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52,,从科学走向人文：三种模式的比较

　　从科学是可以走向人文的，但走向的方式在不同的人那里可能是相异的，这里选取西方历史上的3 位著名人物来简要考察从科学走向人文的3种模式（当然不是全部的模式）：“苏格拉底式”、 “帕斯卡尔式”和“爱因斯坦式”。

　　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哲学中曾经发生过从关注自然到关注人自身的转向，亦即从自然哲学到人生哲学或人文哲学的转向，如果把自然哲学看作是科学的前身或胚胎，那么古希腊哲学的这次转向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从（准）科学走向人文的履历，它以普罗泰戈拉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认识论原则为起点，而苏格拉底把这种原则作了普遍的贯彻，真正把关怀、研究和认识人类自己作为哲学的中心主题，并建立起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系统的以人为中心的哲学理论。从个体来说，苏格拉底是这次转向的标志，不仅如此，在他自己身上也经历了一次具有他那个时代特征的从科学走向人文的过程，成为“苏格拉底式”的转向。

　　苏格拉底曾一度致力于对自然的研究，但后来感到对自然的研究劳而无功，得不出任何结果。他曾在狱中这样述说过自己从“科学”到人文的转向经历，“我年轻的时候，曾热切地希望知道那门称为自然研究的哲学，希望知道事物的原因，知道一切东西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产生，为什么消灭。我认为这是一项很高尚的事业。我总是激励自己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动物的生长，真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是热和冷引起发酵的结果吗？我们借以思想的元素究竟是血，是气，还是火？或许根本不是这回事，脑子才是听觉、视觉和嗅觉的原动力，记忆和意见是从这些知觉来的，科学知识是记忆和意见达到平衡状态时的产物吧？后来我又去考察事物的毁坏，还考察了天上和地上的事物，最后才得出结论：我自己是完全没有能力作这种研究的，绝对不行……我已经被这些问题迷惑到两眼昏花的程度，有些东西我原来认为自己和别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现在也看不清了。”

　　在对自然的研究失去“信心”之后，苏格拉底转而对人及人的心灵进行探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广阔的天地，进而把这个天地视为唯一值得研究的对象，这就是丹皮尔在《科学史》中所评价的，苏格拉底“认为心灵是唯一值得研究的对象，并且认为真正的自我不是肉体，而是灵魂和内心生活。这样，由于他的影响，人们的注意力就往往离开了对自然界的考察。”

　　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内心生活最根本的是道德生活，他通过把人的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使得以人为中心的认识原则落到了“实处”。他把哲学认识的目的归结为追求真正的善，使得以自然为中心的本体论哲学转变为以人的善行（正义、美德）为中心的伦理学。对此，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这样证明和评论道：“似乎可以肯定，苏格拉底的主要关怀是在伦理方面而不是在科学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他在《申辩篇》中说过，‘我和物理学的探索是毫无缘分的。’柏拉图最早的一些对话被公认为最近于苏格拉底的，这些对话主要地是从事于探讨伦理学名词的定义。”据克塞封记载，苏格拉底经常以找人谈话的方式宣传他的哲学思想，他不像大多数其他的哲学家那样争论事物的本质是什么，猜测智者称之为世界的那个东西是怎样产生的，天上的每一件事物是由什么必然的规律造成的，而是努力指出，选择这种思考对象的人是愚蠢的。他常常劈头就问他们，是不是自己对人事已经知道得很透彻，所以钻研那样一些沉思的题目，或者质问他们，他们完全不管人事，而对天上的事情加以猜测，是不是认为自己在做本分的工作。进而，他不时讲与人类有关的事情，研究什么是虔诚的和不虔诚的；什么是适宜的和不适宜的；什么是公道的和不公道的；什么是明智的和不明智的；什么是刚毅的，什么是怯懦的；什么是治国之本，什么是一个善于治人者的品质。这样，随着苏格拉底从思考天地奥秘转到探究人的问题，尤其是人的伦理道德问题，他就完成了从（准）科学走向人文的转变。

　　帕斯卡尔，生活于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是从科学走向人文的另一个典范。他横跨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卓越成就，使他对两种文化的特性都有至深的体会，并用自己的独特语汇对它们进行了概括。比如，他认为不仅有笛卡尔所提出的计算、技术理性的逻辑，而且还有另外一种与之不同的逻辑，即心灵的逻辑；理性的逻辑偏重于科学，但不能认识人生和心灵；心灵的逻辑偏重于人自身，关注生命的存在之类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两种精神的区分：几何学精神与敏感性精神。前者是从科学活动中提升出来的。其特点是善于精确的分析，从公理出发并依据它去推演出结论，显示出原理的明晰性和演绎的必然性。敏感性精神则是指敏锐的洞察力和微妙的感受性，是在人文活动尤其是艺术活动中得到体现的，其特点是靠感觉进行判断，靠直感把握事物的本质。

　　帕斯卡尔在他那个时代曾对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39年，但11岁就写出探讨振动体一经触摸就停止发音的声学方面的论文，16岁在数学上提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帕斯卡尔定律，18岁开始设计计算器，制造出了基于齿轮系的转动而进位的加减法计算器，成为机电计算机的前身，可以说对于计算机的发明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以至于今天有一种计算机的程序设计语言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后来，在物理学上，他还讲行过大气压力及真空的实验和研究，证明了地面高度的不同会造成水银柱高度的变化，确立了大气压力的理论和流体静力学的基本规律。

　　帕斯卡尔自幼受到家庭浓郁的宗教气氛的影响，所以在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同时也在宗教的引导下对于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关怀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具有我们今天所说的“深厚的人文情怀”，甚至到后来这种人文情怀胜过了他对科学的兴趣，形成了帕斯卡尔式的从科学到人文的转向。

　　在科学与人文的取向中，帕斯卡尔从来就不赞成他同时代的笛卡尔夸大理性或科学的做法，认为科学有自己的局限，不能取代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我曾经长期从事抽象科学的研究，而在这方面联系的人数之少使我失望。当我开始研究人的时候，我就看出这些抽象科学是不适应于人的，并且我对它们的钻研比起别人对它们的无知来，更会把我引入歧途。”因此他得出结论，用科学的理性来探讨人是软弱和无能为力的。

　　帕斯卡尔的一次特殊人生经历则使他将自己的创造力从此几乎完全转向了人文关怀问题。1654年的一天，31岁的帕斯卡尔乘坐马车遇险，两匹马均坠落并死于巴黎赛纳河中，而他本人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事后的那天晚上，他经历了一场特殊的内心体验；他反复阅读《圣经》的一些段落，进入一种似乎“得道”的痴迷状态，好像看到了上帝，得到了启示，明白了应该去做什么，以及将来将成为什么。此后，帕斯卡尔即入居波一罗雅尔修道院，全身心地追求人生的真理，思考宇宙的终极意义。这时在他的眼中，探讨人的重要性远胜于研究自然，人生的问题比知识的问题更重要，所以他力图探讨人的生命的各个方面，并感慨道：“对于人，没有什么比他自己的状况更为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永恒更能使他惊心动魄的了”，对于“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这些问题，他深感不可能从科学那里找到根本性的答案，而且仅仅通过科学也不可能把握和理解仁爱的心灵，这种对生命的思考，只有突破科学的有限、达到与无限性沟通后，才能获得至深的认识，所以也才有如下对人的究语：“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软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这些认识， 构成了从1655年以后他余生所写成的《致外省人信札》和《思想录》等不朽的著作，其中的思想成为法国人文主义发展的重要一环，使他成为与笛卡尔理性哲学相对应的另一种哲学传统的开创者，其后继者有卢梭、柏格森、萨特等等。

　　爱因斯坦为我们提供了从科学到人文的又一种模式。他终身从事着科学研究，直到晚年，尽管他已经提出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对现代物理学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但他还在科学的最前沿也是最困难的领域——统一场论——不倦探索，他形容自己是在科学这块木板上找到了一个最厚的地方“钻眼”，尽管他知道他的余生可能钻不透这个眼，但对于他来说，“没有统一场论，就没有物理学。如果没有物理学，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走向人文，既不是对科学的放弃，也不是研究重点的转向，而是对科学与人文的内在和谐性的把握，是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人类性责任和使命的深切感受，是为了将科学提升到为人类谋取幸福而避免带来灾难的最崇高的人文关怀所驱使。

　　他所从事的物理学对他从科学走向人文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所有自然科学中，物理学可以说是最容易导向形而上之域的，而爱因斯坦从一接触物理学开始，就对哲学怀有了强烈的兴趣，在伯尔尼专利局工作时，就和一个学习哲学但对物理学很感兴趣的年轻人索洛文经常交往，热烈地讨论物理学和哲学之间的问题。物理学把爱因斯坦引向了宇宙的奥秘，对运动之谜、时间之谜、空间之迷的探索，必然要使他触及到形而上之谜，必然使他的相对论之域与哲学和宗教相接，与对宇宙的无限的、终极性的追问相沟通，也就是与人文的终极关怀相沟通，所以才有他对自然界不可思议的美的赞叹，对创造这个和谐世界的神奇力量的敬畏，以及对“宇宙宗教情感”的推崇，以至于认为，“那些我们认为在科学上有伟大创造成就的人，全都浸染着真正的宗教信念，他们相信我们这个宇宙是完美的，并且是能够使追求知识的理性努力有所感受的。”“我的宗教情感就是对我们的软弱的理性所能达到的不大一部分实在中占优势的那种秩序怀着尊敬的赞赏心情。”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因斯坦从科学走向人文，是他这种有探究形而上之谜头脑的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的必然结果。

　　爱因斯坦从科学走向人文，同时还基于他对科学局限性的把握。科学的局限性既表现在它不可能穷尽对宇宙的认识（“理性用它那个永远完成不了的任务来衡量，当然是微弱的”）：也不能自身决定是否善用于人类。1931年他在对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所作的讲话就鲜明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深厚的人文关怀：“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灾祸。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因斯坦同西拉德等科学家倡导美国研制原子弹，而后目睹了其惨重的后果，由此更加焕发出作为对人类负责的科学家的良心，并日益重视科学活动及其成就对于人的利弊功害，乃至对人类命运的影响。所以爱因斯坦在他的晚年，对世界的和平及人类的正义事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组织了“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向全世界呼吁反对研制氢弹；对一度在美国猖獗的麦卡锡主义他不顾危险，挺身而出，公开痛斥。他这样说，“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又说，“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凡此种种，均表明他是一个具有崇高人文情怀的伟大科学家。

　　从科学走向人文的苏格拉底模式的特点是，科学研究的客观条件尚不具备，智力条件也不那么擅长，尽管作出了主观努力却得不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并且也意识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很可能一事无成，即深感与科学无缘；而人文世界的探究却不受这种条件的限制，它为一心想要探索世界而自知不能解开自然之谜的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也为富有创造力而无法在科学领域里施展的人提供了舞台，我们可以视其为权衡主客观条件之后所作的一种“理性选择”。

　　从科学走向人文的帕斯卡尔模式的特点是，人生的特殊经历可以使在科学研究上极有天赋的人放弃或基本上放弃先前所热衷的事业，转而沉浸于在他看来是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人文探究，这样的转向，对于帕氏个人来说，他从此失去了在科学上作出更大成就的可能，因此他在人文上的建树一定意义上是由在科学上的损失“换”来的，这是一种带有不相容性的选择，或者说是在信念变换的驱使下所作的看似自觉实则不由自主的选择。

　　从科学走向人文的爱因斯坦模式的特点，对科学的至深探索可以将学者的眼光引向形而上的疆域，引向人文关怀的终极问题；而对科学局限性和科学家责任感的双重把握，则使科学家有可能走向对科学的人类性效应的深切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将继续追求更新的科学成就，另一方面则同时致力于发掘其人文意义，实现其积极的人类性价值，这样，科学事业和人文事业在他那里就不是必然冲突，不是二者择一的选择，而是可以统一的事业。

　　从科学走向人文的这三种模式不仅具有个人的意义，而且还有时代的象征性，苏格拉底的转向意味着人类探索世界的历程中人文重心的开创，帕斯卡尔的转向意味对萌芽中的科学主义的反叛，以及科学与人文冲突时代的来临，而爱因斯坦从科学到人文的走向则预示着科学与人文和谐融通的时代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