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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北碑入篆，仪态万方 “稼孙竭半载心力为我集印稿钞诗，搜散弃文字，比于掩骼埋胔，意则厚矣。然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这是赵之谦在好友魏稼孙为其所辑印谱所作的跋语。透过这直爽诙谐的言辞，一方面我们为他能有稼孙这样的知己感到欣慰。赵之谦对于自己的印作并不珍惜，正是由于稼孙先生的多方搜集和妥善收藏，才使后人获观更多的赵氏佳作，可谓功莫大焉。另一方面，这番话也流露出赵之谦对艺事颇为不屑的态度，甚至是与父母之期望相背离的。其近乎气恼的口吻并非调侃，而是发于内心的呐喊。可在中国艺术史上，赵之谦又是极其少有的通才：于书法，精通楷、行、隶、篆；于绘画，擅花卉、人物；于篆刻，更是独辟蹊径、开宗立派的一代巨擘。与历代书家相比，他最大的优势是能在诗、书、画、印等不同领域中，以极为通透的创作感悟将其熔为一炉，使其相互借鉴、生发、激活。这体现出他对于艺术“广而化之”的融会理念和高逸境界。那么，他丰硕的艺术成就与“耻为艺人”之间的矛盾自是耐人寻味。 赵之谦虽只活了短短的56年，但却无疑是晚清最为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他志在“治国安邦”，与科举入仕相比，书画、治印只是生平余事罢了。然而造化弄人，直到四十多岁时，他依然会试落榜，无奈只得捐一县令。此后宦游江西十余载，操劳公事，卒于任上。身为官宦，他的一生是清贫悲凉的，可正是他不屑为之的艺术为其赢得了巨大的身后名。此又为其幸也。赵之谦在书法上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对魏碑创作的深入及拓展。所谓深入，是指在他之前并没有书家主攻魏碑这一书体，包括邓石如、何绍基在内也只是偶有涉猎而已。赵氏则对于龙门造像、云峰刻石、《张猛龙碑》等北朝石刻施以巨力，成就斐然。而他篆书的最大特点即是魏碑元素的成功融入，可称为“拓展”的重要表现。这种全新的创作理念使他成为“邓派”书家群中走得最远的一位。为了更好地了解其篆书的演变历程，本文将分为三个时期进行分析。 1.四十岁前：以邓、吴笔意效“二李”体格 自乾嘉时期以后，习篆渐成风尚。很多书家在学书之初即把篆书作为根基，由《说文解字》入，以求“通六书、谙训诂”。赵之谦早年的篆书受时风影响，在笔法上宗邓、吴两家，兼学李斯、李阳冰，故而在结体上亦近于秦篆。秦刻石由于年代久远，所存世者或漫漶不堪、或摹刻失真，因此赵之谦认为，借鉴本朝名家之笔意来临摹古刻石，才是行之有效的学篆法门。在清代的篆书名家中，他首推邓、吴。这在他的《临峄山刻石册》题跋和《章安杂说》中都有论及：“《峄山刻石》北魏时已佚，今所传郑文宝刻本，拙恶甚。昔人陋为钞史记，非过也。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即用邓法书《峄山》文，比于文宝钞史或少胜耳。”又：“近日能书者，无过吴熙载廷飏，邓完白后一人也。体源北魏而藏其棱厉，出以浑脱，然知者希矣。篆法直接完白，刚健逊之。” 图一 图二 赵氏所临《秦泰山刻石》（见图一）横幅无年款。然临毕正文后，书家在界格中钤印文“赵之谦同治纪元以后作”，可知此作最早书于同治元年（1862），其34岁以后。此行书落款极似何绍基，当作于同治初年，其35岁前后。此作用笔沉雄老辣，以顿挫涩行来表现原作高古的金石气，起笔重、收笔轻，墨色变化自然，苍浑中寓灵动之气，且尤得邓书之刚健，可谓少年老成。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横画起笔处非用“回护”之法，而是先纵向下按，随后再侧锋横拉。这是典型的魏碑笔法。这一特点在其40岁以后的书作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另有《篆隶二体书团扇》（见图二），约书于其40岁左右。篆书部分乃节临李阳冰《城隍庙碑》，线条瘦劲有力，走笔畅达无碍，体势张扬。无论在笔法还是气韵上，此作均具北碑之宏大峭拔气象。其点画之细或许是为了贴近原作规模，其蜿蜒回旋当与吴让之的影响不无关联，但作品中所传达的精神和新意又远远轶出了上述诸家。 来源：《中国书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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