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日报:南逸仙北项城,海归派与体制内!

2017-02-19  二师兄ahbi

1.南逸仙,北项城
无可否认,袁世凯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他与孙中山,虽然是一南一北,年纪相若,但孙中山自幼贫苦,虽然少年受西方教育与社会熏陶,但对中国汉人贫民心存怜悯,缅怀太平天国推翻满清,决意要将中国带入现代化的世界进程。而袁世凯出身河南世家,一生在中国的官场度过,饱受李鸿章,慈禧太后的重视,外国列强的支持,以及北洋军上下的拥戴,拥有了孙中山未曾得到的政治与军事实力。袁世凯也的确希望为新生的中国做点事,但总有高高在上的视觉,认为中国老百姓素质太差,不适合民主,这却是他后来违背民国约法,改元洪宪的初衷。

袁世凯深知金钱的刺激,他常动用公款赏赐属下,连宋教仁也因整理中朝边境资料为清国谈判,而差点受了袁世凯的恩惠。袁世凯一世官运亨通,为人慷慨周到,这是困窘贫穷,而性情急躁的革命党比不了的。

两人第一次会晤后,袁世凯对人说:“不图中山如此嘹亮!”孙中山亦在事后盛赞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并希望国民对袁世凯不要心存猜疑、动辄攻讦。但两人终究在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以后,绝断了这份仅有的信任与契约。北洋官僚说革命党反叛,革命党认为袁党杀害宋教仁,背弃民国约法,争议绵延至今。

袁世凯驻军朝鲜,小站练兵,或是南北议和,从满清的总理大臣蜕变为民国大总统,最后变为洪宪大皇帝,一进退都关系到中国的政治命脉,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功过是非,作为近代“政坛怪杰”,但他的生平即便连北洋粉也很少能细心研究。


2.河南官家子
袁世凯出身河南项城的大族世家,所以尊称他“项城”,族叔袁保庆,也是袁的嗣父,恰好是镇压太平军,捻军的功臣,被两江总督马新贻和李鸿章赏识,曾国藩等人也“倚之为左右手”。而族叔保恒,袁保恒是李鸿章左宗棠的幕僚,也是素以朴质而有声名的汉人官僚。袁家以崇尚读书,家风简朴出名。袁世凯却似乎没有得到传承,不喜欢“章句之学”,却醉心练拳,他与孙中山,在青年时代都不约而同表现出了“叛逆”。但袁保庆,袁保龄却赞袁世凯虽只是“文章尚不入门”,也属于“中上美材”。袁世凯就这么美滋滋,顺坦长大了。但袁保恒去世后,十九岁的袁世凯顿失依靠,倔强任性的官家子陷入困窘,这有点像最近在纽约考取律师的某位帅哥!

图为《走向共和》的袁世凯,是一个藏身妓院但随时等候李鸿章,表面沉溺酒色,暂时失意但胸怀大志的官家子形象,吴长庆与他两位族叔的交谊,是在太平军围困庐江,吴长庆向袁家求救,一个族叔袁保恒说“地当强敌,兵不能分”,反对发兵,而袁保庆则说“绅士力薄,孤城危矣”,而袁甲三举棋不定,最后庐江被攻陷,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与袁保庆订“兄弟之约”,这份情谊一直绵延至袁世凯来到。吴长庆幕府中人才济济,尤其以张謇等人极为出色,袁世凯在此耳濡目染,纨绔气息逐渐消散,心智增长,被赞“谦抑之下,颇知向学”。

张謇一个人要应付内外事务,实在忙不过来,便对吴长庆说:“大帅不要叫慰廷去考试了,就让他帮我办办出发的军事吧。”所以很快他被提拔为吴军营中的营务处军官。袁世凯称吴长庆为吴大叔,这在袁世凯的家书中屡屡见到。

3.驻军朝鲜白了头
他的第一个机会是在朝鲜,当时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不断增长。亲日的开化党与摄政王的大院君发生冲突,此种情势不断酿成事变,最终清日两国出兵,日方为了问罪,为了保持宗主国地位的清帝国也有了动作,当时吴长庆亦应北洋大臣张树声之约,前来天津商议,拨派两千士兵到了登州,属下的袁世凯亦与朝鲜官员金允植有了交集,后党派的金允植对这年轻人相当有敬意,大概因为袁世凯有一种“吾欲提劲旅数百直入京城(汉城)”的豪气,一意盼望清军到京城平乱的金允植,当然更是趁机鼓励“未为不可,到仁川后再斟酌行事吧”。金允植甚至奉承他说“您为何头发斑白”,袁世凯挺直了胸膛说“我少年就有志气游历天下,因为旅途风霜,得了失血之症,所以白头”。这位朝鲜官员立刻说“您有登麟阁之志,....壮气不磨,头发早白,一定好好为国保重自爱!”

当时吴自己豢养的军队,因为承平日久,士兵已经习惯了安逸长久的生活,到了朝鲜以后不是军纪败坏,四处扰民就是纷纷逃亡,而二十三岁的袁世凯却有能力约束部队,胜过了在军队“三十载坐营”的老军头,崭露头角。吴长庆逐渐把在朝鲜的军权交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对吴长庆也是知恩图报,“闻吴大叔身后亦甚清苦(下残缺)……此时即将回去也,已派郭副将送千金……(下残缺)并设送灵柩回里安葬。受吴大叔知遇深,不可忘也。此时心无片暇,窘困已枉。”

4.捉了大院君出人头地
到了朝鲜,清军首要任务是捕捉号称“祸首之源”的大院君。由薛福成,张骞等人筹谋,吴长庆出面计诱大院君,袁世凯则负责其中的军事策应,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场面,大院君驾临黄仕林营中拜访,袁世凯则在营外用计隔离了大院君的属下,当时袁持刀在侧说:“事情已经泄露,迟则生变!”

吴长庆等人顺利的将大院君诱捕,送上兵船,从而清国军队在朝鲜掌握了主动权,第二步是捕灭大院君的余党,金允植入宫求得韩王的同意,韩王甚至晓喻当地人民不得反抗,否则“四面全围,一举屠城”。当时朝鲜官员还是挺担心无谓的伤害,他就问袁世凯“玉块与石头混在一起,如何办法”。袁世凯当时并没回应,最终在大院君的驻地枉寻里发生了巷战,而清军又乱放枪弹,还是死伤不少,显示了官家子出身的袁世凯对平民生命不在意。

此战让原本籍籍无名的袁世凯脱颖而出,不仅深受吴长庆的重视,亦受到韩王的重视。韩王常常单独召见袁世凯,寻求他对政事的看法。袁世凯从清国利益出发,游说韩王不必顾虑西洋列强的忌惮,也不必忧虑日本的威胁,只需防备远东的俄国。他在朝鲜被称为“袁司马”。吴长庆袁世凯等人帮助闵妃平息了壬午兵变,亲华成为朝鲜当时的必然路径。图为韩国拍摄的《明成皇后》即闵妃,传说也与袁世凯有亲密的交集往来。

5.李鸿章保护了他
壬午之后,朝鲜一批激进青年流亡日本,如同中国的汉人革命党,西化的日本让人受到了强烈刺激。他们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同时清国因为中法战争吃紧,吴长庆的军队奉调回国,清国在朝鲜的影响力不增反降。开化党于是趁机在此作乱,爆发了甲申政变,开化党谎称清军作乱,恐吓威逼韩王李熙写下了“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将国王和闵妃迁往别宫。开化党尽力屠戮守旧重臣。在这当儿,袁世凯忽然表现出他的决断,他没有庞大的军队,也不知道国王去哪儿了,就凭着侥幸脱险的守旧派成员在清军营中的哭泣,决意率领一营清军战士,介入朝鲜事变,袁世凯说“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最终袁世凯率军冲入王宫,夺回了韩王,稳定了朝鲜局势。

从此之后,袁世凯在朝鲜犹如太上皇,日本朝野对袁世凯极大敌意,“憾之刺骨,百计排陷之”,但只有李鸿章赏识他,说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但有趣的是,袁世凯后来因为时势需要,也随着张謇开始反对李鸿章。袁世凯在与日本军事合作相当多,日俄战争中袁甚至允许日军在东北开展军事情报获取。

6.往檀香山的轮船
与袁世凯这位优越的清末体制内相比,孙中山只是南方广东香山翠亨村乡下孩子,如果不是大哥孙眉随着“打工潮”远赴美国,孙中山几乎没有可能受到西方社会的熏陶。孙眉在檀香山吃苦发家,体恤家人,接一家老小出洋生活,孙中山自述在旅途中“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看见“蒸汽机轮船的奇特与庞大,沧海的辽阔,因此对西方的文明有追慕向往的心怀,而对天地万物有穷究探索的愿望”。


年轻的孙文,在檀香山读了西洋书院,却因为向慕西方文明,预备受洗入基督教被大哥送回广东。但1894年孙中山终在檀香山好友何宽家成立兴中会,号称“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而他的大哥孙眉在经济上又给他诸多支持,人称革命的“财政部长”。

但孙中山幼年贫苦,村里又有太平军老战士向他讲述洪秀全推翻满清起义的旧事,因此孙中山深深同情南方贫苦汉人的境遇,并一向赞“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在清末的革命党心中,太平天国为汉人摆脱奴役的民族叙事,而非袁世凯们眼中的“叛贼”。蒋介石也说"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

7.香港山上的四大寇
繁华的香港中环以及上环山区,熙熙攘攘的苏豪美食区,兰桂坊,当年却是年轻的孙中山与众好友,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常来常往的旧街道。彼时未有酒吧餐馆商区的醉人不夜天,但在港贫苦华人聚集的上环山,与西洋商铺云集的中环街区,给了孙中山极大冲击,三十年后,他在香港大学演讲时自述“香港与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

孙中山在香港读过拔萃书院,皇仁书院,香港西医学院,受到了极尽良好的西方教育,但与众友往来,思考的却是如何将中国民众救出清帝国奴役的苦境。后来的他,1923年孙中山在港大发表英语演讲,说我有如游子归家,因为香港与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当时400多人出席。而现在香港大学乃亚洲最优秀的大学之一。

香港中西区区议会设立了一条孙中山史迹径,“四大寇”居所杨耀记旧址、杨衢云被暗杀地点、皇仁书院旧址、中国日报报馆旧址等,百子里,鸭巴甸街、荷里活道等街巷,士丹顿街13号,结志街,歌赋路都是孙中山,杨衢云等革命同仁昔日往来的“势力范围”。辅仁文社由杨衢云与谢缵泰于1892年创立,宗旨是“人欲明道达理,必先内修心性,外尽伦常”,社员也常私下讨论中国政事和改革问题。孙中山先生和其中的社员接触频密,颇受影响。

香港孙中山纪念馆,位于香港岛中环卫城道7号,前身是香港富商绅士何东胞弟何甘棠的故宅甘棠第。

8.基督徒耶,会党耶
有人说孙中山加入基督教,因此辛亥革命是一场基督徒的革命,有人说孙中山长期参与洪门会党,是龙头大哥。孙中山的确加入基督教,拥有许多会党朋友,世人亦常常低估基督徒和会党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因明朝灭亡,“反清复明”的思想火种暗藏在民间社会。洪门,天地会,白莲教,袍哥会都属南方秘密组织,被满清王朝严刑峻止,但民间参加者络绎不绝,清末四川湖南男人参加袍哥会据估计亦有一半以上。会党与其说是黑社会,不如说是当时的民间基层自治,并潜藏反满兴汉之心。孙中山在檀香山虽已受到基督教的思想感召,终于在香港受洗,青年时代在香港谈的是反清逐满及太平天国遗事,倡言革命,鼓吹共和。且“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人”,专注在兴复汉人荣光的“皇汉”题目。而无论在香港的兴中会,还是在日本的同盟会,虽然有一大批基督徒参与,但革命初衷还是为了排满兴汉。民国著名的外交家王宠惠,他的父亲当初就是在香港的华人教会做牧师,却鼓励儿子随孙中山加入革命党。著名的宋家三姐妹的父亲,也是著名的基督教徒,但回国后加入了中国民间秘密会社三合会,并参加革命党事业。孙中山这样的会党朋友,有许多许多。


当时四人在歌赋街“杨耀记”阁楼,用黄纸上写下“驱除鞑虏 建立中华”的字,并上天台烧黄纸点香,乃至要到照相馆穿礼服拍照以示恭敬和正式。杨鹤龄的哥哥见众人如此严肃郑重,便说他们快成四大寇了。


孙中山的老兄弟尤列后来创立会党“中和堂”,常利用洪门“军师”和中和堂会长的身份,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打通帮派经脉,“筹募经费、运送军械、安排秘密基地和训练会党死士等工作”。《革命逸史》中说,民初袁世凯党羽曾邀尤列入京,但袁党对其恭敬有加是有目的,希望尤列无中生有写出对孙中山不利的“黑料”。尤列遂奋力逃离京城,并开始反对袁世凯称帝。图为香港孙中山纪念馆里的民报以及光复会盟誓,皆为兴复汉族,还我河山的字样。


9.谁令孙中山上书给李鸿章
香港当时有一大批西化的改良派,何启,王韬,都给了孙中山思想启发,他们都是基督徒。王韬在香港创办了第一份由华人创办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此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版时间较长、影响极大的报纸之一,是第一家提出变法自强的报纸;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图为民国时期,1923年孙中山在香港大学演讲,给了孙中山西化思想最多的也是香港的改良派文章和呼吁。

但当初全天下都知道,他是化名黄畹给太平天国上书献策的才子,外号“长毛状元”,王韬与干王洪仁轩也是多年好友。太平天国败亡后,王韬因此不得已流亡海外。长衫留辫的王韬到了英国,被英国小孩说是“中国女士”和“詹五妻子”时,他并不感到恼怒,只是哈哈一笑说:“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识者,竟欲雌之矣”,但内心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但王韬还应邀前往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作学术演讲,介绍孔子的仁爱之道。根据现有的记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文人在牛津大学演讲的记录。


当初曾国藩的小幕僚赵烈文,预言清帝国灭亡不出五十年,而赵烈文又是王韬的好友,因此王韬虽为清帝国通缉,但他仍有与李鸿章等人沟通的“渠道”,因此在1894年孙中山拜见王韬,王韬为孙中山修改《上李傅相书》,安排在《万国公报》发表。但中法战争的失败,很快让孙中山偏离了“改良派”的道路。

但王韬引进西方社会文明的思想,给予孙中山的印迹殊为深刻。王韬对孙中山的影响,虽然已湮没在民国文献,踪迹难寻,但回溯起来,却是必须铭记的,孙中山之所以独一无二,与深受清廷官方恩惠的袁世凯相比,却因为受了太多西化文明与民间思潮影响。

不过孙中山从17岁报考学校时,即有投军之志,却又超出了王韬这位读书人的想象范畴。到了1924年,孙中山终于建立了一支军队,这是用了保护中国民众与共和壮志的军队,与军阀不同。

当初宋教仁遇刺后,国民党人震惊万分,谭人凤曾经回忆道,中山先生悲恸的说“这是我错认了袁世凯(将总统位置托付给他)的过错,如果我有两个师军队,我要亲自率领,向他问罪。”图为香港孙中山纪念馆里,孙文手札,其中对宋案爆发后,写出了自己对国民党内部意见不同的愤怒,以及深感没有军权的挫败感。

至今,从香港,澳门,台北,槟城,新加坡,横滨,檀香山,凡有华人聚集处,必有孙中山的纪念场馆,因为他风尘仆仆在海外奔走,呼吁推翻满清,光复汉人河山,他恐怕是在全球留下纪念馆最多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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