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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 诸葛亮与后主之间的“非常”关系 诸葛亮与后主刘禅的关系可谓是三国时代最复杂的一段君臣关系，两个人之间既有君臣之礼，又有“父子”之仪，看似风平浪静的关系，其间却又有暗流涌动的一面。章武三年夏四月，刘备临终前在永安将国家和儿子托孤于诸葛亮，并且告诫后主“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并且对诸葛亮更是说出了这样一段话“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按照《三国志》的记载，刘备的意思就是让儿子们对待父亲一样对待诸葛亮，让诸葛亮去辅佐后主刘禅，如果刘禅能力不够就让诸葛亮自己取代，然而这里是非常值得推敲。 出师表 蜀汉传统儒学思想里面包含着严格的等级概念，刘备让自己的儿子对待诸葛亮如自己的父亲一样，这个可以说的过去，毕竟儒学讲究“孝”与“德”，诸葛亮跟随刘备从荆襄地区来到益州开创基业，按照年龄和功劳，接受这样的待遇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后面这句话意思从传统儒学思想来看是很难被接受，君不才，臣代之，有违儒学中的“礼”所规定出来的等级秩序，对于诸葛亮这个出身儒学士族家庭的人来讲是不能被接受的，并且这实质上是刘备给予诸葛亮思想中一把永远不可逾越君臣关系的思想枷锁。 反观诸葛亮当时的境况，诸葛亮在刘备称帝后，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被杀之后，诸葛亮又身兼司隶校尉一职，可以说这个时候的诸葛亮权力极大，并且作为刘备政权基础荆襄集团的带头人，诸葛亮对于蜀汉政权的影响非常巨大，当然权力的膨胀会伴随着诸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说刘备在临终前一方面是尽量笼络住诸葛亮的心，另一方面刘备是将道德与礼法的儒学思想枷锁给了诸葛亮，从而消除其死后国家内部的不稳定因素。诸葛亮在永安托孤之后，又身领益州牧，并且以丞相开府治事，被封为武乡侯，个人权力已经到达了作为人臣的最高点。 武侯祠 诸葛亮自身的政治理想是兴复汉室，然而当他理想中的汉室已经在公元220年被曹丕所篡夺，不复存在，他就只能为他所身处的汉室政权去夺取象征正朔的中原地区。南中地区的平叛是稳固蜀汉政权的大后方，继而开始了北伐曹魏，恢复中原的重任，然而此时的后主和诸葛亮君臣之间的关系却显得极为尴尬。 后主作为蜀汉皇帝在成都主政，诸葛亮手握国家军事北伐曹魏，而实际上权力都归于诸葛亮一身，在《出师表》里面记载“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之势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能够感受到，诸葛亮带大军在外，对于刘禅的执政能力是有所怀疑的，因此进行了这些告诫，不仅如此，诸葛亮还将自己的亲信向宠推荐为都督，掌管成都军事，在此之前，史书并没有记载过向宠有突出功绩，但却在诸葛亮离开成都之后被委以重任，对于后主来讲，诸葛亮离开成都自己也无法独立行政，对与君主个人来说是对其执政能力的不信任，不仅如此，诸葛亮与后主两个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则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后主刘禅只负责祭祀宗庙，而国家的行政都由诸葛亮管理，然则诸葛氏为臣，而后主为君，可以说后主作为皇帝并无实权。然而作为一个权臣来讲，难道心里真没有僭越之心吗？ 李严影视剧形象 作为托孤之臣中的另一个大臣李严曾经上书诸葛亮受赐九锡，然而诸葛亮则答复：“若灭魏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朱子彦先生认为，从诸葛亮答复李严书中可知，诸葛亮认为自己不是不可以接受九锡，而是时机未到，只要北伐成功，“灭魏斩睿”，不要说九锡，就是受“十命”也无妨。从中可见诸葛亮超越人臣之心是存在的，汉制非刘姓之人不封王，由此可见一般。诸葛亮死后，“所在各求为立庙，朝仪以礼秩不听”，而且最主要一点就是“后主不从。”然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冲等人以古人的事例说服后主要求为诸葛亮立庙，即便如此直到景耀六年后主才下诏书为诸葛亮立庙，并不是在首都成都，而是立庙于沔阳，此时距离诸葛亮去世已经过去了29年。可见后主与诸葛亮之间是具有相当大的矛盾。 两个人既为君臣，又为父子，而诸葛亮的所做既有人臣之礼，又兼具不臣之心，后主事诸葛氏既以孝尊为相父，又在诸葛氏死后做出不为其立庙不允许私祭的举动，可以说此时儒学传统君臣父子观念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在减弱，这个时期更多的是权力之间的斗争，等级观念以及道德礼仪对于人的思想束缚并不强。 诸葛亮和刘禅 曹操与献帝之间的君臣“智道” 曹操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接天子，从此开始“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和“吾起义兵诛暴乱”进而成魏公，又进位为魏王的道路。曹操与汉献帝的君臣关系也有其特殊的一面。在曹操最初面对迎接汉献帝时候，荀彧以迎蒙难中的天子为天下之大义与大德来劝谏曹操迎接献帝，于是曹操便把天子迎接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安置。 对于迎接献帝一事，同一时期的袁绍也曾考虑过，袁绍手下从事沮授曾经就给袁绍提过，“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呢敌之？”沮授给予袁绍的是一条“挟天子令诸侯”的道路，然而曹操在迎接天子之后的政策确实“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虽然都是利用献帝天子之名，正朔之位，去控制四方天下，然而曹操相比较袁绍的思想还是明白君臣之礼。 “诸侯”和“不臣”的区别在于，诸侯是代指割据地方的军阀势力，不臣则是对于朝廷不忠，反抗天子的军阀，所以说曹操至少还是在维护着献帝的利益，所有的行为前提都是从天子的利益出发，毕竟早期曹操手下的一大批士族阶级的幕僚都是对于汉室忠心之人，曹操从缓和内部矛盾来考虑也应该顺应这批儒学之士，在政权内部为自己赢得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毕竟那个时候曹操还面临北方比自己强大很多的袁绍的威胁，所以笼络人心是主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尊崇儒学之士，扮演一个忠心于大汉王朝的臣子形象。 曹操 在统一北方之后，建安十八年，曹操被封为魏公，这在汉代官制当中已经是位极人臣的地位，而且允许曹操立宗庙，并迎娶曹操的女儿。建安十九年秋三月，献帝又下诏令让魏公的位置在其他诸侯王之上，并且授予金玺，赤绂、远游冠。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进位公爵，封魏王，并且可以剑履上殿。 在汉代，大臣上朝是要在宫门取下佩剑，脱鞋跪拜，所以说献帝给予的权力已经突破了礼制规定，并且汉制当中非刘姓不得封王，而曹操进位为魏王这直接表明，曹操对献帝的不臣之心已经昭然若是。 曹操和汉献帝 而且在这个时候曹操杀害了杨修、毛玠、孔融、王粲等人，还逼死了很早就跟随自己并且为他提出“宜奉天子以令不臣”政策的荀彧。这些人都是忠于汉室的传统儒学卫道士，曹操的政治理想此时已经变为僭越于天子之上，对于阻碍他的人都被处死。 所谓的礼制与道德已经在这个时期消失了，由于儒学地位的丧失，儒家学说所提倡的思想越来越在汉末三国时代显得格格不入，毕竟社会环境是处于大分裂，大动荡时期，礼制与德就显得愈发的不重要了，异己思想对于儒学的冲击以及社会环境的改变则是这种现象出现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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