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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人的印象相反，同行评议的历史很短、也很复杂。
1936 年夏， 爱因斯坦投稿给《物理学评论》，论证引力波不存在——但这与科学共识有矛盾。六周过后，主编回信并附上一份评议书，请他答复。
很正常吧？我们都知道，科研论文在发表前会被审阅、评议乃至修改。但是，对于文章被送审，爱因斯坦很吃惊、觉得被冒犯了。他回信说，“投稿是为了发表，并未允许你给别人看。我不答复匿名批评。”他再也不给《物理学评论》投稿了。
也许你会想，爱因斯坦是大牌科学家，他觉得自己用不着同行评议。然而，深入考察同行评议的历史， 就会发现情况很复杂。1936 年，世界顶级的科学期刊通常并不审稿，《物理学评论》也是如此——爱因斯坦此前的稿件(著名的 EPR 悖论)就没有审稿，尽管其结论显然与量子力学抵触。
这样就不难理解爱因斯坦收到匿名评议时的困惑了。80 年后，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发表文章都要经过同行评议。这是怎么回事呢？
学术期刊审稿的起源
很多文章把同行评议归于同一个故事。1665 年，英国皇家学会授权 Henry Oldenburg 创办《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会刊》，世界第一份科学期刊。Oldenburg 认为，文章出版前应当征求专家的意见。同行评议就这样诞生了，成为科学出版中始终如一的部分。
果真如此吗？
这个故事出自1971 年的社会学研究论文《科学评价的模式》。该文开创性地研究了同行评议，将其发明权归美于 Oldenburg 并暗示，自17 世纪以来，同行评议的形式和功能几乎没有变化。
更新的历史学研究质疑了这个说法。Oldenburg 很少就发表问题征询外部意见，他严格掌控着期刊，有时候甚至把自己称为它的“作者”。并没有正式的投稿程序。他出版自己感兴趣的或可能对读者有用的文章，包括实验文章、对他人实验的报道、关于新书的讨论，甚至自己的信件。
Oldenburg 是科学出版史的重要人物，但是他并没有发明同行评议。该荣誉属于剑桥大学博物学家 William Whewell。1831 年，他建议皇家学会给予《哲学会刊》稿件以书面报告、并发表于新期刊《伦敦皇家学会学报》，以便促进科学讨论并提供稿源。
皇家学会采纳了建议，但很快就抛弃了出版报告以资公开讨论的想法。学报确实发表过一些报告，但到了1830 年代中期，就不这么做了。学会认为，审稿意见主要用于避免发表太尴尬的内容。19 世纪中期，《哲学会刊》的审稿工作主要由两位学会秘书管理，分别负责物理学和生物学。评议报告是保密的，只在学会内部使用。很多年里，无论文章接受与否，评议报告都不会透露给作者。
图1 英国博物学家 William Whewell (1794—1866)在 1831 年提议，皇家学会应当整理并发表关于《哲学会刊》稿件的评议报告
作者看不到报告， 也就没有“修改和再投稿”。《哲学会刊》对投稿非录则拒。有时候也会鼓励作者做些修改。物理学家 George Gabriel Stokes 当了 30 多年的物理学秘书，经常写信建议作者修改——转述其他审稿人的意见，或者把自己的审稿意见复制给作者。
20世纪早期的审稿制度
19 世纪末期，科学界对审稿人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科学文献总体质量的担心日益增长，审稿人不仅要维护科学社团或期刊的名誉，更要保护科学文献的整体声誉和可靠性，阻止大量的“污泥浊水混入科学的清流”。
20 世纪早期，审稿扩展到英语世界的大多数科学社团。审稿人名义上来源很广，实际则通常出自杰出科学家的小圈子。那时的审稿不像现在这么正式，作者往往也看不到评议报告。
《物理学评论》的编辑会把审稿人的评论转述给作者，审稿人通常递交简短的、非正式的甚至挖苦性的报告。曾经有人建议，某篇文章“如果用隐形墨水来写”就会好很多。1935 年，《物理学评论》才提供了标准的审稿注意事项。1960 年代，正式要求所有的文章都要审稿。“冷战”以前，商业化期刊更不可能系统地审稿了。进入20 世纪很久以后，《哲学杂志》或《自然》等机构的编辑仍然独立自主。那些期刊优先考虑出版速度，编辑们觉得，判断某篇文章的好坏，无需咨询顾问小圈子以外的人。
非英语世界的杰出期刊，大多依赖编辑的判断。他们通常把该国最受尊敬的科学家列为编委。普朗克就是《物理学年鉴》的长期编委，没有谁会质疑他的判断力。
基金组织的外部评议与期刊审稿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私人基金组织如洛克菲勒基金会通常由中层管理者决定资助与否。与政府或科学社团有关的基金组织，更喜欢外部评议，但绝非常事。
1948 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成立。评估项目申请时，几乎没有外部评议人。NIH 自己的专家组进行审议，而资助决定的终极权威是NIH 相关研究所的负责人，例如国立癌症研究所。
1950 年，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NSF )成立。与 NIH 相比，NSF 更看重外部专家对提案的意见。一些提案进行通信评议，其他则由特别专家小组审议。
与 NIH 一样，NSF 领导具有决定权，评议人的看法只是帮助他们做决定——重要，但并非决定性因素。申请者看不到 NSF 和 NIH 的评议报告，只能通过摘要得知接收或拒绝的主要原因。
在“冷战”以前，杂志社或基金组织避开审议、由编辑和领导掌握裁决大权，真是司空见惯。爱因斯坦和《物理学评论》的冲突表明，学者习惯了编辑和基金会领导做决定，并不认为外部评议更优越。作者怎么会更信任匿名的评议人，而非真实又可敬的编辑或领导呢？
公众信任和同行评议
1960 年代，“同行评议”首次出现于科学出版业。有趣的是，这个说法并非出自期刊，而是描述基金组织和医学界的审议委员会。
“对于不同的人，同行评议的含义不同。”1973 年《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社论说，美国医学工作者、英国上院议员和科学家对于“同行评议”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根本就没提期刊的审稿。在1970 年代，科学家和编辑们逐渐接受了同行评议的概念。
1975 年出现了对 NSF 项目的争议，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同行评议在科学研究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美国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带着成功研制原子弹的光荣进入“冷战”时期。1953 年，美国政府的科学投入比战前增加25 倍。1957 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科学的公众形象就更高大了。
然而，美国资助科学的热情是有限的。1966 年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国防部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例如新式武器的研制。立法者和评论者因而更加质疑科学的投入。这份报告预示着，科学家在“冷战”早期取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受到了威胁。
1975 年，“冷战”已然相对平和，与苏联争雄不再那么紧要，而美国面临经济危机。为了报复美国支持以色列，几个主要产油国拒绝卖油气给美国。经济增长失速，通胀和失业率暴增。参众两院力图减少开支以应对税收不足，一些立法者盯上了 NSF。
图2 民主党参议员 William Proxmire (1915—2005)在1970 年代召开尖刻的新闻发布会，大力批判 NSF
NSF 最主要的反对者是擅长宣传的参议员 William Proxmire。1975 年3 月，他开始颁发金羊毛奖，授给最浪费纳税人钱财的政府项目。头两个奖给了 NSF 项目：威斯康星大学关于人际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心理学家 Ronald Hutchinson 关于人、老鼠和猴子为什么在紧张时会咬牙的研究。Proxmire 号召 NSF “别再过家家了”、宣布 Hutchinson 的“瞎扯淡”研究“把纳税人当猴子耍”。
众议员 John Conlan 开始批评 NSF 的教育项目，特别是“人：案例研究”( MACOS )和“个性化的科学指导系统” ( ISIS )。MACOS 自1970 年代早期就有争议，被指责提倡道德相对主义。ISIS 面向四年级学生，被指责性教育太直率了。
Conlan 要求调查 MACOS 和 ISIS 为什么得到资助，与 NSF 领导层包括主任 H. Guyford Stever 发生了冲突。Conlan 要求 NSF 提交全部评议报告和评议人姓名。Stever 回答说，评议人得到过“隐含的保密承诺”，提交报告文本或姓名违反 NSF 的政策。Conlan 不服，“再次提醒你，我是众议员，也是监管 NSF 委员会的成员……我再次强烈要求你提供评议报告和姓名——原文全本，而非转述。”
NSF 项目的公开争论和私下交流，导致了 1975 年 7 月的国会听证会，在6 天里详细讨论了 NSF 的同行评议程序。
Conlan 说，NSF 领导层的决定权太大了，而评议报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NSF 必须负起责任， 唯一的方法就是公开评议人的报告和姓名。
NSF 团队有备而来。Stever 宣布，从 1976 年 1 月1 日起，申请人将得到评议报告的全文而非摘要。但他坚持，评议必须匿名以保证直言无忌。NSF 将建立新的审查办公室，保证领导们认真考虑评议报告，让评议人掌握更大的决定权。听证会过后，NSF 的教育项目显著降格了，MACOS 和 ISIS 的资助几乎完全取消。NSF 的同行评议改革暂时消除了激烈的批评，争议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Hutchinson 起诉 Proxmire、告他诽谤。Proxmire 最终公开道歉，此后的金羊毛奖发布会也不再点名道姓了。
批评大多针对社会科学，但所有的科学家都关注这场争议。《今日物理》密切报道了听证会和 NSF 的政策变化。主编 Harold Davis 说，听证会表明“如何决定在给定领域内分配资助，同行评议是目前最好的方法。”他还宣布向议员赠送刊物，帮助他们了解科学界的工作方式。“社会事务越来越紧密地与科学和技术交织起来，我们需要更多的同行评议。”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人们对同行评议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在 20 世纪中期，外部评议仅仅是决定录用或资助与否的几种方法之一。到了“冷战”后期，同行评议已经是必要的前提。
NSF 的争议表明，美国对同行评议更加重视的原因是，“冷战”期间科学家和公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基础和应用研究方面的投入，在 50 和 60 年代增长迅猛。一旦公众开始怀疑项目的价值，科学家就可能失去公众信任、得不到研究资助。立法者希望获资助的科学家负起责任，科学家则希望由专家做决定。同行评议保证只有最好的和最必要的科学得到资助，也许可以消除分歧。
同行评议处于危机？
今天， 为发表文章或得到资助，必须经过同行评议。然而，很少有谁认为这是完美的。有人痛恨错误乃至虚假的结果出现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有人抱怨同行评议系统过于保守、扼杀科学创新。
2014 年， 科学公共图书馆( PLOS )的共同创始人 Michael Eisen 对《华尔街日报》说，人们不应当认为“学术期刊的同行评议表明了科学工作的正确性。这只是说明有几个人(1—4 个)读过了，没有发现严重的缺陷。”
同行评议的另一个缺点是，评议人的劳动通常无助于其得到教职或晋级。科学家疲于奔命，无心认真撰写长篇报告，聊尽其责而已。
网络化的出版和阅读，带来了审查文章的另类方法，例如，允许科学家在文章后评论。物理学家早就依赖非同行评议的 arXiv.org 跟踪最新进展，但他们会谨慎对待张贴在 arXiv、却尚未发表的文章。
有些杂志尝试略微不同的同行评议系统。PLOS One 要求审稿人关注稿件的科学质量，不要操心其重要性和影响力—— 哪些文章最重要？科学工作者会在出版后判断。eLife 让审稿人和编辑彼此通讯，最终对稿件做出综合判定，而不是给出多份甚至彼此冲突的报告。
展望未来，应当回顾过去。我们通常以为，自牛顿时代以来，同行评议就是科学的一部分，几乎没有变化。其实，同行评议的历史很短、也很复杂。同行评议还饱受批评。1845 年，审稿人就被认为“充满了嫉妒、怨恨和恶意，一点儿也不宽容。”关于评议无用、充满偏见的说法，历来如此。
起初，同行评议并不是为了发现欺诈、保证科学断言的精确性。Whewell 认为评议会刺激科学讨论，科学社团利用评议避免尴尬。文责自负，与审稿人无关。20世纪才认为，审稿人应该对科学文献的质量负责。到了“冷战”时期，只有经过了同行评议，才有科学合法性。
同行评议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科学实践的需要——科学社团的信誉，科学文献的质量，或者纳税人的信任，同行评议的形式和目标不断变化。如果要改造同行评议制度，科学家们必须考虑：为什么目标服务？两三个评议人的报告，能否实现该目标？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姬扬编译自Melinda Baldwin. Physics Today，201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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