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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红二、六军团在抢渡金沙江后，刚刚甩开了敌人的追击，又立即进入了雪山地区。与大自然的搏斗与缺粮的困难，又严峻地摆在红军指战员的面前。 红军开始翻越又高又大的玉龙大雪山。玉龙山位于横断山脉南端，被金沙江、澜沧江激流冲蚀出的沟谷陡峭，素有“关山险阻，羊肠百转”之称，许多雪峰高达海拔五千米以上。雪山上一片白茫茫，没有道路，没有生命的痕迹。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红军要北上，就要翻过雪山，这是世界军事史上少有的壮举，是对人类体能极限的挑战。 为了保证红军指战员的安全，军团领导决定一律轻装前进，除了必备的轻武器和装备，一切辎重都要处理掉。红二、六军团从国民党手里夺过来的几门山炮是最重的武器，领导下令把它们推入山凹之中或是在隐蔽处掩埋。红军的炮兵们，看着这几门在消灭顽敌的战斗中大显神威的伙伴，实在是舍不得抛弃。 山炮注释 文中所说的“从国民党手里夺过来的几门山炮”指： 1935年4月，我六军团部队在王震政委的指挥下，在桃子溪打了一个大胜仗。战斗中时任红十七师五十一团一连任政治指导员的彭清云带领一个排的战士亲手缴获了两门山炮，从此红六军团有炮了。 这两门名为“七生五过”的山炮，是由上海兵工厂在1927年制造。“生”在民国时期是英文厘米的音译，而“七生五过”就是7.5厘米口径的意思。 这两门山炮随红二、六军团参加了很多战斗，立下了大功。 父亲是个炮兵出身的军人，更是对炮有深厚的感情，他对贺、肖等军团首长请示：“红军拥有几门炮不容易，此时抛弃了很可惜，我想尽量保存它们。”贺龙说：“老张啊，翻越玉龙山不比寻常，轻装也够呛，怎能带上这重家伙？！” 父亲还不死心，他和红军炮手们商量，把炮拆成散件，比较轻的部件由人来分别背扛，比较大的部件用父亲的坐骑驮着。即使这样，也只能保存下一门山炮。经他们的争取，军团领导同意了这个做法。于是，这一门经父亲争取，红军炮兵们出主意保存下来的山炮，就跟着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经历千难万苦，一直保存到陕北。这门山炮，也成了革命斗争与胜利的象征，一直保留到了今天。200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大型展览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举行，这门经历沧桑、记叙革命艰辛的山炮也参与了展出。 1936年，父亲43岁，还算是个壮汉，但是，他在外蒙穿越沙漠时身体受过摧残；忠堡战役时又受了伤，再加上在长征路上艰苦跋涉了一年，已经显得相当衰弱。而周素园先生，当时已经年近花甲，身体多病，更是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前卫连的战士手执木棍，一马当先在雪中探路。他们利用刺刀、铁铲在雪上挖着踏脚孔，后面的战士沿着前面闯出来的曲折的小路往上爬。队伍越拉越长，仰面看，头顶是人；低头望，脚下也是人。 父亲和周素园困难地爬上雪山，警卫员们不顾自己呼吸急促，举步艰难，还争着去掺扶和照顾他们。周老先生步履艰难，战士们抢着去用单架抬他。在这生死的关头，战士们冒着死亡的危险，去保护他人，使父亲再次受到了心灵的巨大震憾。 开头的路还算好走，但越往上走，雪越来越深，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陡，越来越曲折。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气温也越来越低，人也越来越难受。风刮着雪花，往人的脸上扑来，从脖子钻进身体。白雪的反光越来越厉害，眼睛越来越难以睁开。 体力透支的战士们，步履艰难，随时会滑倒，跌倒。有的滑倒或跌倒的战士，没有力气再站起来，需要后面的人搀扶或大力推拉。人难抬步，骡马也难前进，有时反而需要人去推，去拉。父亲和炮兵战士一起爬。那些战士，不仅要背着枪和自己的行装，还要背着山炮零件。有几次，父亲看到战士们实在爬得艰难，叫战士们将零部件扔掉；但是战士们不肯，宁愿弯着身体，在雪地上爬行前进。 越接近山顶，风雪越大，行进越困难，这时，我父亲已经越来越觉得体力不支。红军战士为了保护我的父亲，尽量腾出骡子来让父亲骑。而每当父亲看到身负伤病的红军战士身体不支倒在雪地时，父亲会从骡子上跳下来，执意让战士骑上。父亲在这严峻的考验和革命的洗礼中，同红军战士们的情感越来越贴近，越来越交融了。 快到山顶时，父亲感到身体非常疲惫，乃至于精神也有些恍惚。他骑在骡子背上，间歇地任骡子自行踏步。突然间，骡子在雪面上一滑，打了一个踉跄，父亲警醒时，身体已失去平衡，一头栽了下来。因为这条踏出来的路就在陡坡的一侧，父亲这一摔，接着就滚到了深深的雪山凹谷下，顿时昏厥过去。 红军战士发现，紧急报告首长。领导立即组织抢救。凹谷很深，又没有任何攀援的工具，指战员们只能接成人链，一个拉着一个地慢慢延伸到谷底，齐心协力，冒死把我的父亲从谷底营救上来。父亲这一摔，右臂骨折，身体多处损伤，疼痛难忍，行动不得。红军指战员们就轮流地用单架抬着他，继续向前进发。 我后来看到有的记载，说父亲在爬雪山时摔到山谷，摔断了双腿，这是不准确的。如果真是摔断了双腿，真的就很难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了。但是，就算不是摔断双腿，是摔伤了右臂，也是很难走完剩下的路程的，如果没有他人的帮助和照顾的话。 自我记事以来，父亲许多次向我讲述过这一段故事。父亲说：“我曾经是他们的敌人，我指挥的军队曾经夺走了他们许多战友和亲人的生命，爬雪山时，环境极端艰苦，人人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他们还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我。过雪山时牺牲了不少指战员，特别是生病和负伤的，红军在恶劣的条件下很难坚持活下去，为了不让我因伤痛不能行动而遗尸雪山，他们在身体非常虚弱，呼吸十分困难的状况下，用担架抬着我走过雪山。是红军指战员把我从死亡中拯救过来，没有红军，哪里会有我的今天，也怎么会有你的现在？你一定不要忘记。” 翻过雪山到达中甸后，红二、六军团兵分两路：六军团为右纵队，向乡城、稻城、理化、瞻化前进；二军团为左纵队，向德荣、巴塘、白玉和甘孜前进。 在前进的路上，红军要经过一望无边的原始沼潭地。这里恶劣的地形地貌，处处隐藏着致命的危险，这里烟霾毒瘴，时时侵蚀着人们的生命。沉陷、疾病、寒凉、饥饿向这支铁军发起了全面的挑战。又有许多红军指战员倒下了，还有不少红军指挥员因饥饿和中毒而水肿虚脱。父亲在红军广大官兵的关心照顾下，摔伤的右臂渐渐康复，除了胳膊还要包扎固定之外，行动已经没有大碍。但是，他又要同红军指战员们一起经历草地的新一轮考验。 食物短缺成了生存中最严重的问题。干粮早已用尽，挖野菜也难以充饥。父亲后来对我说：挖来的野菜越来越少了，红军战士们忍着极度的饥饿，把仅有的野菜省下来给他吃。负责照料他的警卫员拾到先前的过路人遗下的破皮鞋，断皮带，用水煮出来，自己舍不得吃，一定要让给他留着慢慢吃。红军指战员们，在最艰苦的环境下，把生的希望一次一次地让给我的父亲。也在此同时，父亲在心底里一点一点地积攒着对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的感激和崇敬。 在这些艰难困苦的行程中，红军以大无畏的气魄，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互相鼓舞着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在行军途中，贺龙、任弼时等领导有空就找我的父亲和周素园老先生谈古论今，时而聊得笑声朗朗，时而谈得慷慨激昂。因为父亲读过不少书，积攒了不少历史、地理、古今传奇，谈得轻松投契，故事很多，贺龙给他一个“万有文库”的绰号。 知道父亲爱唱几句京剧，贺龙、任弼时等在晚上露营时，把我父亲叫去，说：“老张，来一段，解解闷！” 父亲也不客气，亮开粗犷的嗓子，唱起高庆奎的《李陵碑》，或余叔岩的《定军山》。 我常常努力地想象着，川西草地，四野茫茫，冷月当空，一堆堆篝火旁，围坐着疲乏的红军战士，这时，父亲的一声京腔，打破了黑夜的沉寂……那是何等悲壮的情景啊！1965年，父亲带我去人民大会堂看《长征组歌》，看到贾世骏演唱的《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仅此几句，就使得父亲泪光闪闪。我知道，当年过雪山草地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眼前。 有时，行军到无人的荒野稍事休息，贺龙让我的父亲坐在身边的草地上，对我父亲说：“老张，听说你的枪打得好，演试一下怎么样。”父亲也是兴起，要过警卫员的“盒子枪”，让战士一声吆喝，灌木丛里的野鸟惊得振翅飞起，父亲甩手一枪，也能将飞鸟击落。 有一次我到肖克将军北京西城的家里去看望他，他回忆长征时的事说：“有一次，我们打下了一个镇子，搞到了猪肉大米，我就做米粉蒸肉请你的父亲吃，你父亲连声说‘好吃，好吃’。” 这些故事，像一幕一幕的影像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无数次地看到，红军指战员们的乐观宽阔的革命情怀，看到贺老总、肖将军他们对我父亲亲密无间的友情，使我同父亲一样深深地认识到：艰苦卓绝的长征是靠红军指战员的坚强无畏、百折不回的革命意志支撑着完成的；是因为有贺龙、任弼时、肖克等一大批民族的精英，革命的英雄的领导，以及他们的伟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染力才能实现的；是因为走过长征的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一大批众志成城、前仆后继的革命战士，以及有薄复礼、周素园、张振汉等等不同阶级背景、不同信仰、不同职业的人们的跟随参与。这就融会成为一支无坚不摧，无可阻挡的红色铁流。我的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中，在从头到尾跟随红军完成长征的日子里，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抱负、信仰完全地溶合到了这支红色铁流之中。肖克将军对我说过：“你父亲世界观的改造，是在长征的血与火的斗争过程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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