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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伯鹰:初唐四家虞欧褚薛

 lwg6451 2017-02-20

潘伯鹰:初唐四家虞欧褚薛

智永真草千字文

初唐四家虞欧褚薛潘伯鹰

从中国的碑版上看去,我们以为真正十分成熟的楷书,到唐初才形成而臻极。我们提出虞欧褚薛四家,正是代表这一特点的。

若是远追楷书的根源,则由隶而楷,可以追到汉未魏初。若以个别的书家为代表,则钟繇当然是第一人。在此稍后,有属于孙吴的《衡阳郡太守葛府君碑》,可以说是楷书了。自晋以来直至陈隋,尽管南朝流行简牍,禁止刻碑,尽管北方盛行碑榜,简牍罕传,但楷行笔法都是一致的。不过由于南朝王羲之传法以来,简牍之风盛行罢了。这种字形上的南北小异,直到唐初丰碑巨碣的森立,才又与笔法的一致而一致起来。唐初楷书的碑,无不直传六朝碑版之意,字形严肃而凝重,富于所谓金石气,但同时恣态众多,在凝重之中,含有流美飞扬的风韵。这已经是新时代的新作风了。真正的楷书才合南北为一体而大成了。这是自王羲之传下隶法以后的最大收获。当然,由于唐朝政治的统一才有了这样丰硕收获的条件。在初唐,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便是虞欧褚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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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人。他入唐时,年岁已老了。他祖父虞检,是梁始兴王谘议;父虞荔,是陈太子中庶子,都有重名。他自幼过继叔父虞寄为子,故字伯施。他是一个身体很弱、沉静、寡欲的人。他和他的哥虞世基自小从著名博学的顾野王为师,都极有名,而他的文章学徐陵,更为徐陵本人承认相类。在陈隋两代,他都作过官;但由于刚直,都不得意。及他遇到唐太宗才得到知己的重用。太宗在作秦王时,引他为府参军,转记室,迁太子中舍人。太宗登位,拜他为员外散骑待郎、弘文馆学士。这时,他已很衰老,屡次请辞不许。后来改为秘书监,封永兴县子,贞观八年,进封县公。十二年致仕。他死时年八十一,并受到陪葬昭陵,赠礼部尚书,谥文懿的荣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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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摹兰亭序》

他的性情抗烈,议论持正。太宗问“天变”,他对:“愿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骄。”他又一再谏止陵墓的厚葬。他又不肯奉旨和宫体诗。他又屡谏太宗好猎。太宗称他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日文词,五曰书翰。”可见书法对于他只是一种娱乐的游戏而已。在他死后,太宗说他是“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可为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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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破邪论序》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人。他也是一个由陈入唐的前辈书家。他的祖父是陈大司空欧阳頠。他的父亲欧阳纥是陈广州刺史。欧阳纥以“谋反”诛,因当时尚书令江总,和欧阳纥是好友,就将欧阳询私下收养教育了。他的相貌很丑,但读书极聪明,“博览经史,尤精三史”。他在隋时,官太常博士,唐高祖微时和他是朋支。因此,高祖即位,他就作了“给事中”的贵官了。他并与裴矩、陈叔达共撰《艺文类聚》一百卷。太宗贞观初,历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男,贞观十五年卒,年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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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小楷阴符经》

欧阳询儿子欧阳通,字通师。仪凤中累适中书舍人。垂拱中作到殿中监,赐爵渤海子,天授二年为相。这时是武则天的天下。他反对凤阁舍人张嘉福“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的诌媚主张,被武家权贵证诌诛死,到神龙初才追复官爵。

诸遂良字登善,杭州钱塘人,他的父亲便是在唐太宗文学馆中与虞世南同时为学士的褚亮,因此,虞欧都是他父亲的朋友,他在唐初书家中,年辈较晚。他工于隶书,尤为欧阳询所重。唐太宗有一次对魏徵说:自从虞世南死了,就没有谈书法的人了。魏徵即保荐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入侍书,并将所有购求来的王右军墨迹,叫他览别真伪,一无舛误。因此,他是一个以书法受知于唐太宗的人,然而他并不仅是一个卓越的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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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房梁公碑》

他原来是秦州都督府铠曹参军,贞观十年自秘书郎迁起居郎。贞观十五年迁谏议大夫,并知起居事,不久授太子宾客。十八年拜黄门侍郎、参综朝政。二十年加银青光禄大夫,二十二年拜中书令,二十三年受太宗临终顾命与长孙无忌辅太子登极。太宗叫太子登极的诏草即遂良在御床前受诏起草的。太子即位,是为高宗。永徽元年进封郡公,不久坐事出为同州刺史,三年征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太子宾客。四年进拜右仆射,依旧知政事。六年,因为极谏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贬官潭州都督,显庆二年徒桂州,未几贬爱州。显庆三年死,年六十三。死后二年,并被削官爵,到神龙元年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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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小字阴符经》

由此可知褚遂良生平最大的困厄都是缘于谏止武则天为后而起,也只有在这件事情上方能认识他至死不变的忠贞。

原来,他自以文学与书法的特长与太宗亲近以来,忠于职守,随事进谏,取得太宗的信任。这些详情见之于新旧两唐书他的传中。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他几次谏止太宗攻高丽,一件是高宗为晋王时得立为太子,是他一人面谏太宗的结果。太宗本已允许魏王立为太子,听了他的话,涕泗交下,声明不能立魏王,而即日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与遂良共定策立晋王为太子的。他与高宗的这一段历史是如此的动人。

因此之故,太宗病倒,才召唤他与太子的母舅长孙无忌同受顾命的。太宗一面举霍光、诸葛亮的故事告诉他们两人,一面又告太子说:“无忌、遂良在,国家的事,你不须发愁了。“

太宗便是这样地停止了心房最后的跳动。太子这时痛哭号陶,用两只手抱了褚遂良的颈子。他便和长孙无忌请太子在太宗柩前即位。这样紧张的、刺激的、富于戏剧性的真实历史,永远在他的感情上深刻不忘,也便决定了他终身要尽一个作为顾命大臣的责任。

但高宗即位才六年,便要废皇后王氏,而立武则天为皇后了。这武则天是太宗的才人。高宗迷惑上了他父亲群妾之一的武则天,硬要立为皇后,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宇和褚遂良去决定。当他们未见高宗,他们已知是为了这事。遂良说:无忌是亲母舅,若是说得不投机,便会使皇帝有弃亲之嫌。他又说李勣是元勋,若不投机使皇帝有斥功臣之嫌。他决定由他一人冒死去说。在此看出他在事先已有成仁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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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小楷千字文》

果然,他对高宗说:“皇后出自名家,先朝取娶,伏事先帝无倍妇德。”皇帝不听。他又说:“先帝不豫,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儿好妇,今将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皇后自此未闻有愆,恐不可废。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将愿再三思审!”皇帝不听。他又说:“愚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他最后说到,即使要立皇后也不能立曾经事奉先帝的武则天。他叩头流血,将朝笏放在殿阶上说:“还陛下此笏,乞归田里!”皇帝大怒,叫人把他引出去。这只气得武则天在帐子后面,切齿喊道:“为什么不打杀了这个蛮子!”

当高宗有些动摇,不想立武则天之时,偏偏这个“元勋”的李勣,从紧急中卖友了。他逢迎高宗说:“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样便决定了武则天和褚遂良的生死升沉了。这是一场相当时日的纠纷。当时虽有长孙无忌、来济、韩援等为他申辩,毫无用处。而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索性将这些人一网打尽,说他们造反。长孙无忌最后上吊死了,可怜连作母舅的都不免于皇帝的毒手。

还有一件疑案,使他蒙受了诬罔,不能不再说几句。那便是他“谮杀”刘洎的事。据史书记载,太宗征辽时,叫刘洎辅翼太子。太宗说:“社稷安危之机所寄尤重,卿宜深识我意。”洎答:“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这话语严重而突兀。太宗当时就告诫了刘洎。贞观十九年,太宗回来,路上有病,洎与马周入谒,褚遂良向洎转问太宗起居,后来遂良向太宗“诬奏”刘洎当时说:“圣体患臃极为可忧惧,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太宗病愈,把刘洎叫来一问,刘洎承认只有前的话,没有伊霍的言语,并且引马周作证。太宗问周,周所答与洎不异,但遂良还是执证不已,太宗乃赐洎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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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草书千字文》

这件疑案,史书上的材料不多,因之,我们只能以常识悬断。一则,刘马褚等人皆是太宗亲信。太宗不是个糊涂人,若无证据,不至赐洎自尽。史书有遂良“执证不已”四字可见。二则褚刘交谊甚笃。刘洎曾当太宗面,替遂良辩护,谓皇帝若有过失,即遂良不记,后世史臣亦将记载。若说遂良无良卖友,必置洎于死,那么,仇从何生?遂良的“执证不己”,照现在意义来讲,应该是由于站稳政治立场的出发点。三则刘洎为人是很疏略的,他曾经在玄武门,当着太宗抢御书飞白字,登上御床,为群臣奏言犯法当死,那时,欢欣之中,太宗当然一笑置之。及太宗征辽之时,他说出那样话来,就难免引起英主的雄猜了。加以病中忌讳不好听的言语,刘洎就不免于死了。他的死,应是死于言语不慎,若说他真有伊霍之心,定不然的。

宋苏轼论此事很公平。他说:“余尝考其实,恐刘洎末年偏忿,实有伊霍之语;非谮也。若不然,马周明其无此语,太宗轩诛洎而不问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许李所诬,而史官不能辩也。”

薛稷字嗣通,蒲州汾阴人。他是著名的文家学薛道衡的曾孙。他的外祖就是唐大宗时的名臣魏徵。他的文辞书画,均极精丽。唐睿宗在藩邸时就和他要好,结为亲家。睿宗即位,他有翊赞大功,因此,他被召入宫决事,“恩绝群臣”。他官到黄门侍郎参加机务,又罢为左散骑常侍,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其地位的重要如此。但他喜与人争权,和锺绍京、崔日用斗心机。后来又因太平公主、窦怀贞谋逆案他知道本谋,赐死于万年狱中。杜甫诗中,屡次咏赞他的书画,宋米芾作画史尤其推崇他。

以书法说来,虞欧褚三家都是自立规模自开境界的大家,薛稷则为一个褚遂良的忠实继承者。由于他工隶书,锐精摹仿虞褚真迹而尤近褚遂良,所以他虽不能与褚对峙称雄,却是好的学生。

虞世南的书法,以智永为师。因之他的用笔点画完全承袭了王右车的方法,而显得格外沉厚安详,有韵度。前人以“沉粹”二字赞美他,实在扼要。但实际上,他的笔刀却是异常坚挺,不过不肯露锋芒而已。刘熙载说:“徐季海谓‘欧虞为鹰隼’。欧之为鹰隼易知,虞之为鹰隼难知也。”这正指的是他外柔内刚,不肯露锋芒的本领。世传太宗以他为师,常难于戈法。一日写“戬”(jian)字,空其戈字,世南取笔填满,太宗叫魏徵看,魏说戬字戈法学得很逼真,太宗大为佩服。由此可见他的笔法渊微,黄山谷极赞美他的《道场焊》而不大满意他的《庙堂碑》,后来看到好拓本才佩服了。他的墨迹至今无存。我们看到的只是《庙堂碑》、《破邪论》等拓本。《汝南公主墓铭草》号称他的真迹,但也未有定论。

他的书法境界高,很难学。他的外甥陆柬之从小专门学他。但后世评论以为不及母舅。陆书的《头陀寺》、《急就章》、《兰亭诗》都很有名,近来故宫博物院影印的《陆机文赋》,便是柬之所书。在其中可以看到深厚的兰亭传统,同时也可看出虞陆学王的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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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行书

欧阳询的书法,在《唐书》中他的本传中说得最扼要。本传说“询初效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险劲两字说尽了欧书的特色。但越是险劲的字,越是从平稳中来。写字也好比建筑工程,越是危险的工程,越要建筑得平实坚固,使其每一重点,都在力的重心之中。欧书的险劲,原是从极强的笔力和极平实稳固的结构中来的。我们试细看他传世的碑版,如《化度寺》、《虞恭公碑》、《九成宫醴泉铭》、《皇甫君碑》皆是极紧密极坚固的风格,一笔一画凝重森挺,而互相钩连揖让。在这样极森严的规矩中放出来,自非险劲不可,因为别人无此坚牢的功夫就不敢象他那样冒险,因此别人所认为的“险”,在他的功夫上看来却正是“夷”。本传中所言“尺牍所传人以为法”而在八字很重要,因为这正说明了所谓险劲的字,正是从碑版正书中放肆出来的尺牍体。而在流传真迹中,如梦奠、卜商、张翰等帖也正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小楷书尤其有名,世传他的小楷《九歌》最整齐,草书千字文最有变化,更说明了这相反相成的道理。至于古今来对他的楷书都认为《化度寺》为第一,这自然由于《化度寺碑》含有一种在精整和险劲之外的浑穆高简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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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化度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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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虞恭公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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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兰亭记》

他的用笔渊源,自来论者皆承认“从古隶中出”。他的儿子欧阳通,纯学父亲,而更加强调了隶书中的“批法”。在欧阳通所写的《道因碑》及《泉男生墓志》中,凡字中最后的横画,都成为一种起了锋棱的捺。这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了。一般地说来,欧阳通虽然学父亲,但不曾进到父亲那样高简浑穆的境界,因之其格局较小。明王世贞说:“《道因碑》如病维摩,高格贫士;虽不饶乐,而眉宇间有风霜之气,可重也。”这说明了欧阳通的长处,同时也形容出了他的短处。

褚遂良的楷书,最特殊的一点是隶法的形态所存特多。他的楷书之中许多字几乎仍然是完整的隶书,尤其与《礼器碑》(韩幼)相近,这原是由于他的学书源流如此。古人说他“正行全法右军”,又说“伏膺《告誓》”,黄山谷说他“临右军文赋,豪劲清润”。当然,这是事实。据张彦远所记禁中右军草书有三千纸,每一丈二尺装为一卷,这些都经褚遂良鉴定真伪的。凭这一点,他对右军书法的研究功夫可知了。我们说过,右军运用隶法,写为真行草各体,而不存隶形,遂良则隶形犹在,这是他明白不及右军的地方。但由于他将隶法显著地留在楷书之中,方使后世学者有阶梯从而深入于右军,这又是他承先启后的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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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草书千字文》

即以这种阶梯而论,在他本人的学习上也可看出他的进境。他所写的《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梁公碑》以及《雁塔圣教序》等,按其年代的先后,他的字形变化灼然可知。《孟法师碑》写得早,由于多有虞欧的意思,结字与六朝碑相近,隶形反而不如后来的《房梁公碑》和《圣教序》那么多。这可证明他是在晚年深有悟入有意传下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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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伊阙佛龛碑》

潘伯鹰:初唐四家虞欧褚薛

褚遂良《摹兰亭序》(梁章钜藏本)

在这些晚年写的碑中,真如古人所谓“瑶台青琐、官映春林”(《书断》语),“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唐人书评语),但在这种极整齐华美之中,却是“疏瘦劲炼”(黄伯思语)“一钩一捺有干钧之力”(王世贞语),不仅如此,还另有一种“如得道之士,世不尘不能一毫婴之”(赵子固语)的气度。凡学褚字的人,如若不在这要点上认识他,只在字形的美丽上求取,那必然越学越远的。

薛稷的楷书得到他的十之六七,还有一个魏栖梧也学他得到十之五六,即如锺绍京虽然弱些,也于褚为近,此外,流传唐人的碑志,字形学他的,举不胜举,所以刘熙载说诸是广大教化主。但在褚的系统里,仍要以薛稷为第一。而其所以第一,则由于能得褚的“疏瘦劲炼”之意。

潘伯鹰:初唐四家虞欧褚薛

薛稷《信行禅师碑》

以上仅就楷书方面叙述四家。欣赏的路不妨从这里推进,以旁及于行草。褚遂良尝问虞世南,自己的字何如欧阳询。虞说:“你非好纸好笔不写,他不择纸笔就写,你怎比他?褚听了很以为然。这一点说明了书家精意写字反不如偶然无意的好。这也说明了各人自己的道行。这对于我们欣赏书法,是有深刻意义的。(编辑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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