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纪录片观念对中国纪录片影响研究 (2010-02-02 )电影诞生之初，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记录，不管记录的是故意排演的故事，还是真实生活场景，纪录片以纪录不可复制的历史影像，跳脱时间的控制而显出了它独特的价值。
纪录片通过多种的纪实手段可以深刻地达到解释历史、分析现在、导向未来的作用。纪录片自身拥有“记录”和“创造”两项功能，这也让纪录片被赋予更大的力量和更多的历史使命。它无疑是一种推动社会文明的重要传媒手段，无论是在何时何地，它都可以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取向，成为宣传平台。人们更容易接受活动影响所传达的思想，一部真实的纪录片，它对人内心的震撼是远远超过那些纪实文学的。
一 、格里尔逊模式
追溯到纪录片的诞生，纪实主义一直是纪录片美学宗旨的核心。真实、重视客观，注重表现对象的真实、严守空间的统一、保持时间的真实延续，是纪录片的宗旨。基于这种理论，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纪录片都重视真实性、客观性。纪录片诞生之初，出现了英国著名纪录片导演格里尔逊创造的“格里尔逊模式”，它把电影当讲坛，避免了简单的复制日常生活事件，使纪录片更具有创造性。格里尔逊模式的特点之一是画外音配解说，其不足在于解说与画面的脱离。所以，随着电影观念的更新与技术的进步，“二战”之后，格里尔逊模式便销声匿迹了。
而格里尔逊模式对中国纪录片的影响是深远的。格里尔逊的思想和中国文化的主体思想不谋而合。
中国自身的文化体系总是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中国的纪录片。中国早期纪录片一直贯穿着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以，在最初，中国纪录片一直强调教化功能，引导人们接受政治思想，以道德判断作为审美判断的核心，削弱了主体思想意识。
当然，政治在纪录片的历史上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政治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成为纪录片的重要体材之一。中国的纪录片虽然从解放后的表面上宣传政治已经转为90年代通过影像表达隐晦政治，但是自始至终都涵盖在国家意识形态下。纪录片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与政治相互依赖，有时成为政治的附庸，有时也能引导正确的政治观念，对社会起到监督的作用。
我国从解放后到80年代中期，纪录片都采用“格里尔逊”模式，在纪录片的画面和解说上下了很深的功夫，却抛弃了生活中大量的信息，在受到“形象化政论”的影响后，纪录片负载了政治教化功能，题材和创作方法都收到了极大的制约，也丧失了“格里尔逊”模式的传播信息量大，反映生活丰富的优势，只停留在空泛的议论上，越来越脱离群众和现实，使得纪录片变得枯燥而乏味。
二 真实电影与新纪录运动
继之而起的是所谓“真实电影”派，真实电影虽然能够向观众提供现场实况和毫不掩饰的生活状况，但是导演的融入其中的思考和更为深刻的涵义并不容易被观众获知，甚至有时理解会出现偏差。
七十年代以后，纪录片又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访问谈话，个人回忆的两种新模式。这两种模式都在生活真实的记录基础上，利用采访，解说，画外音对人物内心世界进行深刻剖析，这样使纪录片更具有个人魅力，视角也式随着创作者的主观意愿变动。
九十年代，新纪录运动在纪录片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创作者能够完全抛开意识形态的束缚，关注弱势群体，表达被社会遗忘的真实。这一类型的纪录片，大量的挖掘人性， 强调个体的存在，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
中国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纪录片的重点从刻意搬演转移到真实呈现生活，向着“真实电影”靠近，通过剪辑进行创造，表达创作者深刻的思想内涵。在90年代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纪录片作品，这些纪录片取材的视角转向普通人的普通生活，透过了生活现象表层，展示不同人的生存现象，直面社会矛盾，用真人真事去感动观众。在创作样式上，采用同期声，采用不经人为控制的叙事结构和段落镜头，以伴随的方式，声画结合地纪录表现对象在一定时空内真实的生活面貌。
如《最后的山神》《流浪北京》等。当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处在一个平等的交流平台中，被拍摄者会放下疏离和警惕，抛去伪装，袒露生活真实的一面，将内心所想统统讲出来，也使得纪录片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
以《流浪北京》为例，导演也曾经算是这些艺术青年中的一员，其实片中没有太多的涉及他们追求的艺术思想，而是更多的展示了他们内心深处对艺术的态度。还有他们面对现实生活的窘迫与迷茫，每个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追求艺术还是生存？
另外，几个电视台开办的纪录性电视栏目也大大推进了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这些纪录片的题材十分广泛，《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正式打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旗号，一时间这句话几乎成为中国纪录片的代名词，纪录片开始展现人的个性，挖掘人的内心，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人文关怀。
纪录片通过这些电视栏目，遍地开花，进入繁荣时期，也深入到千家万户。一直到cctv10频道开播，纪录片终于在我过电视荧屏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三、中国文献纪录片的发展
中国的文献纪录片则在这段时期引领了中国主流纪录片的创作浪潮。《话说长江》是中国纪录片的探索。叙事宏大，制作精良，但是仍旧是带有旧模式的缺憾，主持人直接面对观众，承担了解说的任务，规定了《话说长江》的思想内涵。而《望长城》则为“画面配解说式纪录片画上了句号。《望长城》真实描述了人们的原始生活，用镜头语言营造真实，客观，感情深厚的艺术效果，通过对人的关注，反映社会状态，从而对人和社会关系进行更深度的挖掘，探索生存的意义。
与中国文献纪录片不同的是，西方的文献纪录片很大程度上注重叙事，而中国的文献纪录片却更注重抒情。西方纪录片为了还原历史，会对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再现”“搬演”，而我国为了追求“真实”，则放弃了这种手段，转而就已有的历史资料进行大段的抒情。目前，中国的文献纪录片也跳出了这个困局，如《故宫》，就运用了“真人还原历史”的方法，附加三维模拟等高科技手段，完整的展现了故宫由建设伊始，直至现在的历史，中间大量融合了经济，文化，外交等元素，使故宫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走向大众，走向世界。
目前，在《Discovery》的赞助下，更多的纪录片导演将精力投入到文献纪录片中，中国的文献纪录片叙事也逐渐的向国家化接轨。但稍显不足的是，可以的贴合discovery类型的纪录片，失去了中国文献纪录片独有的抒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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