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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腊月十八日，正值大寒时节，还有十几天就要过年了。这一天午时三刻，三声惊雷般的炮响过后，一个名叫汪景祺的文人被斩首，其头颅随即被高高悬挂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通衢大道上示众，这一挂就是十年多。 老实讲，古代皇帝对付文人，辱骂者有之，棒打者有之，凌迟者有之，诛族者有之，但相雍正皇帝胤禛这样对付汪景祺的，极其罕见。那么，汪景祺究竟身犯何罪，究竟如何气炸雍正皇帝，以至于丢了脑袋后还不被放过呢？ 把时间上推七天，也就是当年腊月十一日，大清帝国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年羹尧被赐死。在清廷为年羹尧罗列的九十二条大罪中，第一条是图谋不轨，第二条是大逆不道，第三条就是“见汪景祺《西征随笔》，不行参奏”（《清实录·雍正朝》）。显然，汪景祺的那本名为《西征随笔》的小册子是问题的关键。 但凡文人，都喜欢附庸风雅，舞文弄墨，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流传后世。但是，在“文字狱”极其严酷的雍正朝，那就要加倍小心了，一不留神就会犯皇家之忌，就会身首异处。汪景祺，这个穷酸无耻的屌丝文人，就毁在这本小册子上，严格地说是毁在他那颗为了功名利禄而极尽钻营的颇不安分的心上。 汪景祺是浙江钱塘人，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早年读过不少书，颇有文采，也致力于科举考试，但极为不顺，直到四十三岁时才中了个举人，此后虽混迹于官场角落，但没有背景，无人提携，一直也没混出个名堂来。为了发达，为了功名，汪景祺四处钻营，五十岁时经人举荐结识了川陕总督年羹尧。 此时的年羹尧，既是康熙皇帝的红人，国之重臣，又是雍亲王胤禛的心腹，亲近股肱，且手握重兵，立有战功，雄镇边陲，举足轻重，政治上正处于上升期，前途不可限量。汪景祺万里迢迢到达川陕后，被年羹尧聘为幕僚。 次年，雍正皇帝即位，年羹尧被擢升为抚远大将军，总揽西部一切事务，并于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成功剿灭罗卜藏丹津叛乱，震慑西陲，享誉朝野，加封一等公。年羹尧如日中天，春风得意，连雍正皇帝都不时地夸赞褒奖他，希望能做一对明主良臣的典范。汪景祺近在咫尺，自然少不了吹捧阿谀。 当年五月，汪景祺将几年来在川陕一带所见所闻汇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读书堂西征随笔》，里面记录了很多风土人情和民间趣事，同时也把对年羹尧的吹捧诗文以及对时局、政治的一些看法夹塞了进去。书成后，汪景祺第一时间送给了年羹尧，而恰恰是这本小册子，让他付出了惨痛代价，连命都丢了。 年羹尧最终被赐死了，家也被抄了。汪景祺那本不起眼的小册子，被送到了雍正皇帝面前。看罢此书，雍正皇帝气得咬牙切齿，在书封上作了如此批示：“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能把雍正皇帝气炸了，《西征随笔》里面究竟有什么？除了吹捧年羹尧是“宇宙之第一伟人”“千秋第一人”外，还有几篇涉及政治的言论，一是《功臣不可为》，说什么功臣自古皆没有好下场，“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迟早都要获罪，难逃一死；二是《历代年号论》，说什么“凡有正字者皆非吉兆”，指出“正”字有“一止”之象，并罗列了正隆、正大、至正、正统、正德等年号，阐述历朝历代凡用带“正”字年号者，其国君都没有好下场。 《功臣不可为》篇，很明显是汪景祺在提醒年羹尧，意在何为，汪、年二人心知肚明，估计雍正皇帝也能看出潜存的内涵；《历代年号论》篇，很明显是说“雍正”这个年号不吉利，似有诅咒雍正皇帝之意。单凭这两点，汪景祺就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更何况小册子中还有一首七言绝句，其中一句为“皇帝挥毫不值钱”，蔑视世人眼中英明伟大的康熙皇帝。你说，雍正皇帝能不气急败坏吗？ 不该说的话绝不能说，不该论的事绝不能论，略懂政治的人都懂得。然而，文人在得意之时往往会忘乎所以，汪景祺不但说了，论了，还白纸黑字地写了下来，郑重其事地送给年羹尧珍藏，这不是授人以柄吗？这本《西征随笔》小册子，雍正皇帝不知反复看了几遍，不知咬碎了几颗钢牙，不知砸碎了几张桌几。 处理完年羹尧后，雍正皇帝随即把屠刀伸向了汪景祺，这个摆不上桌面却又罪大恶极的屌丝文人，“妄作《西征随笔》之汪景祺，照大不敬律，拟斩立决。……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应当处以极刑。……着将汪景祺立斩枭示”（《清实录·雍正朝》）。立斩枭示这四个字，在康熙朝时就屡屡见到，即斩首后将头颅悬挂示众，非常残忍血腥。这一年，汪景祺五十四岁。  汪景祺不仅自己折腾丢了命，还累及家人和同族，“其妻、子发遣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之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着革职，发遣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着查出，一一革职。令伊本籍地方官约束，不许出境”（《清实录·雍正朝》）。雍正皇帝对汪景祺的愤恨，由此可见。 此后，汪景祺的脑袋被挂在菜市口，任风吹日晒，任鸟啄雀踩，没人敢劝雍正皇帝放下掩埋。因为汪景祺是浙江人，雍正皇帝还把心中怒火波及整个浙江省的无辜学子，“雍正四年，以浙人……汪景祺著书悖逆，既按治，因停浙江乡、会试”（《清史稿·选举志三》）。什么是文字狱？汪景祺案就是个极典型的例子。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皇帝驾崩，乾隆皇帝即位，万象更新。乾隆元年（1736年）初，左都御史孙国玺大胆上书，“京师为首善之区，菜市口又京师之达道，枯骨中途，髑髅上悬，不惟有碍观瞻，且不便牵车服贾之辐辏，亦有碍商旅行贩之交通”，提出妥善处置菜市口悬挂的汪景祺头颅。 当年三月初六，乾隆皇帝发布谕令，“朕查阅汪景祺等旧案。景祺狂乱悖逆，罪不容诛，但其逆书《西征笔记》乃出游秦省时所作。其兄弟族属，南北远隔，皆不知情。今事已十载有余，……悉予宽宥”（《清实录·乾隆朝》）。至此，汪景祺案尘埃落定，而他那颗恐怕已经腐朽了的头颅才被取下掩埋。（刘秉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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