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古文明(三)
2007-05-03 14:35阅读：108
三、社会的发展与新时代的来临
社会的发展与民族君主国的形成
十字军东侵结束后，随着教会地位的下降，商业和城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形成以及城市和王权的相互支持，民族国家逐步形成。在国与国之间，通过对抗与均衡，相互划定了势力范围，在国家内部，各种势力和派别通过长期较量，政治权力逐步统一到强有力的君主手里，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其中的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展成为重要的民族国家。
英国在诺曼底王朝、金雀花王朝后，王权开始逐步加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城市的支持。英国在13世纪时，城市增加到166个，比12世纪翻了一番。14世纪时，城市人口达16万多，占总人口的12%。英国城市虽然没有取得政治独立或自治，但它们要求统一，反对割据，支持王权加强。而对于国王来说，面对星罗棋布的城市，人数众多的市民，无论是为了财政还是为了政治目的，都必须重视城市及市民。市民中的上层分子不仅操纵城市政局，同时与王权结盟，成为封建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官吏的来源之一。他们借给国王大量金钱，帮助国王筹划财政事务，国王则赐给他们正式贵族头衔。14世纪时已经有一些英国商人成为国王大臣，伦敦大商人约翰·桑尔特尼四次出任伦敦市长，他的后代则是国王宠臣。
其次，随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冲击，封建庄园组织以及与之相联的农奴制开始瓦解，封君封臣制度也成为空洞形式。封建主不再直接经营农业，而是靠坐收出租的自营地的地租和其它各种剥削来赢利。封君对封土的各种权利被逐渐废除，封臣的军役义务先是被“盾牌钱”代替，以后因物价上涨及地产易手也逐渐取消。从14世纪起，为使服军役者服从指挥，由义务服军役转为军人领取军饷。所有这些变化使中小庄园衰败，不得不纷纷投靠国王，去担任各级官职，至于大封建主，他们与国王对抗的结果是有的破落、有的失去割据称雄独立性后，也加入到国王的政府，继续保持其显贵地位。
再次，英国王权得以加强，大封建主能够转变为国王政府成员，与人民起义的打击也有关系。1314～1316年，西欧连续三年歉收，造成1315～1317年大饥荒，而挨饿的居民因胡乱食用死畜引起疾病流行，死亡更甚。1348～1349年横扫西欧的“黑死病”（腺鼠疫）又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也加重了尚存百姓的灾难，由于劳动力缺乏，封建主又恢复劳役，城市降低雇工工资，国家增加人头税，结果导致1381年瓦特·泰勒起义。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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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前夕，约翰·保尔就宣传：亚当种田、夏娃织布时，谁是贵族？要求人人平等、土地公有。泰勒起义后虽被镇压，但英国已成为独立自耕农的国家，农奴制逐步消失了。同时，受到震动和打击的大封建主也因对人民运动的恐惧，转而支持王权，并与骑士和市民联合，成为议会和国王政府的组成部分。
当然，英国王权加强的进程具有曲折性。无地王约翰把英国在法国的领地丢失后，英国试图夺回失去的土地，而法国则竭力夺取法国南方仍残留在英王手中的领地，双方矛盾尖锐，终于爆发“百年战争”（1337～1453年），这次战争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337～1360年），法军屡败；第二阶段（1369～1380年），法国收回大部分失地；第三阶段（1415～1453年），英军又占领法国北部的一半领土，后被法国女英雄贞德等军民把英军驱逐出去，英国最后只控制加莱港一地。
英国在百年战争中失败后，政局仍在动荡。1399年，兰开斯特推翻金雀花王朝取得王位，但一些大封建主不服从新王朝的统治，所以百年战争结束后仅两年，即1455年，英国又爆发约克家族（白玫瑰）同兰开斯特家族（红玫瑰）之间的30年残酷内战，即“红白玫瑰战争”（1455～1485年），内战的结果是兰加斯特家族的远亲都铎家族亨利七世取胜，于是，英国开始了都铎王朝的统治，由于贵族在内战中自相残杀殆尽，新贵族和城市又支持新王朝，英国王权从此加强，出现了统一的市场，伦敦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伦敦方言成为全国共同的语言。这样，英国就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到15世纪末，形成统一的民族君主国家。
法国经墨洛温、加洛林王朝后，于987年又建立加佩王朝（987～1328年），该王朝最初王权有限，如前所述，自行铸币的诸侯达60多个，且常相混战。为此，王权与教会相合作，于1207年发起“上帝休战”的呼吁，试图制止大贵族之间的私战，但成效不大。法国王权加强是从路易六世（1108～1137年）开始的，他在位时，与城市结盟，致力于反对封建割据，削平卢瓦河的割据势力。路易七世时（1137～1180年），先后向城市颁发特许状达25起多。腓力二世时（1180～1223年），王权进一步加强，腓力二世与红胡子腓特烈结盟，通过离心外交，剥夺英王约翰在法国的领地，法王室领地扩大了3倍，腓力二世获“奥古斯都”尊号，约翰则获得“无地王”的称号。路易九世时（1226～1270年），进行了经济、行政、军事、司法等一系列加强王权的改革，如派官吏总揽地方行政大权、建常备军、统一货币等，使法王在反地方领主权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从而对法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腓力四世时（1285～1314年），王权加强不可避免地与教权发生矛盾，法王为取得国内支持，于1302年第一次召开三级会议，第一等级为高级教士、第二等级为世俗贵族、第三等级为富裕市民，会议通过反教皇决议，这标志着法国由封建君主制过渡到议会君主制，三级会议成为王权的支柱，国王通过三级会议达到自己的目的。1303年9月，法王派人以暴力逼迫教皇卜尼法斯八世逊位，年迈的教皇惊惧而死。1305年，在腓力四世的压力下，法国大主教当选为教皇，称克莱门五世，并在阿维农建立教廷，史称“阿维农之囚”（1308～1377年）。这样，法王又取得了反教皇的胜利。此后，教皇势力日趋衰落。
当然，法国王权的加强也有曲折性，英法百年战争时，因战场在法国以及最初法军的失败，法国遭受的损失可想而知，加上1348年又有黑死病的流行，天灾人祸，人民生计艰难。1358年2月，法国爆发艾田·马塞领导的市民起义，同年5月，又爆发“扎克”起义（“扎克”意为乡下佬），这两支起义由于市民的背叛，后被分别镇压。查理三世时（1380～1422年），法国王权衰落，封建贵族分为奥尔良和勃艮第两大集团，他们互相斗争，削弱了国家的力量。英国乘混乱之机于1415年大举进攻法国，使法国在百年战争第三阶段初期丢尽半壁河山。勃艮第封建贵族还与英国结盟，出卖法国巾帼英雄贞德，但贞德的被害和英军的残暴加强了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他们经过艰苦斗争，终于打败英军。百年战争结束后，法王利用各种手段挫败勃艮第大封建主的反抗，封建贵族从此转变为国王政府的组成部分，称之为“佩剑贵族”，早已与王权结盟的城市贵族被称之为“穿袍贵族”。1491年，法国完成国家的统一，法国从此成为有统一语言、统一历史文化的民族国家。
西班牙所处的地区在蛮族时代为西哥特王国。711年阿拉伯灭西哥特王国，并在此建立起阿拉伯人的国家。
阿拉伯统治西班牙780多年，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阿拉伯人把先进的东方文化带到西班牙，开办了许多学校，吸收许多外国学者到此地讲学。当时的科多瓦图书馆藏书丰富，保存了许多古希腊罗马的文献，这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阿拉伯人不仅带来先进生产技术，也特别注重发展该地区的工商业。11世纪以后，半岛城市兴起，与东方各国和地中海国家的贸易联系相当密切。
西班牙人从8世纪就开始了收复失地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在宗教的旗帜下进行的，是基督教反对伊斯兰教的斗争。11～13世纪，收复失地的斗争进入高潮期。到13世纪后半期，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领土已为西班牙人占领，并形成三个重要的国家：阿拉冈占东部、葡萄牙占西部、卡斯提占中部。而阿拉伯人只占南部一小块地区。
在收复失地斗争时，由于教俗封建主起了领导作用，所以，他们的势力比较大，甚至可干涉王位的继承，但城市的力量也比较大。
收复失地的斗争加强了西班牙人的民族意识，为完成收复失地的大业，阿拉冈和卡斯提通过联姻关系（阿拉冈国王斐迪南与卡斯提女王伊萨白拉结婚）使两国合并，建立统一国家，正式形成西班牙王国。又经过十几年的收复失地斗争，西班牙人大获全胜，整个半岛除葡萄牙外全部统一，西班牙民族国家初步形成。
西班牙人在收复失地斗争时，建立了许多堡垒，这些堡垒后逐渐形成城市。12世纪后半期，西班牙出现城市同盟。13世纪又建立城市总同盟，这促进了沿海地区的工商业的发展。到14世纪时，阿拉冈已成为海上强国。西班牙王国形成后，王权依靠城市和天主教会的支持，打击封建大贵族，随后又限制城市的自治权，将其纳入王权允许的轨道。这样，西班牙就成为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势力的堡垒。
葡萄牙位于半岛的西部，在收复失地斗争中，于1143年建立葡萄牙王国，该王国虽比西班牙王国早，却一直受教皇统治，后经过300多年的斗争才摆脱教皇的控制。葡萄牙的城市也是在收复失地时建立的城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特别是沿海城市，工商业也比较发达。1294年，葡萄牙开始从事海上活动。到15世纪时，成为海上商业强国，并进入非洲，成为新航路开辟活动的探索者和先行者。
城市的发展与世俗社会的优越性 当西欧出现民族国家时，德国及意大利则继续着分裂的局面。不过，这两个国家的城市比较发达。
德国历经加洛林王朝（800～911年）、法兰克尼亚王朝（911～918；1024～1125年）、萨克森王朝（919～1024；1125～1137年）后，到霍亨斯陶芬王朝（1138～1254年）的第二个君主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时（1152～1190年），曾六次侵入意大利，并与教皇斗争了30多年，最后以失败告终。到腓特烈二世时（1212～1250年），竟采取打击城市讨好诸侯的政策，给德国造成严重恶果，导致诸侯猖獗，王权衰落，到1254～1273年，出现“大空位时代”，20年间竟选不出一个皇帝。以后的哈布斯王朝和卢森堡王朝断断续续，互相代替，也是有名无实。1356年，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1347～1378年）颁布“黄金招书”，规定皇帝由七大选侯选举产生，“黄金招书”使诸侯割据合法化。
德国城市兴起虽比其它国家晚，但后来者居上，到13至14世纪，德国出现大批工商业繁华的城市。城市里有各种手工业行会和商业公会组织。德国城市因多半集中在边境一带地区，所以对外贸易占重要地位。德国的南部城市与意大利和东方各国贸易联系密切，北方与英国、法国、北欧和东欧诸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许多大城市都是东西方商品集散地和国际贸易中心。这样，德国与意大利的城市就把中欧和南欧连成一个商业活跃的纵型地带，而这个纵型地带又与西欧已成长起来的工商业相结合，造成整个西欧商业大气候的形成。
然而，德国在政治上长期分裂，这使城市和工商业发展极为不利，商人们常受封建诸侯和骑士的关卡勒索和武装抢夺，商人们所希望的统一民族市场和自由贸易环境无法实现。于是，城市利用诸侯割据这个薄弱环节，采取自救的办法来保护自己，即建立城市同盟。13～15世纪，德国主要有三个城市同盟：南方多脑河流域有士瓦本同盟；西北方有莱茵同盟；北方波罗得海沿岸有汉萨同盟。1381年，士瓦本同盟与莱茵同盟合并，但这个合并的同盟在1388年被封建诸侯打败。汉萨同盟于13世纪后半期兴起，14世纪达到鼎盛，入盟的城市达80多个，遍及西欧、东欧和北欧诸国。如英国的伦敦、俄国的诺夫哥罗德等地都有汉萨同盟成员及商馆。该同盟还有武装力量，曾对丹麦发动过战争。但汉萨同盟的城市只关心自身局部利益和对外贸易，未与王权结盟。15世纪中叶后，西欧和北欧的城市和商业开始兴盛，汉萨同盟的贸易垄断地位被打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商业和贸易中心的转移，汉萨同盟开始瓦解。不过，大西洋的那些后起之秀与汉萨同盟应该说有师承关系。
意大利在中世纪初期是主人不断更换。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意大利文明舞台上先后有东哥特、拜占廷、仑巴德、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等主角。所以其文明进程比较曲折，在政治上也长期处在分裂状态。
在北部，1254年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灭亡后，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仑萨、米兰等城市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这些小国都是工商业繁荣的城市国家。
中部是教皇国领地，是落后的农业区，除罗马外，几乎无大城市，所以工商业不发达。
南部是落后的农业区，农奴制一直存在到14、15世纪，南部沿海虽有城市，但工商业并不发达。
意大利长期分裂，未能及时建立起民族君主国，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互相缺乏经济联系，且互相对立，彼此倾轧；二是城市主要依靠国外市场，经营东西方中介贸易，它们不关心国家的统一，只关心与国外建立商业贸易联系，只关心自身局部利益，因而没有形成国内统一市场，也很难与王权结盟；三是教皇国只关心充当国际领袖，只关心控制意大利和西欧各国，所以也不关心意大利的统一，它们甚至成了意大利统一的死敌；四是外国侵略势力的不断干涉。长期分裂自然会给外国的入侵提供机会，德国从951年奥托首次入侵起，到1250年霍亨斯陶芬王朝跨台前夕止，共侵入意大利43次，每次都烧杀掳掠，使意大利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阻碍了意大利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此外，拜占廷、阿拉伯、诺曼人、法国以及西班牙也先后侵略过意大利，这同样也给意大利造成极大的危害。从1494～1559年，法国和西班牙在意大利领土上断断续续进行了60多年的侵略战争，破坏惨重。所有这些显然不利于意大利的统一。
意大利由于长期分裂，城市得以在薄弱环节中兴起并发展，随着德国在意大利统治的结束，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取得独立，这些城市共和国主要有两个类型：威尼斯型和佛罗伦萨型。
威尼斯如前所述，是一个无可耕地和礁石环列的罗马遗民地区，但由于处在亚得里亚海沿岸，注定了这里的人必须向海洋挑战，必须靠经商生存。12～13世纪时，威尼斯利用十字军力量打击和削弱了拜占廷和阿拉伯商人的竞争力，取得了东方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以后，威尼斯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都市，人口约有20万，以经营东西方中介贸易为主。14世纪时威尼斯成为地中海霸主，拥有商船数千艘和大量殖民地。威尼斯除贩运东西方商品外，还贩运奴隶，所铸货币“杜卡特”是当时国际市场上通用的货币。威尼斯不仅造船业发达，丝织业和玻璃制造业也有很大发展。
威尼斯政治制度是商人贵族的寡头政治，最高权力机关是“大议会”，有立法权和行政监督权，议员有480人。由大议会选举产生的“小议会”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又称元老院，其首领是选举产生的终身职总督。14世纪时又建立一个“十人委员会”，这是一个实权机关，负责秘密监督一切人，对它认为可疑的人，或逮捕暗杀；或送入令人极其痛苦的铅牢，而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有人称这个机构是刺客组织。
佛罗伦萨原为罗马殖民城市，这是一个纺织业、银行业和信贷业中心，人口约9万多。纺织业中以毛织业（制呢业）和丝织业最为著名。14～15世纪时，毛纺织业中出现手工工场，有200多家，每个工场有20多道工序，全城年产呢绒7～8万匹。所铸货币“佛罗林”也是地中海区域国际通用货币，银行有100多家。
佛罗伦萨的政治制度也是“肥人”寡头政治，由最富有的手工工场主、大商人、银行家掌握国家政权。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长老会议”，即各行会首领的决策机关，其成员是七个大行会（肥人）各选一名议员，14个小行会（瘦人）共选两名议员。政府首脑称“正义旗手”，既是议长，又是民军的指挥。
佛罗伦萨是许多新事物发源地，如手工工场、簿记学、银行、股票交易以及文艺复兴等。
西欧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君主国的形成，城市的发展和商业大气候的形成，不仅体现了世俗社会的优越性和教会文化的落后性，同时也昭示着一个以民族君主国、商业经济和世俗文化为主的新时代的到来。不过，王权的加强对当时的西欧来说，具有更重要的进步意义，因为在以后的新航路开辟活动中，最早的航海冒险家虽然出自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但他们的资助者不是他们家乡的微不足道的城邦，而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虽然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是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故乡，但人文主义和资本主义正是由民族君主国发扬光大的。西欧社会的多中心为新事物的产生疏松了土壤，但新事物的成长则需要大而新的政治统一体。
信仰的动摇与新时代的来临
西罗马帝国灭亡是西方古典文明的一次大灾难。在中世纪初期，西方没有知识和没有文化是社会的重要特征，西方似乎又回到了人类的童年时代。
西方除知识和文化水平普遍低落的情况之外，还有教会宣扬的蒙昧主义。教会为了确立神学的独尊地位，实行愚民政策，对不符合其教义的古典文化视为“异端”横加摧残，许多古代建筑、雕刻和历史文物遭到教会的破坏。无知的僧侣把写在羊皮纸上的古代手稿原文刮去，用它抄写神学教义、宗教故事和教会编年史，致使许多古典著作失传。此外，为封锁和消除古代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他们焚毁一些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教皇格雷哥里一世还宣称：“不学无术是信仰虔诚之母”。当然，教会因传经讲道、研读经典，有不少有文化的人，但他们只以神学为唯一中心，又垄断当时的文化知识，造成大多数人不识字，从面使西欧长期处在落后状态。
城市兴起后，世俗文化及反教会的异端思想也出现，教会深感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教会利用古代哲学家的学说来维护其宗教理论体系，创立了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产生于基督教寺院，故称其名，于11世纪发展起来，13世纪达到鼎盛，14世纪开始衰落。经院哲学的特点是使神学更加理论化、思辩化。它轻视经验，反对实践，只从既定的教条演绎出空洞的结论，讨论的问题甚至很荒唐。如“上帝是不是灾难的创造者”？“上帝能否制造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天堂里的玖瑰花有没有刺”？“一根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天使吃什么”？“上帝创造的亚当是成年人还是小孩”？“老鼠吃了圣餐怎么办”？等。经院哲学名为哲学，实为神学，是哲学化的神学唯心论体系，是神学的婢女。完成经院哲学体系的是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他把经院哲学发展到顶峰，被称为“神学之王”，其代表作《神学大全》是经院哲学的百科全书。他认为：真理有天启真理和理性真理两种，或信仰真理和哲学真理两种，但前者高于后者，后者为前者服务，并对前者的信条不能有异议。事物虽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质料和形式的结合体，但任何质料都来自形式，或者说上帝是一切事物的第一因或创造者。因此，一切知识都是为了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伟大为目的，否则任何知识都是罪恶。他还强调，宇宙和社会的秩序都是上帝有意的安排，人们应绝对服从。这实质是扼杀自由思想，维护教会的权威和封建社会的秩序。
经院哲学内部也有派别斗争，即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两派争论的焦点是关于一般概念和个别事物的关系问题。唯实论者认为一般概念是先于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从而把一般概念看作是第一性的东西，把个别事物看作是第二性的东西。这当然是一种本末到置的唯心主义。唯名论者相反，他们认为个别事物是先于一般概念而存在的，而一般概念不过是事物的名称，因而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在神学烟雾笼罩的信仰时期，世俗文化开始萌芽、成长。查理大帝时，就出现过加洛林文化复兴，虽然这种文化只是恢复，而不是创造，但对世俗文化毕竟有促进作用，尤其是秃头查理时的著名学者爱留根那（爱尔兰人810～877年），写有著名的《论自然的区分》。同时期的英国国王阿尔佛雷德也是一个传播知识的学者和学术赞助人。他像查理大帝一样，也建学校、聘学者，组织学者编写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并亲自翻译和注释了许多拉丁文的基督教文献，以至被视为英国散文文学的鼻祖。
即使以神学为中心的教会，因研读经典的必要性也办了不少的教会学校。其类型主要有三种：寺院学校、大教堂学校和教区学校。寺院学校是从修道院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是长子继承制，贵族次子不能继承封地和爵位，其中的一些自幼便进入寺院学习，以便将来担任重要神职。寺院学校根据学生未来去向分为内学和外学。准备担任神职的学生，自幼住在寺院之内，称内学；不准备担任神职者不住在寺院，称外学或走读生。大教堂学校设在主教驻地，与寺院学校有相似的组织。以上两种学校因有地产，所以不收学费。教区学校由牧师在村落建成，出现得晚，学生是一般居民子弟，收学费，学期短，且无好的去向。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是“七艺”，源于古希腊，主要有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文法、修辞和逻辑，罗马的学校继承了七艺内容。但教会学校只沿用“七艺”名称，至于内容，与古希腊罗马的七艺大相径庭，并始终贯穿着神学思想。如算术中的1是唯一的神，2是耶酥有神性和人性二重性格，3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体，4是四部福音书等，算术也成了牵强附会的神学。
教会学校的教师是僧侣，用拉丁语讲授课程，虽然所讲授的内容浅薄，掺杂着许多迷信、谬论和偏见，但毕竟也包括一部分有用的知识，这些知识为以后大学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同时也为上层贵族青年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改变了西欧文化的荒凉景象。随着城市的兴起及发展，世俗文化也开始兴起发展。经商不仅交流商品，也交流思想，工商业本身也需要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加之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这使世俗文化有了兴起和发展的条件。
意大利有独立的城市共和国，世俗文化最先从这里兴起。11世纪末，意大利出现最早的世俗大学萨勒诺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前者是医学学校，后者是法律学校。12世纪后，其它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出现学校，如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13世纪后，又出现维也纳大学、剑桥大学、海得堡大学、奥尔良大学、帕仑西大学（西班牙）、里斯本大学（葡萄牙）等。
中世纪大学摹仿当时城市的行会，形成学生和教师的特殊联合，“大学”一语就是指有权决定学校事务的学生同乡会和教师行会的联合。他们一起通过民主的方式选出校长负责学校的管理。教师行会负责确定和管理选择学生、制定教学内容、举行考试和授予学位等项工作；学生同乡会自己规定章程，管理有关聘任教授并监督他们的工作、确定学费金额、决定教学时间等事项。
中世纪的大学也像城市那样完全实行自治，不受任何上级管辖，也不受所在地方的限制。如果学校与市政当局发生矛盾，或对所在地条件不满意，便会搬迁到其它地方继续办学，因而有流动特点。大学的自治性还表现在它享有其它一些特权，如免税和免兵役，不受普通司法机关管辖等。大学本身也无固定校园，租赁的教室设备简陋，有的甚至无凳子，学生只好席地而坐。学校也无学生宿舍，学生只好租房，这使学生的课外时间比较自由，也不便管理。当然好学者在租屋苦读书，不好学的则在小酒馆消磨时光。
大学的入学时间及学习期限没有严格规定，学生通常在十三四岁时入学。大学也分科，相当于现在的系，每科选举产生一位科长主持管理工作。大学一般设四科：神科、文科、医科、法科。文科属基础教育，教学内容是拉丁语和“七艺”，“七艺”又分“三艺”和“四艺”，学生先学习“三艺”，即文法、修辞和逻辑，逻辑课学生要研读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学习结束后通过考试获“学士”学位。然后再修其它“四艺”，即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理论，此时的算术已引进阿拉伯的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仍以欧几里德和托勒密著作为教材，“四艺”学完后也通过考试获取硕士学位。取得硕士学位的学生才有资格选修神、医、法三科中的一科，并在其中任何一科通过考试毕业后，获博士学位。获博士学位后即可担任大学教授。授予博士学位的仪式非常隆重，准备接受学位的人要在仪仗式上用拉丁语发表演说，所以西方直到18世纪时，拉丁语仍是通用学术语言。仪式主持人则授予学位证书，然后获博士学位者坐上象征讲座和教授的椅子。当然，不当教授者可从事法官和医生职业。
在三科当中，神科毕业生前途最好。同时，教会的势力也逐步渗透到大学，因而经院哲学逐渐成为大学的主导内容，有自由思想的教师被教会排斥。14世纪以后，大学基本上处于教会控制之下，教会代表是学校管理者，教授则由教会任命，这表明西欧仍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世俗大学还未摆脱教会。不过，世俗大学比教会学校毕竟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仅生源广泛，教学内容也毕竟有了世俗的内容，这显然为新思想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由于教会是社会生活的重要中心，教堂的建筑就有了必要性。但建筑毕竟是建筑，它必须靠自然科学知识和艺术才能建得富丽堂皇，靠经院哲学是建不起高楼大厦的。于是，建筑也推动了自然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教堂建筑主要有两种风格：一是罗马式；一是哥特式。罗马式从查理大帝时开始流行，其特色是粗重厚实，多用巨石砌成，给人以笨重但结实的感觉。门、窗、走廊等建筑构件以圆拱为主，窗户小而窄，通风较差，犹如军事堡垒，这与乱世时期的防卫目的有关。这类教堂著名的有法国普瓦提埃大教堂和阿尔大教堂、德国的沃姆斯大教堂和美因斯大教堂、意大利比萨大教堂（斜塔）。
哥特式建筑不同于罗马式的雄伟、坚固、幽暗等特色，而是以高而尖、纤巧、明亮等为特色。这种建筑缘于新的建筑工艺结构的采用，因顶尖，拱顶的重量不落在墙壁上，而是落在支柱上，这为墙壁的变薄提供了可能性。这种设计使教堂成为尖房顶、尖屋脊、尖望楼等外观，这种自下而上逐渐收拢的形状给人一种强烈上升感，整座教堂仿佛拔地而起，与天空触接，投入圣母怀抱，具有很强的宗教寓意。加上占有整个墙壁的狭长形窗户和彩色玻璃，不仅采光好，同时有多彩世界之感，使人仿佛进入超凡脱俗境界。这种教堂虽突出了宗教色彩，但没有高明的力学、材料学等知识是建不起来的。哥特式教堂的代表性建筑有法国的巴黎圣母院、英国的坎特伯雷大教堂、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等。
宏伟的教堂需要装修，于是又推动了雕刻和绘画艺术的发展，尽管这些作品也充满了宗教题材，但这些色彩斑谰的艺术无疑也是世俗文化的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文学也开始发展。文学主要有民间文学、骑士文学和城市文学三种类型。
民间文学是在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巡游各地的民间艺人、歌手、乐师等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及幽默隐晦手法，唱出群众心声，受到群众欢迎。民间文学带有浓厚的异端思想，所以民间艺人往往受到教会的仇恨和迫害，加上口头流传等特点，民间文学留下来的甚少。在10世纪或更晚时期才被写成文学作品，其代表作有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卜龙根之歌》等。
骑士文学最初流行于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这里的诗人被称为行吟诗人。骑士文学主要描绘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慕与顺从。所以会出现这种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的爱情文学，是因为西欧实行长子继承制，幼子从小被送到较大的有权势的或富有的领主家中。14岁以前当一名侍从，14岁以后当预备骑士。平时，扈从待在领主家中主要是服侍女主人或其千金用餐，向她们学各种礼节，当然也要学会讨好女主人的本领，并且树立起一种为女主人献身精神，甚至愿为她们死去，只有当男主人出发作战时，骑士才跟在男主人身边，与男主人一起作战，并对男主人效忠。但在骑士身体和心理成长的重要阶段，大部分时间是同女主人呆在一起的，女主人实际扮演着母亲与教师两种角色，日积月累，便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感情，即骑士之爱，这种爱既有下级服从上级之爱，也有情侣之爱。此外，基督教传统中对圣母玛利亚的敬奉也直接或间接影响了骑士对贵妇人的钟爱，或者说骑士对女主人的爱是圣母在世俗中的反映。骑士抒情诗中最著名的是“破晓歌”，描绘骑士和贵妇人在破晓时难舍难分情景。恩格斯、普希金等都对“破晓歌”给予高度评价，说它宣扬的爱情观冲击了包办式封建婚姻，第一次提出个人之爱。普罗旺斯地区后来受到贵族征讨异端的冲击，许多诗人逃亡，而逃到意大利的诗人无疑对以后文艺复兴的产生起过影响作用。骑士文学的代表作还有英国的《亚瑟王》，描写郎斯洛与亚瑟王的王后耶尼爱佛的爱情故事，有一定的浪漫主义和唯情主义。
城市文学是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出现的。它描绘的主体是新兴的市民，素材多来自民间，主题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娱乐性，充满恢谐、机智和幽默，语言生动，主题鲜明，城市文学最著名的是法国的《农民医生》和《列那狐》，前者讲一位农妇挨了丈夫的打，便一心想报复，她想出一个妙主意，到处散布说她丈夫会治病，但要打他一顿才肯承认。于是这位农民莫明其妙地挨了别人打，并被迫承认自己是医生。农妇出了一口气，她丈夫也凭自己的机智摆脱了尴尬处境，这则故事后被喜剧大师莫里哀改成《屈打成医》而广泛流传。《列那狐》以动物为主人公，主要描绘列那狐和依桑格兰狼之间的斗争。列那狐和依桑格兰狼之间相互怨恨，虽然狼的力气大，但每次均免不了狐狸的暗算。最后狼诉诸法庭，向诺布勒狮控告列那，列那被判有罪，但列那凭自己机智逃脱惩罚。该传奇虽以动物为主人公，但描绘的却是社会现实，它采取以兽寓人的方法，把狮子比作国王，狼和熊比作贵族，教会比作骆驼，主教比作蠢驴，下层民众用鸡、兔等弱小动物来代表，列那狐则是城市富裕商人的形象，其性格复杂，一方面它作为新兴阶级要求摆脱封建束缚，并同封建势力抗争，一方面作为富人不可避免地歧视和欺压百姓。这种文学显然具有现实主义。
世俗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显然动摇了教会神学的统治地位，愚昧落后的天主教信仰在人们的思想中开始动摇了，西方人开始觉醒了，新时代即将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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