一种地方的自我解释，主观建构的合理解释，但却不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实。 那么，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实或社会实践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运用各种策略或手段极力去夺取地方的主要生存资源－－土地，以及增殖本姓的人口。事情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仅有土地与人口两个因素，但实施起来却也有一些复杂。 １、运用某种策略或手段、方式“契入”一个他姓的生存空间。 在中国农村，任何一个村落都是一个封闭的生存空间，居住于内的居民虽与外界有经济、政治、联姻等联系，但这种生存空间一旦形成，往往形成一个社会空间－－一个社区或一个族群。在这样的社会空间内部有自我的认同，即内部相互认同为“我者”，而视这一社会空间之外的人为“他者”。这种自我划定的社会空间通常都有一定的“界限”，多数这些界限都由各类神庙来限制，也有的以宗祠来限制，有的则以五营的所在来界定。也就是说，那些建于村外路边的神庙或宗祠或五营即是每个村落的“界桩”，它们竖立在那里，抵挡着他者（包括外人与孤魂野鬼）的“入侵”，捍御着村落内的秩序与平安、健康。因此，在中国农村，一个人要迁入一个村落中并非一件随意就可以办到的事。 在中国，移民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集体移民，它包括举族移民、军事移民以及来源于各地的移民一下子涌到一个地方去开发的集群移民几种情况。如东晋时期，一些士族南迁福建可看作举族移民；陈元光开发漳州时的移民，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留下的移民，明代一些卫所的戍军调动形成的移民可视为军事移民；而开发台湾时，大陆闽南、粤东各地的移民同时移居台湾各地形成的移民则可视为集群移民。这类移民多数都是移到汉人所谓的蛮荒之地，因此，其移民获取土地的形式有其独特的特点，如从所谓的蛮夷手中夺取土地，往往还得使用军事手段等。如福建漳浦人吴沙组织人开垦台湾宜兰时，就有组织地同噶玛兰人争夺土地。 其次是个体移民，它往往是由一个个体迁入一个村落，而在那里发展起来。由于其是个体行为，因此，这类移民都不可能采取军事手段，所以只能采取军事手段之外的一些手段。如有的是先让人招赘，进入他人社会空间，待自己羽翼丰满后才改回本姓，变他姓为本姓。如福建南靖奎阳的庄姓就是如此，其开基祖庄三郎在元代延佑年间从广东大埔移居奎洋，入赘朱家，后来其后裔增多后，才改回庄姓。 笔者也曾到奎洋访问过，在庄三郎祠堂看到，庄三郎供奉于正中，而朱氏则供奉在旁边。有的是以佃户的身份进入的。有的则是先买下一片土地，再移居进去。就笔者所研究的三个村落看，阳翟和吕厝的开基祖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进入的，而且按当地人的说法，他们是选中该地来发展其本姓的宗族力量的，因此，他们具有主动性。而后田的开基祖也是主动想进入后田发展，然而，他没有能教书的资本，所以他采取在后田租房的形式进入后田，然后再伺机谋取后田的土地而在后田发展。由此可见，当个体移入一个村落时，如果从移居者的角度讲，都有一些谋略，都采取了一些计策与手段，才得以进入原属于他者的社会生存空间中。 ２、生存资源－－土地的获取。 到他者的社会空间去生存与发展，关键的是获得当地的生存资源－－土地。这三个村落的村民所说的风水宝地（阳宅与阴宅）的获得，其实质也是土地的获得，试想如没有获得那块宅基地的所有权，如何能在上面建立住宅。所以，生存资源－--土地（包括住宅、田园、海荡等）的获取是在他者生存空间中能生存下来和发展下去的关键。然而，这种获得也并非易事，所以，那些“契入”他者生存空间的开基祖着实是花了一些功夫，采取一些谋略与手段，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巧取豪夺他者的土地资源。 阳翟陈姓的开基祖陈大益看中了阳翟现祠堂的那块地，于是就先住在外边，风雨无阻地来阳翟教蔡姓子弟读书，表面上尽心尽力，骨子里则是想谋取蔡姓的这块地。最后，在他的努力下，他的苦肉计与欲擒故纵的伎俩终于奏效。蔡姓地主见其如此辛劳地奔波，又如此尽心为蔡姓子弟服务，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就主动提出要给陈大益一块地，让他建房迁入阳翟居住，成为该社会空间的一员。所以，他就乘势“契入”，获得了在阳翟的立足之地，并以此为中心，在阳翟的内部扩展自己的生存资源－－土地，同时也在阳翟的外部购置地产。虽然，现由于族谱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陈大益通过努力后究竟有多少产业。但在调查中，也有不少陈姓耆老说，他们的陈氏家庙过去是有不少“阄轮田”（祭祀公业或祭产），如陈九使先生就说：陈氏家庙有一些祭产，如坑仔田有几丘，五峰也有，果园（现五显镇）、后溪、阶路等地都有一些，但具体多少不清楚。当然，陈大益的祭产的来源可能有两种，一是他自身累积的，并在分家的过程中预留下来；另一则是由后世子孙捐出而构成的。由于缺乏族谱的记载，我们没法判断陈大益的祭产来源于哪类，不过，从这些蛛丝马迹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陈大益的确购置有一些财产，而不是一点财产都没有的白丁。 陈大益的子孙，也是努力地扩展陈姓的生存资源，逐步蚕食阳翟社会生存空间中他姓的生存资源，把他姓逐步地挤出阳翟。陈姓的第三、第四代人，都在开基祖留下的大厝之外买地建房。如长房公迁霞美社，在那里买地建房开基。二房在下店仔尾把当地李姓的祖厝宅基地买下，在其上建立二房公陈铎（弘振）或者二房长支公陈山的住宅。三房公弘光在东亭买地建房，使三房后来都在东西亭发展。四房公弘靖在土楼社北部现公路边买地建房，其派下人现也多聚居于该处。五房公弘举则在现市场的西边买地建房，现其派下亦有部分人住在五房祖厝的附近。看来，他们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能够买地建房。必须提及的是，这种买地的过程是有一些巧取豪夺的意义在内；同时他姓土地的买入，也具有他姓衰微的意义。因为，在中国汉人社会中，人们往往聚族而居，一个人的地产要出让，往往要先转让给本族或本宗的族亲或宗亲。当族亲或宗亲无力购置时，才会流至他姓的手中。因此，陈姓从他姓手中购得宅基地、墓地、田园、池塘、山林土地资源等，也象征着陈姓的宗族力量的扩展和他姓宗族力量的衰微与败落。 阳翟陈姓到第四代人时有十一个男丁，除长房两个在霞美社外，其余九人都在阳翟村的社会生存空间中发展。在这代人中，二房长子陈山为“贡生冠第”，并当上“诏安训导”的芝麻官，进入统治集团中。孔子说过“学而优则仕”，古人也强调，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也就是说，通过读书而当官，就有可能获得金钱、房屋、美女等，范进中举的故事表达的意义之一正是如此。所以在帝国时代，学而仕是可以增加财产的，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由于族谱记载的缺乏，我们无法确知陈山的财产有多少，但根据当地人讲现二房小宗祠堂是在陈山或其父所建的住宅的基址上建起来的情况看，在陈山手中应该也建置有不少财产。 其次，从陈山是个读书人的情况看，陈山的父母之家应该也不是贫寒人家，由于读书是为今后能更好地敛财做准备，读书人往往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多数人并不参与生产活动。因此，一个家庭要供养一个读书人，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力量才能维持，所以，在帝国时代，能供养读书人的家庭至少应该是可以让读书人吃饱饭而不用从事生产的小康人家。当然，在古今流传的故事中，有一些读书人是出身贫寒，依靠青楼女子的资助才获取功名利禄，并引出了一出出悲剧与喜剧。但细究这些故事中的读书人的家庭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读书人过去的家境都还不错，只是到他这一代时才家道中落，不名一文，这才引起一些嫌贫爱富，或利用下九流的资助而上升的悲欢故事。除了这些故事外，实际上有许多出身贫寒的读书人是受其宗族的支持而出人头第的。换言之，在帝国时代，几乎每个宗族实际上都有一些公产来支持本族中的读书人。前面提及陈氏大宗祠有一些公产，虽然我们不知其具体有多少，来源如何，公产用途的具体分配如何，如多少用于从事祭祀祖先的活动，多少用于支持读书人。不过，我们知道其有公产，而当族人需利用这一资源来学而优则仕时，出于整个宗族的利益，我想宗族是会运用公产加以资助的。实际上，我们在阳翟曾看到一份陈大益派下人的分家文书，其中的确是留有专项公产来资助读书人。这份清代的陈天进分家文书中云： 余承先志，颇扩先业，而前配苏氏与有力焉，今以耆余而倦，又且生齿渐繁，窃念九世同居实为难得之事，一堂聚处断无永合之情，缘将所有店屋、田园等项除抽出存公游泮考费及优待前配苏氏并长孙、六儿外，余作捌分均分，并无稍异。 田地条目：元约此条将来游泮者（秀才）应收一年，燕鹿鸣者（举人）应收二年，进士轮苑及第者，应收六年。其祀事各应带理，自长而少捌分轮流。 １、一田在口口，口丘，种乙斗口口，季租壹石贰斗。 ２、一田在双圳口，口丘，种乙斗乙升，季租壹石乙斗四升。 ３、一田在蛇空，口丘，种乙斗口升，季租乙石捌斗。 ４、一田在口口，乙丘，种贰斗，季租贰石肆斗。 ５、一田在田厝里，乙丘，种乙斗，季租乙石五斗。 ６、一田在许埭竹树，叁丘，种叁斗，季租贰石玖斗。 ７、一田在童厝口口口，贰丘，种贰斗六升，季租口石玖斗，现佃吕太、吕焕。 ８、一田在糖簿口，乙丘，种六升，季租玖升。 ９、一田在口塘内，乙丘，种乙斗贰升，季租乙石五斗。…… １４、一田在后壁墓周公墓口，叁丘，种贰斗贰升，年税钱陆千文。 １、一地在西坑垅，乙丘，种柒升，年税钱柒佰文。…… ６、一地在打铁崎吕朴墓，乙丘，种乙斗贰升，年税钱乙千乙百文。…… ９、一地在杏林，乙丘，种乙斗三升，年税钱肆千文。 １０、一地在杏林，乙丘，种乙斗三升，年税钱肆千文。…… １４、一地在李厝墓后，乙丘，种乙斗乙升八合。…… ３５、一地在坑朴新口口墓口，乙丘，种乙斗四升，佃吕太。 １、一店屋在西桥尾联丰米店贰间相连，年税钱肆拾千文。 ２、一店屋在西桥尾灰窑后杉行乙坎，坐北向南。 ３、一店屋在西桥尾灰窑后铸鼎巷油车间乙所。 ４、一店屋在西桥尾灰窑后油车，现陆个并店屋厕池、土埕、旷地一切在内。 ５、一店屋在西桥尾灰窑后风炉间乙坎。 从其规定来看，这项公产是给考上秀才、举人和进士的人使用的，而且不同的等级使用的年限不一样，这自然有鼓励族人获取高学历的意味。根据同安的惯例，一斗种的田约为八分田，此一季田租约壹石干谷。因此，这一项给中式者的公产，大约有18．9斗种的水田，约15－16亩，其可收入20石8斗租子，大约有2080斤干谷。其次，其还有11处约12．2斗种园地（旱地）是有年税钱的记录，此约9．76亩，此包括一丘水田的年税钱计有24千6百文；另外还有24处旱地没有注明年税钱，此大约有25．7斗种，约20．56亩。根据园地第9、10条的情况看，大约一斗三升种地（约一亩地）的年税钱为肆千文，因此，20．56亩地的年税钱约是82千文。此外，根据店屋类目中的第一款一店屋的年税钱约４０千文，那么，五间店屋的年税钱应该约为800千文。因此，总计起来看，此一项每年可以收入2080斤干谷，和906千6百文。这些收入如给一个人，其生活应当是相当宽裕的。 其次，该分家文书记载，分家时还留下了一笔财产，以维持芸圃书馆的运作，其云： 壹芸圃书馆租田地条目：约自长而少捌分轮流 １、一田在许埭竹树，乙丘，种柒升，季租乙石。．．．．．． ７、一田在泥山边，乙丘，种乙斗贰升，季租乙石三斗。．．．．．． １、一田在跳仔头，贰丘，种叁斗，年税钱肆千文。 ２、一田地在亭仔角，大小三丘，种五斗，年税钱陆千文。 这份维持芸圃书馆的财产有水田与旱地共13处，年税钱有一拾千文，季租大约有13．4石干谷，约1340斤干谷。如维持一位私塾先生的一年生活也足矣。 此外，该分家文书还记载，陈天进在分家时留了一笔财产，给参加考试的生员作为路途费用。其曰： 壹游泮考费：约岁试拾千文，口试拾千文，乡试肆拾千文。 一店屋在西桥尾灰窑后杉行乙坎，坐东向西，年税钱贰拾千文。 吕厝吕姓的情况大致也一样。吕厝的开基祖吕宗裕与阳翟的开基祖陈大益一样，是个教书先生，他也是利用一些计策来获取在霞崎石井的落脚点，并以此为核心，利用一些其他手段逐步去扩展自己的生存资源和势力。据吕姓耆老说，吕宗裕同西柯村柯姓的所谓进士柯中江联姻，娶其妹妹柯氏为妻。这表明，吕宗裕在当地应属于地方士绅阶层。因为，在帝国时代，联姻往往是门当户对的，虽然我们从《同安县志》上找不到柯中江的大名，这说明柯中江所谓的进士头衔并不一定是真的。不过，从民间称其为进士这一点来看，柯中江的家庭也必然不会是一般的农户，而至少是识得一点文墨的，而且在地方上有着某种势力。因此，与柯中江的联姻，一方面表示吕宗裕属于士绅阶层，另一方面，也表示他通过这种联姻也挤身于地方豪绅之列，而成为地方的权势人物。 其次，在挤身于地方权势人物行列的同时，吕宗裕也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财产业，成为当地的地主。在《吕氏宗谱》霞崎石井祭业条中，有如下一些记载，如： 一埭田十有余所，坐从顺里三都散处，俱分与四房头子孙均管。仅西宅埭一所，并庄厝后、薛仓边、前行新庵边、桥仔头、英厝塘、黄墓内等处，共种六石余，立作蒸尝，以遗子孙不易。 一地厢坐从顺里三都薛仓边稻埕上，年该税银玖钱四分，立作蒸尝。 一鱼池一口坐从顺里三都石井公厝后等处，立作蒸尝不易。 一屋基一所坐归得里九十都土名塘边，年载税壹石六，立作蒸尝，佃户杨世衔佃耕。 一海塘一所坐霞崎港，东至本户海埭及洪家埭岸，西至港，南至双涓港及竹叶线，北至黄岗内及本户埭，立作蒸尝，其港口有三官墓。 一地厢一所受种壹石余，坐从顺里四五都柑榄树社后，始祖妣墓兜，东至田，西至大路，南至小路，北至口。付看守墓者耕种，年载税钱玖千文，立作蒸尝，每年付长房、二房、四房取讨，均分祭祀。 一地厢一所，七斗余种，坐民安里十一都刘塘，立作蒸尝，付三房耕作祭祀。 以上的产业尽管是吕宗裕派下人记录的，但看来都是吕宗裕手中建置的，所以它可以“俱分与四房头子孙均管”，有的“付长房、二房、四房取讨”，有的“付三房耕作祭祀”。根据地方的解释，吕厝社海边霞崎港的海塘也是在吕宗裕手上购置的，传说吕宗裕过世后，柯中江曾经想把吕宗裕所有的海塘占为己有，但遭到其妹妹柯氏的反对，认为柯中江是要把其外甥的衣食基础夺走，所以，站出来同他打官司和抗争，维护了吕姓的利益。这一事件还导致吕姓与柯姓亲戚关系的破裂，据说柯氏在事后曾诅咒发誓说，以后吕姓的子孙不得与柯姓通婚，如通婚，生出的就是“猪母”。因此，几百年来，吕姓都没有同邻村的柯姓通婚，并时常有一些宗族间的磨擦和械斗。只有在1949年后的今天，两村的关系才趋于缓和，也开始有个把吕姓男子娶柯姓的女子，但据说这类婚姻都生女孩，吕姓的耆老说，他们这位祖婆柯氏的诅咒还在起作用。 另外，吕宗裕通过努力，逐步掌握霞崎石井的经济、政治权势的情况，还可以从下面两件事情看出。其一，吕厝有座王爷庙－－华藏庵，座落在风水地“龙虾头”上，据庙宇的碑记云：吕宗裕致力庙宇，殚精竭虑，倡导于戊寅年（1393年），始就此迹，命名“华藏庵”。也就是说，这个王爷庙是吕宗裕手上建的。但为什么王爷庙称为华藏庵，取了个佛教庵堂的名称。吕姓的耆老解释说，最初这个庵堂是建给吕宗裕的母亲李氏吃斋念佛用的，后来王爷才从何厝移过来，占据了此庙而不走了。其二是吕宗裕的二子吕大宜能“中应天经魁”，任“涿州判官”，走上仕途。因此，从吕宗裕有能力建庵堂，以及培养儿子读书，并考上举人的情况看，吕宗裕进入霞崎石井站住脚后，确实很快地在当地控制了地方的生存资源。 吕宗裕的派下人同样努力取获取生存资源，吕宗裕的长子吕大乾买下童头苏的地，在那里建房，并“于宣德七年（1432年）间，创有海埭一所，在民安里十一都土名小崎，受种壹石九斗贰升，载民米贰石。今以换盐，收吕豫户内。此埭尽立作奋豫公蒸尝，以遗子孙不易。”而其三子吕大成则“移居民安里十一都地名刘塘，治农事，今将此地立作蒸尝”。逐渐控制了霞崎石井和童头苏，并向外扩展，最后吕姓在同安散布在十六个社中，其中西柯镇两个，祥桥镇四个，凤南农场八个，马巷镇两个。 在后田，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虽有一些差异，但其性质则是相同的。后田的开基祖先到天马山开基，因常到海边讨小海，发现后田这里的生存资源与机会比天马山多。在天马山仅有农耕一条路，而在后田既有田地可耕作，又有海塘可以讨小海及从事滩涂养殖，而且还可以向海洋发展，从事捕鱼业，因此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多于天马山，有利于林姓的发展，所以，他想图之。因此，先到后田租房居住讨小海，找准机会买下现凤头家庙的那块地建房定居下来，“契入”后田这个原有陈、张、许、狄等姓的村落中，并在此购置土地等来发展林姓的基业。 由于缺乏文字记载，我们现在已难以确知林姓的祖先们到底有掌握有多少生存资源，和他们扩展他们的生存空间的历程如何。不过在调查中，我们也了解到一点情况。如林姓在天马山有一块公产，30年代卖给陈嘉庚办农林学校，代价是陈嘉庚为后田办一所小学，而且学校的费用全由陈嘉庚负担。天马山是林姓开基祖最早立足的地方，那里有林姓的一块公产，这说明林姓这位开基祖在那里有一块地的土地所有权。另外，村民还说，“我们村的海地也好象的公产，因为只要是我们村的人，有和蚵石就可以在海地里立，没有什么界限，这些海地原都不是我们的，大约都是我们的祖先来此后逐渐买下的，因为这些海地有的叫后占海，有的叫下村海。过去我们的海地一直到潘涂门口”。也就是说，在过去（解放前），从后田一直到潘涂村的海滩地都是他们的，只要是后田的林姓都可以在海滩上养殖海蛎。这片海滩地大约有三、四里之遥，中间隔着洪塘头村。换言之，隔壁洪塘头村的海滩地在过去是属于后田人的，而且后田林姓都有份，这表明这也是林姓开基祖手中建立起来的产业，所以后田林姓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养殖海蛎。因此后田林姓虽然没有出过什么举人、进士之类，但其祖先们也为其派下人争夺了许多生存资源，以保证他们的派下人有充足的生存环境和资源，而可以比较顺利地发展，所以他们才生存下来，而成为该村的主人，发展成大宗族，或单姓宗族村。 六、简短的结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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